中共虽然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有数天，但引起的热议依旧波涛峰起。外界关注的焦点，是该条例规定“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党员可能被开除出党。在经历过互联网兴起的胡温时代十年间，言论渐进式的自由化早已被网民们习惯。但在2014年10月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及“妄议中央”，这曾引起舆论热议，外界担忧这将引起言论自由的倒退。现在“妄议中央”有罪正式写入党纪条例，说明中共坚持否定“妄议中央”成为一种常态，这更加剧了外界的这种担忧。
禁止“妄议”是集权之表象
无论是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讲的“妄议中央”，还是此次党纪处分条例规定“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党员可能被开除出党，实质都是在言论和思想上对地方官员的约束，其目的是增强中央的权威性。习近平不仅增强中央权威，而且利用小组治国加强中央集权。习近平接任最高领导职位后，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治国小组，最少兼任十余个小组的组长，重新开启了“小组治国模式”。“小组治国模式”是为了绕开了现有的官僚体系实现习近平的个人政治理念，是集权的手段之一。
中共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习近平多次提及政治规矩，政治规矩成为习近平时代的热词，也成为习式执政特色的代表性符号。政治规矩是什么?政治规矩包括遵守党纪、对党员在政治纪律政治言论方面刚性约束等。政治规矩不同于法律，以前并无纸面上的规定，对违反政治规矩的党员也没有固定的处罚标准。习近平强调政治规矩，并处罚违反政治规矩的党员，这是借政治规矩整肃党风，借政治规矩实现中央的集权和权威。
“妄议中央”是集权的最新举措，习近平集权已是事实，问题是集权之后要做什么。是为了能顺利推进反腐事业，还是为了进行中共党内部分人期待的开明的政治体制改革?禁止“妄议中央”是集权的手段和方式，但也能从中窥见集权的目的。实现目的的手段本身就能反映出当事人的倾向性，习近平在集权的过程中禁止“妄议中央”，某种程度上这剥夺异议党员的话语权，而且也否定了言论自由。有观点认为，言论自由是开明的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集权的手段否定言论自由，集权的目的恐怕也不会是包含实现言论自由的开明政治体制改革。
“妄议”二字与言论自由
“妄议中央”由习近平首先提出，此次党纪处分条例中的“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很可能是由习近平亲自过问，从而写入党纪条例之中，有浓厚的习近平个人色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开除出党，隐藏的含义是要求地方干部无条件遵守中央的政府政令，不可对中央的大政方针提出非分的意见，甚至不允许暗中非议大政方针。这样的禁令在改革开放之后极为罕见，这也与中共和习近平本人一贯提倡的党内民主相矛盾。
引起外界热议的，不仅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对党内非议的禁止，还包括“妄议”二字。因为“妄议”不是中性词，有着鲜明的感情色彩，背后透露出对话语权平等的否定，可以引申为对言论自由的否定。议论本来就是观念的碰撞，无所谓对错。但“妄议”是在讨论之前就给议题的对错定性，这意味着中央事先划定了可以议论的范围，大政方针就属于不可议论的范畴，对不可议论的议题私自评价就是妄议，就要承受代价。“妄议中央”写进党规，这实质上是否定党内话语权的平等，可能代表着习近平本人对言论自由的不认同。
但是习近平曾称，共产党要容下尖锐的批评，这番言论虽针对民主党派人士，但也能反映出习并非要实行“一言堂”。一面是容得下尖锐的批评，一面是禁止“妄议中央”，而批评与妄议的区分标准又没有明确的划出，这便让一些人产生混乱，甚至有些人明哲保身不再提意见。习近平在2014年还称，要营造营造宽松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学派充分讨论，这即针对党内知识分子，也针对党外学者。“妄议中央”和营造宽松氛围自相矛盾，这给人以无所适从感。
言论收紧意味着自由派的寒冬？
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论断，“党内混进了走资派”。如今已成现实的是，中共党内也混进了自由派。中共有8800万党员，不乏抱着功利目的加入中共的各色人物，其中就包括信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派。有美国政府背景的媒体《美国之音》曾称，中共党内的自由派藏的很深，在政治风向不对的时候，他们不会表露出与中央不同的思想倾向。但实际上，中共党内如任志强之类的“党内公知”大有人在，主张“宪政”的红二代秦晓就是代表之一，他们不仅厌恶现行体制，而且在言论上表达了出来。
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不可能不知道党内观点的激烈碰撞。中共前段时间发布“七不讲”的通知，现在又把“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开除出党”写入党纪党规，“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党员要从党内除名实际上是对前者的继承。中共党内自由派人物的接连发声，可能造成浸墨之态，动摇中共的信仰基础。习近平上台之初，就曾重提共产主义信仰，后又提出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现在又把“妄议中央开除出党”写入党纪，这一系列的动作有着鲜明的压抑自由派的倾向，中共党内的自由派，或者说党内的激进改革派可能将迎来寒冬。
压制自由派，既是避免苏联的前车之鉴，又将对未来十年产生深刻的影响。习近平曾密切关注苏联解体，他在2013年评价苏联解体时说，“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中纪委常委姚增科是习、王亲信，他曾讲“前苏联共产党允许党员发表异见、成为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中国必须引以为鉴”，这实际上代表了习近平的观点。习近平吸取苏联教训，避免苏联悲剧在中国重演，自然的要压制党内自由派，禁止自由派宣传西方思想。鉴于习近平一系列言论的延续性，以禁止“妄议中央”为代表性举措的压制自由派的政策，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的战略方针已经轮廓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