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之所以拒绝由史迪威担任中国军队统帅，并非是个人私心严重，而是史迪威其人之行径，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史迪威无理拒援陈纳德，致使国军在河南几乎完全没有空中掩护
如《短史记》此前所述，1944年美国政府曾极度粗暴地强迫国民政府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统帅。蒋介石一忍再忍终至忍无可忍，不惜冒与美国决裂单独抗日之风险，誓要将史迪威从中国战场彻底赶走。蒋此种决策背后，既有其本人与史迪威长期以来矛盾积累难以消融的关系，更有对史迪威其人不敢恭维之行径的透彻理解。史迪威来华，名曰支援中国抗战，实则多有破坏中国抗战。
以1944年4月—12月的豫湘桂会战为例。此役被日军称为“一号作战”，乃抗战期间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大的一役。中国损失60余万军队、2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的惨败，固然是因国军在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情报搜集等各方面皆不如日军所致，但如果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不在调拨物资和入缅作战两件事上一意孤行，中国败绩也当不至于此。
史迪威不仅与蒋介石存在矛盾，和他的美军同僚陈纳德同样有着很深的积怨。为防止陈纳德对蒋介石的有力支援，1944年4月12日，史迪威下令禁止陈纳德与蒋介石直接来往，所有与蒋的交涉，必须通过史迪威处转达。这一指令可谓相当蛮横无理，因陈纳德虽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隶属美国军方；但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空军参谋长，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居然不能与蒋直接沟通，岂非奇哉怪也？但为大局计，陈纳德默认了史迪威此项无理指令。
史迪威不但在行政上对陈纳德掣肘，在具体战役中更变本加厉。同样是在4月初，鉴于日军之攻势，陈纳德警告史迪威，“日本地面部队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危险的。”①因此，陈纳德建议将十四航空队的主要任务由守卫轰战机，改为应对日军即将发起的攻势。此前的1943年12月，美国将一批轰炸机部署在中国，以攻击日本本土的重要目标。为保护这批战机，美国军方将陈纳德所属的第十四航空队的一半移防成都。原本给予十四航空队的物资也因此少了2500吨。②故此，陈纳德希望史迪威能够批准其使用已运抵中国的库存油料，以增加其现有飞机的升空作战时间。
陈的要求未能得到史迪威的积极反馈。陈纳德等了一个多月未获史迪威的回复，不得不再次去信催促，指出其库存油料已降至最低限度，急需补充。但史迪威的回答是：除非英帕尔的的情形有所改善，他看不到向陈纳德增加运送供应品的可能性。史迪威告诉陈纳德：“你只得减少你的活动到一个程度。”③
最终蒋介石亦不得不出面请求史迪威。尤其重要的，东南亚战区司令官蒙巴顿支持陈纳德的要求，亦对史迪威施压。但史迪威却写信告诉妻子：根本不想理睬中国和印度的催促，只想留在缅甸丛林与士兵们在一起。史迪威此种行径，除定性为其因个人私怨对蒋介石、陈纳德的报复外，殊不可解。因为陈纳德所要求的油料物资，早已存放在驻华美军的仓库之中，仅需史迪威点头而已。
当史迪威终于同意陈纳德的请求时，日军已结束河南战事。因无第十四航空队的有力支持，中国军队在空战中居于绝对劣势。据日军记述，在河南会战中，“敌机出动共约400架次，我出动飞机共为2700架次，约为敌之7倍。”④获得物资补给的第十四航空队随即投入湖南作战，而史迪威则此时，正要求其好友、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免去陈纳德的职务。
1944年4月28日，蒋介石在白崇禧的陪同下视察广西驻军。
史迪威在缅北一意孤行，用远征军巨大牺牲换来无用的史迪威公路
史迪威并没有因河南沦陷而有所改变。1944年6月，蒋介石两次急召史迪威从缅甸返回重庆，商议军情，史迪威都不为所动。最后迫不得已飞回重庆，也仅停留两天，没有给蒋介石任何协助。
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从未将注意力置于国内战场，他在意的只是如何收复缅甸，洗刷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耻辱。从1942年开始，“两年多以来所有运入云南之租借物资，史迪威均装备了远征军，对于国内部队很少补给，精壮兵员又多补充远征军，国内部队空额多未填补……”⑤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训练的中国驻印军（代号“X部队”）和滇西远征军（代号“Y部队”）20万人，成为中国最精锐的力量。
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被迫同意让X部队、Y部队出兵缅北。至1944年9月，日军威胁桂林美军基地时，蒋介石召见史迪威，要求“将滇西卫立煌部队之主力调回昆明，以备必要时转用于桂林方面。”卫立煌部队即Y部队。史迪威愤怒地回答：“远征军调回昆明，缅甸作战势必陷于崩溃，则前功尽弃，加强桂林防守，应调胡宗南部队出来，让第十八集团军也参加作战。”⑥中国面临日军空前强大的攻势，保卫本土显然是最重要的。如国民政府崩溃，收复缅甸，又有什么意义呢？
豫湘桂战役的结果，国民政府撑了下来，但损失惨重，齐锡生的判断或许是对的，“毫无疑问，假如中国能够把Y部队留在中国本土，则日军‘一号作战’造成的破坏肯定会大幅降低。”以牺牲中国本土为代价，史迪威在缅北取得了重大胜利，只是“北缅之胜利，远不足以抵国内东战场之损失”。⑦
史迪威执意在缅北作战的重要理由是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然而事实是，远征军付出巨大伤亡（X部队伤亡1.8万余人、Y部队伤亡67403人），又历尽千辛修筑好的所谓“史迪威公路”，并未产生多大的作用。其至抗战结束前，运输量最小的1945年2月，为中国输送物资1111吨；运输量最大的1945年5月，也仅仅输送物资8435吨。⑧这与史迪威预计的每月3万吨目标相去甚远。
相比之下，中印空运数量则不断上升，1945年1月输送物资44099吨，6月增加到55387吨。在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7月，一共有91183吨租借法案物资运到中国，其中空运部分为73682吨，输油管为11061吨，而缅北的所谓“史迪威公路”，仅仅提供了5900吨的运量。8万多远征军几乎被白白牺牲。⑨由此可见，史迪威反攻缅北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他要为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惨败负相当之责任。
史迪威公路运输线组成部分。
注释：
①③《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11—312页，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2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第93页；②金光耀：《陈纳德航空队与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河南会战》（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162页；⑤⑥⑦杜建时：《抗日战争时期蒋美勾结与矛盾》，《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8年，第198、199、210页，杜建时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⑧⑨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82—4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