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学良此人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比如易帜,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张学良坐拥20万东北军,飞机、战车、火炮齐备,面对日本1万多关东军的侵略,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作者张鸣,原题为《张作霖父子头上的光环》。
大节有亏的张学良
张学良算是个民国史上的头面人物,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他辜负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出人意料地发动兵变,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裕生活,过早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兴之所至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大个大的。
此人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10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20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灵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蒋介石要求他抵抗,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等,但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他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人称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委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中共建政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在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介石又何必要张学良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中共眼里的英雄,所以中共建政后,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是非常不堪的作为,似乎都可以被原谅。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里面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别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几乎一点好功绩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大陆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