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王稼祥、刘少奇、高岗（从左至右）在莫斯科合影

高岗被调来京且明显在职务上高出其他四位中央局书记。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仅仅说高岗是毛泽东的亲信是远远不够的。其实，调来北京的这五位中央局书记中的邓小平、邓子恢哪一个同毛泽东的渊源、关系比高岗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高岗在东北时期的不俗表现，换句话说就是高岗的“业绩骄人”。“高饶事件”发生以后，高岗成了一个被打入另册的尘封者，他的很多事情都不再被提及，特别是他的一些成绩、贡献更是被湮没到历史的故纸堆中，现在我们就其中比较典型的几段往事做一个介绍，借此勾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高岗的历史形象。毛泽东当初的设想是占据东北作为中共革命稳固的后方，而占据之后的任务则是稳定。这两个的系统工程分别是由林彪、高岗完成的。应该说，毛泽东放手使用林彪、高岗在国共内战中是很有特色、很为成功的大手笔。黄克诚对于林彪在东北时期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人，经过三年，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真实。”（注17：黄克诚着《黄克诚自述》，第377-381页）陈云也说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不必否定。”杨尚昆说：“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打日本，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这里，杨尚昆用了一个“特别”尤其说明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功劳。然而，林彪很快入关，占据东北并非全部目的，根本还是要巩固东北作为前方的有力的支点。在这方面，高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高岗主导东北期间，东北地区的工业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准（1943年）的百分之十以上。而农业生产也与历史最高水准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已经上升到中农，其中一部分即百分之二十还是富裕中农。（注18：《三年来东北工业建设获得伟大成就》，载《东北日报》1952年9月20日；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办公室编《东北农业三年来的恢复与发展》，载《东北日报》1952年9约1日）严济慈后来回忆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1950年4月开始的东北地质勘探是中共建政后地质工作的成绩，作为中国地质学重要的创始人的章鸿钊曾经深情的回顾道：“在中国30余年的地质史上，我就不曾见过这样光荣的一年！”（特注：武衡编《科技战线50年》，第616、66页，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李富春也在有关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工业的恢复与农民余粮的购买，使国家掌握了物质，既有适当力量调剂物价，又有力量来支援关内的需要。”（特注：李富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12月2日）

除了狠抓工农业生产，高岗还在“人”的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斯大林说过：“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也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用“诚招天下士、广揽四方才”来形容高岗在东北的用人政策并不过誉。高岗是中共党内部分比较重视人才、重视技术、重视知识份子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中共占领东北以后，大批干部被抽调入关，东北在人才问题上出现了真空局面，高岗针对这一现状，积极采纳陈云、张闻天的建议，派专人到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识份子，动员一些著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东北工作，高岗本人亲自在党代会上做《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的报告，号召“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鼓励技术人才的脱颖而出。东北各地去还在高岗的督促下陆续兴办各类学校、大学，为人才的培养提供基地。东北局强调东北的干部培养、提拔的原则是“定人定向、成熟一个、提拔一个。”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东北培养了10万余名新生干部投入到生产、建设、管理的第一线，稍后培养出来的8万多名工人干部也成为工业战线不可或缺的骨干。

高岗的用人虽有所偏狭，但在东北时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他不以“山头”为唯一依靠，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像马洪、华明、安子文等人都是在高岗身边工作过并被一点点发现培养起来的。李锐还一度给高岗拉去做秘书。（注19：张明达着《我的回忆》第317-3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对于高岗那些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们，高岗也是不避忌讳，一体任用。例如张闻天，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虽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权柄，到了东北以后做过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又做了中共辽东省委书记，高岗对张闻天很尊重，称他是“翰林”，认为张闻天有学问，有能力，在制定很多重大方针、政策时都请张闻天过目或者起草，高岗甚至还提议张闻天重新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刘少奇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注20：张秀山着《我的85年》第235页；张明远着《我的回忆》，第319页）

凯丰（何克全）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一股激烈地反对毛泽东，遵义会议上极个别维护博古等人的领导干部中就有凯丰。“延安整风”前后，凯丰迅速转向，成为批判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战线的“干将”之一，甚至因此还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成员（该会议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凯丰、王明七人组成），但在1947年以后，凯丰逐渐淡出高层，以后担任了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高岗仍旧对他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论水平。对于在工作中产生了分歧、意见的领导干部，高岗还表现出难得一见的宽容，他和张秀山是多年以来的老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各执一词甚至到了争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张秀山则说：“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争论，在红26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张秀山能够把当年陕北的作风带到东北，至少说明高岗还是能够容忍的，高岗后来还专门对张明远夸奖张秀山政治上很强。也说明高岗并没有把彼此争论问题时持有的态度带到个人看法上。林枫做过刘少奇的秘书，在一大批眼中是典型的“流派”，而且林枫在彭真的去留问题上也与林彪、高岗有着很大的异议，但就是对这个林枫，在高岗行将离开东北时，却嘱咐张明远说：“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注21：张明远着《我的回忆》，第319、320、321页；张秀山着《我的85年》，第249页）过去的一些党史教科书把高岗描绘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内“恶霸”，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他真的是这样一个“恶霸”，又怎样解释毛泽东对他的提拔重用呢？有怎样解释在他领导下的东北地区取得的这些难得的成就呢？

但是，高岗的缺点也一样非常突出，不如说他的生活作风的腐化、个人行为上的专横跋扈以及主观上的文过饰非，有的时候更是听不得反对意见，这些缺陷如果仅仅存在一个普通的干部的身上，其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可高岗不同一般，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共东北中央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所以，这些缺点一旦同实际地位联系起来也就显得非比寻常了。例如对待李德仲的态度就表现出高岗缺乏足够的政治涵养、缺乏应有的政治气度。李德仲，辽宁盖县人。东北大学肄业。1933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定无槁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平山地委、平西地委书记，热河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松江省委副书记，吉林省委代理书记。中共建政后，历任煤炭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中共平凉地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委员、副秘书长。同时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抗日战争前，他做中共北方局的交通员，单身一人跑遍了平西、太行一带，独立恢复和创建了河北省17个县的中共组织。1937年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吴德介绍李德仲时，全场都震惊了，因为李德仲的出色工作，使得中央决定把原定的白区中共党组织“百分之百的损失”的提法改为“基本损失”，吴德绘制的李德仲恢复、创建中共组织的草图至今保留在有关部门。抗战爆发后，李德仲为了抢运中共北方局档案，不惜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给周恩来、李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李德仲任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他在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时非常得力，连李立三都称赞他“政策水平高”。（注22：尹西林着《周总理智救李德仲》载《纵横》2005年第三期，第9页）

据张秀山回忆，萧华他们刚到南满时兵力不足四万，就是在松江省委的大力支援下，兵员先后得到强有力的补充，罗荣桓给李德仲下了一个再度扩充五万人的目标，当时松江省已经供给了东北大军三万人的兵员，但李德仲后来还是超额完成了任务。1946年至1948年，松江省共扩军12.7万人，补充主力部队就有8.7万之多，这在一个仅有210万人口的松江省是非常难得的，这也凸显了李德仲其人的非凡能力。（注23：“张秀山着《我的85年》，第217页）高岗对这样的干部当然高看一眼，李德仲比较年轻，是东北局的重要储备干部之一，高、李关系自然很融洽。但是，李德仲这个人有个特点，那就是耿直。高岗同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刘锡五关系不睦，高岗一怒之下准备把刘锡五调走，李德仲出于公心前去劝阻高岗不要调走刘锡五，谈话中，李德仲的几句“逆耳忠言”刺激了高岗，惹得高岗当场大怒。此后，刘锡五调走，李德仲代理吉林省委书记。“三反运动”时，吉林省省长周持衡因贪污公款被撤职，李德仲向中央检讨省委的失误，高岗借此建议中央对李德仲“应长期降职降级使用”，李德仲不久就被打发到抚顺某煤矿担任矿长。

“高饶事件”发生以后，李德仲并没有因为高岗整过他而落井下石，仍旧以德报怨。像李德仲这种德才兼备的干部尽管偶尔有不顺耳的声音，作为代表中央、统帅一方的大区负责人高岗也应该加以理解、包容，这是作为高级领导人起码的认知，但高岗却“问过则怒”，动用组织手段狠整李德仲。中共建政后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李之琏在高岗手下工作时对东北局内部刊物《工作通讯》的突然停发发表了一点个人看法，说看不到这本“通讯”有点“被堵嘴”的感觉。这件事让高岗知道了，高发了大脾气，冲着李之琏喊道：“是对我的路线有意见吗？你说谁堵你的嘴？”后经李之琏解释后高岗才算平息怒火。（注25杨立着《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第45、46页）李之琏其人在中共建政后丁玲等人遭难时挺身而出直言不讳以致于遭到周扬等人的报复打击，拨乱反正时期，李之琏为大批冤假错案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一个比较正直的领导干部，作家孙犁晚年专门有过回忆李之琏的文章。其实，像李德仲、李之琏这些人，他们言语中虽然有点“刺”，可都是无私心，从工作角度出发，却都没有得到高岗的正确对待，联系到我们在本书第三章提及的高岗迫害黄子文的事情，可以发现高岗的器局是比较狭隘的。难怪毛泽东与罗荣桓私下谈及高岗的为人时，毛泽东说：“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注26：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76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更主要的是高岗个人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政治角色的更替而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高岗进京以后同刘少奇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从“批薄射刘”一直发展到“拥林反刘”。如果单纯的把高岗、刘少奇之间的龃龉看作是高岗的“野心”所致，那就是过于简单的理解这一段中共党史了，也就是过于简单的看待中共建政初期的毛泽东的思考了。

对于如何尽快把中国从百废待兴的沼泽中拉出来，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本人心中并无定见。或可说他对经济建设的这一套本来就不怎么懂得，在他第一次出访苏联时，连斯大林都看出来了。斯大林曾对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人说过：“毛这个人搞军事斗争比较有本事，但我和他谈了几次话，发现他对经济领域的问题并不在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很担忧的是中共能不能在这个人的领导下建设好一块和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也许我的担忧是没有意义的。”（注27：米·安·苏斯洛夫着《苏斯洛夫工作笔记》，第55页，俄罗斯驻美大使馆提供，徐逊翻译）毛泽东对这点也不是没有认识。1957年3月22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他说：“我们的长处使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注28：吴江着《文化大革命由来》，1976年上半年稿，载《中国社会主义新路向》，第162页，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3月初版）第一次庐山会议开会前，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承认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毛泽东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年纪大了。（特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5页）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更进一步承认：“那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但是，当1966年2月，中央决定印发这个谈话下发给全党阅读时，毛泽东决定删除“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这与1966年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注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着《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203页）相比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胸中无数”，刘少奇则做了很多的必要的研究，提出了即便是在今天仍旧没有“过时”的理论探索。刘少奇在中共建政前后就明确提出“经济建设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具体他提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叫做“民主化和工业化”，他特别强调说：“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在刘少奇勾画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注意事项包括严格把握国民经济计划的限度、必须用经济的方法管理国民经济、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注30：庞松着《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载《中共但是资料》总第75辑，第93-98页）事实上，刘少奇的这一总体观点后来也得到了邓小平、张闻天等的回应，并在多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可是，这一貌似超前实则务实的纲领性思路尤其是重视市场关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调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重要内容，却遭到了否定甚至批判，刘少奇在天津的著名“讲话”也给扣上了“支持剥削、盘活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带有“极左”标签的帽子，成为后来打到刘少奇的部分口实。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的这些想法、构思、思想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赞同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把刘少奇的经济建设思路同中国的社会实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而是始终处在摇摆不定，忽而支持、忽而反对的怪圈中。比如刘少奇反对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急躁情绪，反对过早的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毛泽东也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但实际上，毛泽东中共建政后不久就把这个正确看法自我否定了，搞出一个“穷过渡”出来。而刘少奇虽然暂时可以说是勉强的跟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可他始终没有忘怀自己总结的那一套办法，而且时有流露，这就给毛泽东一个“不合拍、不协调”的印象。赵家梁（高岗、贾拓夫、李富春的秘书，曾任国家计委长期计划综合局副局长）回忆说：“毛主席认为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不合格的想法，不是在1964年，也不是在1962年，还要早。从认识上、工作上存在的不同意见，到对一个人整个的看法，不是短时间的，有个认识过程。……毛主席不只一次讲过，听说，有人不愿意走，不想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们要推他、拉他，帮他，实在不行，就让他挪挪位置。这句话很重。这个话主席公开讲，知道这个情况的人不少。少奇同志在主席的心目中，从不合拍、不协调，到对他不满、有看法，怀疑他的品质，够不够接班人的问题，这件事有一个发展过程。1953年是比较明显的一段。”（注31：赵家梁口述《参加起草大会报告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以往的一些党史教科书以及一些传统说法总是喜欢在毛、刘之如何建设或者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总方向上做文章，他们认为是这样的分歧导致毛、刘的最终分手，这种皮相之谈除开为尊者讳的背景外，就是很少查考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后对整体政治格局特别是中央人事布局上的重要考量。我们已经说过，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自己并无定见，因为直到邓小平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毛泽东本人无法直接清楚地判定哪一种行为是建设社会主义，哪一种行为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林彪后来被毛泽东拉上“神坛”，许以“接班人”，可就在1959年以后，就在林彪极力吹捧毛泽东，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遮羞之际，居然赞成“包产到户”，这是与毛泽东里路完全相背离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重用。（见陈云《我对林彪的揭发》，1971年10月8日）所以，毛、刘的分歧乃至决裂的本初缘由并非来自于彼此建设国家的经济思路上的不谐之音，而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总体制衡的角度，认为刘少奇及其追随者的势力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所致，毛泽东多次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都是目”，这个所谓的“阶级斗争”说到底就是政治利益的整体分配。现在一些研究者谈及毛泽东晚年的几次重大政治决策即达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原因，都羞于谈论“政治斗争”这一本源话题。这是比较滑稽的一种现象。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考虑的问题首先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政治家搞“政治斗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政治斗争主要体现在就在“权力”的归属上。就毛泽东自己来说，他生前从不讳言“权力斗争”的话题，最能代表毛泽东晚年意志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旗帜鲜明第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属于“创业垂统”的“开山鼻祖”，他统帅的各路诸侯成分复杂、山头纷繁，内中不乏坐拥一方的骄兵悍将。毛泽东如何将他们纳入正轨做到如臂使指，既要有目标上的感召，也须有手段上的高超，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善于掺杂中国传统的“南面之术”，其“恩威并用”的手段也远在以往的中共领导人之上。这就使得毛泽东比起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更能获得党内的尊崇与服从。如果讳言毛泽东在政治斗争、权力斗争中的手腕、手段，那就无法完整地解读毛泽东。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擅长平衡各方势力、派别的消长，才会在他的统治时期彻底形成中共的“政治特色”，用胡乔木的话说就是“勉强的维持了党的统一”（注32：《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9月21日）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便开始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所采取的打压行为，也是在毛泽东政治制衡的总体态势下的必然结果。至于说到毛、刘包括高岗在合作社、天津讲话、新税制、工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计较，不过是这一制衡思想长河中泛起的几朵重要的涟漪而已。假如我们把目光再放的远一点，看看刘少奇身后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文革”时期短短四五年间或毁灭、或病故、或倒台、或遭谴责的下场，就不难发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毛泽东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太阿倒持”的现象。晚年的毛泽东曾对康生说过这样一番话，算是部分地道出了他的某段心曲：“我这个人在重大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什么叫重大原则？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啊、社会主义啊，等等，都是言不及义、隔靴搔痒，两个字，就是权力，一个权，一个力，有权还要有力。别小看这两个字，当初陈独秀听了古比雪夫的那套洋玩意，我们就丢了半壁河山。……同党外的敌人斗要靠权力，同党内的这些人斗也要靠权力，你们不敢说，我是不怕讲这些的。……中国这么大，中国党这么多灾多难，没有一个头是不行的，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外国人批评我搞掉林彪，说我反复无常，说我出尔反尔，他们知道些什么？……革命就有个领导权的问题，林彪他们所争的也就是这个，权力放在谁的手里的问题，列宁不是说了嘛，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历史从来都是如此。中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么一个‘一穷二白’的样子，这么多人，如果都上来说了算，能行吗？一天就垮台！这是中国的实际……革命的印把子、刀把子是要掌握在自己人的手中的……将来你们上了台，也要这么搞，不这么搞就要垮台，十个有十个垮台。”（注33：毛泽东与康生的谈话记录，1971年11月22日）从毛泽东的这段谈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了1952年以后逐步削夺刘少奇权力的一些重要步骤的原曲了。

高岗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谈不上好，可也说不上坏。高岗初到东北局搭班子的时候，有人指责高岗是把原来的“西北局”搬到了东北局，形容高岗搞自己的“西北帮”，这时候还是刘少奇站了出来给高岗辩白，刘少奇告诉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柏村：“东北局的干部都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拉去的。”并请陈柏村转告高岗，不要因此背包袱。（注34：张明远着《我的回忆》，第320页）因为刘少奇在关键时刻给解围的事情，高岗后来还在东北局的干部中说刘少奇这个人“比较公道”。但是，高岗与彭真的关系则比较紧张，这一方面是他同彭真的个人恩怨，另一方面则是高岗对白区的干部的整体印象问题。中共组织内部根据地出身的干部即“苏区”干部往往对“白区”干部抱有一定的成见，这些成见并非都是空穴来风，主要是因为一批“白区”干部的确眼高手低、刚愎自用，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以蛮干、冒险着称。特别是高岗自己亲身接触的“白区”干部留给他的印象更加糟糕，朱理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朱理治领导的陕北“肃反”几乎要了高岗的性命，也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片立足之地。而朱理治是搞学运出身的，这点与彭真、薄一波非常相似，而且朱理治和彭真、薄一波一样都有被捕的经历，虽说后来是给党组织营救出来的，可党内的一些“苏区”干部对于他们这些人的出狱背景都深感怀疑，例如陈赓就曾反对薄一波进入中央委员会。高岗在延安整风期间亲眼目睹了彭真领导中央党校“整风”的全过程，对于其推行的那一套比较“左”的作法非常不满，加之林彪的两次重要的谈话，让高岗对彭真产生了很大的反感。认定彭真就是“朱理治之流”，以后在东北局工作期间，高岗不遗余力第支持林彪反对彭真也是由此来。彭真离开东北局以后，林彪、高岗主持东北的全面工作，林彪入关前曾同高岗有过一次谈话，林彪交代说：“彭真的历史问题要搞一个结论出来，他在东北局不执行毛主席的决定，不执行中央的决定，给党的工作带来的重大危害是不能回避的，必须要说清楚。”（注35：高岗给毛泽东的信，1952年1月23日）按照林彪走前的布置，高岗很快腾出手来搞了一个“决议”性质的东西出台，这就是1949年4月20日在他主持下召开的东北局高干会议上通过的《高岗同志关于辽东历史问题的结论》，该结论大批彭真，说彭真“给与党的危害很大”。这一结论上报中共中央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表示任何不同看法。而这份材料中的批判彭真的部分内容后来也没有因为高岗的垮台而失去其效力，到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再度翻了出来，成为射向彭真的若干炮弹中的一枚。“批彭（彭真）”只是拉开“批刘（刘少奇）”的一个序幕。接下来，高岗的炮口对准了刘少奇。当然，这并非高岗的主意，因为如果没有更为深刻的背景，高岗是决然不敢轻易把矛头指向从1943年3月20日就被中共中央明确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的。

刘少奇、高岗的首轮交锋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时就开始了。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到天津视察工作，期间召集了部分资本家进行座谈，会上，刘少奇说：“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着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刘少奇所谈及的问题是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其特殊的历史涵义。事实上，列宁当初搞的“新经济政策”同样也是照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社会主义不等于纯而又纯的“政治真空”，对于那种用所谓“革命”的名义来强调“一枝独秀”的“极左”做法，毛泽东早就有过批评，毛泽东说：“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有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错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份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注36：杨尚昆着《杨尚昆回忆录》，第70页）对照毛泽东的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再来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此刻的毛泽东已经不再准备坚持他当初的这份正确的假话的内容了。

刘少奇还对东北地区用“极左”的面孔粗暴对待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件事的起因是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的一封来信引起的。邹大鹏（1907-1967），辽阳县首山镇后三块石村人。1936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处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长春特别市市长、中共中央社会部秘书长。中共建政后，历任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对外友协副会长。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在了解到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内容以后，有感而发地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邹大鹏的信中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收到信后，认为应该有必要发一个通知，让所有的中央局都认真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经毛泽东修改、批准，这封电报于1949年5月31日发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同年8月28日，刘少奇访苏归来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再度婉转地提出东北局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做法是需要检查的，同时，刘少奇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高岗没有发表于刘少奇观点不同的看法。然而，时隔不久，高岗经人指点，把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转呈给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早在1948年初，东北的北满地区出现了一部分有当地群众自发组成的诸如“合伙组”、“四四二合作社”等农业联合组织，这一形式受到了当时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林彪、高岗的反对。1948年10月，东北局将其定性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责令立即解散。次年年初，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委员会负责人魏震五（后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做了些实际调查，发现情况与林彪、高岗等人职责的不完全一样，这种群众自发的农业合作组织在春耕生产中还具有一定的优越性。魏震五反馈回来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当东北地区农业经济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很多中农不再热衷大搞农业合作组织而希望单干时，高岗去在1949年12月的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农业工作会议上强调“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并且还就党员雇佣劳工表示明确的反对。“党员雇工”这一问题就此引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刘少奇随后也被卷了进来。刘少奇对于“雇工单干”有着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意见，他或：“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工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工，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再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中共中央组织部按照刘少奇的口径给东北局的有关指示中也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中组部的讲话、批示被高岗通过陈伯达转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怒形于色，但没有急于表态。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鉴于老区的互助合作呈现涣散状态，担心出现两极分化，向中央华北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区互助合作再行提高一步的意见，即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以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村的私有基础。针对山西省委的“过左”和急于求成的意见，华北局多次说服无效，只好请刘少奇出面干预。为教育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上加上了一段批语，刘少奇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可是不久，毛泽东却单独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1951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主持起草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原本将农业合作组织定义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的高岗忽然对此热衷起来，他先于中央一步搞出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于10月14日上报毛泽东。高岗在报告中提出：“对农村合作互助运动要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这里的关键是对合作互助组领导的实际成效如何，即是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各类形式的合作互助组要做出比较优良的成绩，来积极动员与吸引单干的农户自愿加入各种类型的合作互助组，但必须强调自愿，不能对单干农户有任何强迫和歧视。对单干户在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同样要帮助他们解决。人民政府应从各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待，特别是在农具、技术指导与供销方面。”毛泽东收到立刻表示赞同，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高岗的报告转发给中央局、省市党委、中央各部门以及中央政府各党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