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什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

毛泽东邀请王光美游泳始于1954年，盛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王光美访谈录》回忆，“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学的，所以后来毛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拒绝……”

毛曾当面挖苦谭震林：“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着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

在党内权力斗争中，他和那些一线人物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诱着你一步步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权经。彭真以为他明白了毛如何搞文革的问题，所以他立即向上海打招呼，说“二月提纲”常委讨论过了，毛主席同意了，今后不要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但是彭真吃亏在于他在明处，毛在暗处。他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在1965年初亲自安排的。这件事的执行人是他最信任的江青。

为打倒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复《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及附件，将此前已定性的“自首出狱”重新定性“自首叛变”，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至全国，各地旋即刮风“揪叛徒”，从北京到省市地县成立各级专案组，大揪叛徒。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3，178，470)，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解密了，暴露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原来当年划的“...

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还不到8个月，在1962年9月份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变被动为主动，一举夺回了话语权，也就是对党的主导权，重新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并且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搞经济建设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刘少奇（右）堪称“头号帮凶”，是他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顶峰。（网络图片） 退休后常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约五七难友找个可坐的地方如绿化带的石阶上或残留的树墩，席地盘腿聊聊天叙叙旧。大家虽大难不死但也没有后福，常有人背地里听...

他决定转向学术研究，从旧书堆中悉心搜购到很多难得的资料，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他想以汉朝秉笔直书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榜样，又追念他年轻时的恋人璐，便改名为司马璐。他在香港自办了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毛泽东仓促决定召开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原以为凭籍他个人的威望完全可以轻易解决刘邓派工作组的问题，不料一开始便在8月5日的会议上遭到历来谦恭的刘少奇的公开顶撞，而政治局中的大多数人却保持沉默。为此，他急需有力的支持和一位超级打手为他压阵，他便想到了林彪。8月6日晚上，毛临时决定“让机要秘书通知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当晚乘飞机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重要原因。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可谓穷尽一切权谋和手段。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竟亲自唆使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刘少奇前妻王前所生）出来检举揭发自已的父亲。蛇蝎之心，令人不寒而栗！

毛恨透了赫鲁晓夫，所以他对刘少奇会痛下杀手，因为他心中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不管刘少奇表示出多么忠于他，他是一丝一毫也不相信的，他恐怕也知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赫鲁晓夫也是好话说尽的。更何况刘少奇已经在一些地方表露出对他的不满。有意思的是赫鲁晓夫看文革，也把它看成毛式斯大林主义的疯狂。

汉文明是一个重“史”的文明，史学很发达，史书的记载相当齐全。凡历史上发生过而当时的人们认为子孙后代应该知道并记住的事情，不管好坏，都可以在史书上找到文字记载。中国人说“人在做，天在看”，其实天是抽象的，似有似无，“史”却是实实在在的，白纸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