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谈到他在军队的同学在做生意时，纪登奎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本文摘自第184期《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作者纪坡民，原题为《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1973年，纪登奎出席中共十大
父亲谈起他辞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军职，情况却有所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挨了批，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党政职务，是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也就是说，是一年多以后的事。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父亲就去找小平同志，要求辞去他在北京军区担任的军职。
父亲说，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要挽留他。大概一方面是他和小平同志几年来一直相处得关系不错；一方面也有小平同志对匈牙利卡达尔的高级顾问讲过那段话的因素。但是，父亲坚决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小平同志也就同意他的辞职请求了。
当我问他为什么坚决要求立即辞去军职时，父亲说：“我在中央、也在军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能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接着他讲了小平同志的一段往事：
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1975年的夏秋就揭开了序幕。开始，是刘冰告迟群、谢静宜的状的事，还有毛主席“评水浒”的事；后来，又是主席叫毛远新上政治局会议反映社会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事。
小平同志正在忙着搞整顿，先是铁路、再是钢铁，而后军队，接着是文艺、农业等，各条战线全面铺开；小平还说：各项整顿，最重要的是党的整顿。让父亲去搞试点，准备起草整党的文件。小平同志大概觉得，整顿是大事，迟群、谢静宜、毛远新说的那些事，只是些毛孩子的鸡毛蒜皮。小平同志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回来以后说：没有什么事，主席还是信任我的。
可是，后来风头越来越不对了，主席指示要“帮助”小平同志，接着又指派了八个人专门开会批评小平同志，叫“八人批邓”会，父亲也在“八人”之列。过了年，周总理去世，华国锋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全党传达布署批邓。事情越搞越升级，一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毛主席把小平同志撤了职。
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可小平同志辞去军职的情况，一般人不太了解。父亲说：“八人批邓”开始后，小平同志的头脑，从热呼呼的“整顿”里冷静下来了，经过一段思考，邓小平清楚地判断：主席不信任他了。于是小平向主席提出辞去总参谋长的军职。毛主席随即同意了小平辞去军职的请求，但仍然让小平负责分管外交工作。小平同志辞去军职，是1975年底的事，比他被正式撤销党政职务，要早三四个月。
我自然不懂这些事，就问父亲：“军队的职务就那么敏感吗？”
父亲说：“掌握军权和当个文官的情况，当然不一样。掌握军权，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也不一样。”
这我就更不懂了，问：“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有什么不一样的？”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讲了吴忠同志的一段故事：
“文革”期间，吴忠同志任北京卫戊区司令。这自然是一个要害岗位的关键角色，如果用人不当，在“文革”那样的情况下，危害是很大的。在同林彪、“四人帮”集团斗争的关键时刻，吴忠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毛主席称赞他：“吴忠有忠”。
中央清理“文革”的错误，吴忠同志也受到审查，用那个时候的语言，叫“说清楚”。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东线进展不顺利，许世友急得心脏病也犯了，就回来搬兵，找吴忠接替指挥。吴忠当时在广州军区任付司令，因为受审查还没有“说清楚”，在家中赋闲，正在喂鸡。
吴忠说：“让我上前线没问题，可是我还没有‘说清楚’哩！”
许世友说：“什么‘说清楚’不‘说清楚’，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打了胜仗回来，不管什么问题，统统一笔勾销，就都‘说清楚’了！我给你打保票，到时候再‘说不清楚’，你来找我。”
从父亲讲吴忠的故事里，我明白了：在战争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受到怀疑的话，他可以用打胜仗立战功和效命沙场以死报国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和平时期自然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总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就去挑起战争吧？这个道理是一目了然的。
有一次我向父亲介绍看过的一本书：苏联的政权结构，主要是三种力量，党、军队和克格勃。父亲评论说：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我们的政权，主要是党。不过实际上，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比重也不小。有一条，我们还不如苏联，苏联军队的政治影响力，还主要在中央；我们的情况，军队在地方上也乱搅和，搞得党政部门过不成日子。文化革命，三支两军，把事情搞坏了。
我问父亲：文化革命时你在军队任职，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吗？
父亲说：当然有。三支两军的干部，又在军队任职，又在地方掌权，弄得谁也管不了他。北京军区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比较彻底：要么回部队，要留地方的，脱军装。不能一手握着枪杆子，一手又在地方党政部门抓权。
有一次，我谈到我在军队的同学也在做生意时，父亲说：这是小平决定的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搞经济，做生意，改革开放。这个事情，党内有阻力，如果军队再反对，事情就更难办了，就可能搞不起来。现在的办法，是把军队也拉下水，一块搞。这可以使改革开放减少阻力。小平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办法的危害，可军队的事，小平也是难哪。
又提到他辞去军职的事情时，父亲说：这其实并不一定是你要怎么样，象林彪一样，想搞什么图谋不轨的事情；你的部下，对你的人品、水平和能力看法会有不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拥护你的人，也可能是想由此得到升迁，而反对你的人，则可能想由取代而得到升迁；如果他们有些人头脑发热、鲁莽行事，军人是拿枪的，万一搞出什么乱子来，还不是要算到你的头上。华国锋就是不知道这种事情的厉害，后来搞出来个“三炮团事件”，如果那种事情闹大了，只会加重对他的处理。9·13事件有偶然性，如果林彪的事情不是那样的结果，而是跑到广州，搞成南北割据的局面，打起内战来，那国家可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呢……。
父亲对我们说话，一向挺正统的，可是听这个话，还有点明哲保身的意思了。父亲谈起话来，时常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可是，他似乎不愿意对我多说这些事了。他以平日不多见的低沉的口气、而且一字一顿地说：“和－平－时－代，……军权，那是玩火！”
父亲说这句话时的口气和表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父亲的话里，我悟出的道理是：在和平时期，掌握军权的人，如果他政治上的清白和忠诚已经不被信任、受到怀疑、而且陷入政治是非的旋涡，而他还要贪恋权位、要为此搞点什么名堂、甚至不择手段的话，那是十分危险的。父亲说的“那是玩火”，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处于政治逆境，他能够为自己表明心迹的唯一方法，就是辞去军职。
对父亲当年的明智选择，我感到庆幸，也为他骄傲。宦海沉浮、世态炎凉、门前冷落之类的人情之常，又算得了什么！以国家民族的安危为重，自己和家人也得以免祸，要重要的多。这种事情，倒往往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呢。
父亲谈的这些政坛往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是当年那种严峻而狂热的时代了。不过，我们的先辈历来有“资治通鉴”的优秀史学传统，在我们国家关于政治生活的法制建设还有待完备、尚未纳入现代国家的正常轨道之前，这些往事，也许还会有点借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