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康生称病内情有没有其他玄机？
康生注定是一个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谁让他从进入中共领导层后，就长期从事领导特科、情报、锄奸、安全、审干方面的工作!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已众所周知，勿庸多言。
但，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便不太在公开场合露面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虽坐着轮椅出了一下面，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之一，但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基本没有他指手划脚的痕迹了，直至1975年12月去世。
“文革”十年，康生在中途却似乎歇了下来。
现在资料都说，那是因他病重所致，无法再在政治舞台上演“党阀”主角了。
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委书记之一的刘俊秀有一个多少多少“想不到”的讲话，被揭露出来，并遭批判。其诸多“想不到”之中就有一条：“想不到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老会从此甩手不干!”
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令陈伯达倒台的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
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似乎揭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康生在“文革”后期主动隐退，并非全是疾病所致，而有可能与陈伯达的倒台有关。当然，不是他康生本人受陈伯达问题牵连，因为，在中共“十大”上他仍任要职。
也许，是他对毛泽东将他为数不多的“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这一做法很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的。
但，这个观点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佐证，而仅仅有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
不过，刘俊秀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他说的东西应该不会全是空穴来风。
另外，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显然比与陈伯达的关系要深一些。
自在延安时，康生在毛泽东与王明的较量中，就敏锐地不再支持王，而坚决转到毛的这一边起，康生就成了毛泽东的一员能干与甚至可以推心置腹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当年，江青就是由康生出力撮合给毛的，并且在其他政治局同志不赞成此桩婚事时，康生则极力支持了毛)，而康生的工作性质，更使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康生比毛泽东还小五岁，但毛泽东在文革时的公开场合下，有时都称之为“康老”。可见二人关系的特殊。
陈伯达那个书呆子做做事可以，但他一直就不可能与毛泽东建立象康生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批陈的庐山会议的大字报中气愤地说：“我与他(指陈伯达)共事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很好地配合过!”
因而，陈伯达触犯了毛泽东，毛当然就会极为不满，但康生若在毛面前耍一点小脾气，毛泽东则可能会以大度之态处置对待。康生在毛泽东面前似乎有这个本钱。
七、林彪事件
林彪问题是“文革”中最令人震惊、至今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大事件。
这些令老百姓们疑惑不解的问题，大致有：
1、像林彪那样一个已身患重病怪病而大部份时间只能坐在黑房间里的人，一个连文件都不想看，而只能勉强让秘书先读给他听听而已的人，一个甚至要在颠簸不停的汽车里才能睡着觉的人，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五一”晚会上连稍坐久点时间都不舒服而要离开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对生活都没有多少兴致了的人，会不会还能对高层权力有着疯子一样的欲望?
2、林彪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证椐，如果，排开那些只有工作职责联系上的关系、矛盾，而不是用现在的观点来推断的事，还有些什么可以更有力可以说服人的证椐呢?
在有关林彪罪证的材料中，除了那些描摹古人话语如“克已复礼”之类的条幅外，还有两样东西被列为重要证椐：
一张林彪亲笔写的手令，内容是“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
还有一张则是从黄永胜处缴获的纸条，内容是“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几个字。
“宇驰”即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立果”则是林彪的儿子，时年27岁，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至于这孤零一张“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的字条，究竟要办的是什么事?是不是就肯定就如罪证材料中所说的“搞政变”的命令?
而那“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的纸条，可以理解为黄永胜准备执行林彪的“一号命令”。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那所谓“一号命令”，也就是准备与苏联打仗，而要将中央一些老同志(包括正在“审查”的一些老同志)，如陈云、朱德、李富春等人，与有“问题”的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安排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的那回事情，并不是林彪搞政变的命令。
3、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他那帮少壮军人、所谓的“联合舰队”们，搞的那份《571工程纪要》，确是对毛泽东本人与文革等很多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抨击，确也具有1924年间日本青年军人推翻文官政府而搞军国主义政变的那股味道，他们也确将日本海军的“江田岛”精神奉为楷模。
但，他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表明的很多观点，实际与下层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青年人想法一个样，只是在改变社会的具体做法设想上有区别。
但，林立果等人的行为，与他父亲林彪及其集团有没有直接联系呢?
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全貌材料。
至于《571工程纪要》这一文件，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行动纲领与指令，而基本都只是一些政治抨击与观点的集合。林彪垮台后所下发的其罪证材料中，说《571工程纪要》中的“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恐怕有点牵强。
4、“九一三”那天，林彪究竟是如何登上三叉戟飞机的?他究竟是不是想叛逃?这飞机究竟原先是打算飞哪儿?
只有事情的动机才能说明事情的性质。
椐林彪的女儿林豆豆说，是他弟弟在其母亲叶群的协助下，将林彪强行弄上飞机的。
而林彪飞走后，其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却毫无所知，还协助周恩来采取空中管制措施等。这，象是一个在搞政变的样子吗?
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些什么资料，可以帮人们清晰地解开这些谜团。
八、毛泽东是如何选定王洪文当中央副主席的？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时年39岁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竟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第三号领导人，并即刻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对此，相信包括当时全国造反派的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以及国内外所有的中国政治问题的专家们，都一定个个瞠目结舌，大出意外。惊奇万分。
王洪文究竟是以什么条件，成为了毛泽东再一次选定的中共领导的接班人?或者说，毛泽东是以一些什么标准，选了王洪文来做他百年之后的继承者的?是想选一个造反派头头，以便保证以后能将文革开辟的这个新政治格局延续下去?
但，为什么全国除上海以外，却又没让其他省(区)的造反派头头们也照此体制格局，也一一安排做省(区)委书记、副书记?相反，当时，很多造反派头头不仅没有进入掌权者行列，而且还被关在监狱里，或戴着“反革命”“516分子”等罪名，尚在另册。既只选了一个王洪文做接班人，而并未让全国的造反派头头都一一在各省各地接班，以形成一个造反派掌权的体制，这就说明，“造反派头头”并不是毛泽东的选拔标准。
是想选取一个有魄力能担大梁的人，以保证毛泽东百年之后，中共领导能顺利交接班，而不会处于一个“血雨腥风”的环境中，且能将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时，为保持已由造反派一统的安定局面，他率领“工总司”在总体文质彬彬氛围的上海，就敢以武力断然镇压反对派“上柴联司”。那一幕，当时毛泽东不仅通过电视直播全部目睹了，而且，对王洪文在此事中的果敢决然性格，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这只是王洪文能入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还不是充份条件。因为，象有王洪文这种能力的造反派头头，全国能找出不少。
关于毛泽东如何选定王洪文的详情，至今未能看到全面资料，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散落在各种书报上。
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后，其短处显现很多，因此，1975年，毛泽东便让他退了一下，而让邓小平出面主持中央工作。但，对王洪文仍寄厚望，找他深谈，要他多读书，不要与江青等到人混得太密，要注意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处理好关系，告诉他已是中央的领导人了，而不仅仅是上海的书记，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等等。
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这一次选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又是一次看错了人。历史也已提供机会让王洪文自已证明，他显然不具有做统帅当领袖的才干。如果王洪文真有几刷子有几手的话，中国的历史则将是另外的一些画面了。这之间，不谈政治性质，应该还是有个能力问题。
九、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中，究竟要定谁接任中央主席？
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按当时那种情况看，列宁、斯大林、胡志明去世都有遗嘱，毛远新又天天守在他身边，毛泽东无疑也会有一个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临终遗嘱的。只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们一直没能看到那份东西。西方港台的媒体上虽然经常抖出一些毛泽东“临终遗嘱”之类的文章，但，其可靠性其文风都令人不敢相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托”，给人一种似乎是毛泽东临终遗嘱的意思。但，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你办事，我放心”那纸条，从逻辑上讲，不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但，不知为何，官方至今也没有公布一份正式的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以正视听。
毛泽东在其临终遗嘱中，有可能会指定谁做他的接班人呢?应该是王洪文。这个判断也没有直接证椐，而只一点间接的信息。
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中，有毛泽东早就批评“四人帮”的一些话语。其中，有一段批江青的话：“江青有野心”“她想要王洪文去做(人大)委员长，而自已当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不可以理解为：王洪文本是安排当党的主席，江青却想自已坐上去，而要王洪文去改做人大的委员长。
当然，这只是从逻辑上的推断，至于毛泽东究竟指定谁当他的接班人，还待真正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布之日，才可下结论。
十、倪志福为何能成为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倪志福在中国政坛这30多年的历史中，虽不说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他却默默地创造了一项纪录：自在“文革”中崛起30多年来，历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直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倪志福竟然就一直稳居政坛高位，安然无恙，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
这在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文革”中召开的中共“九大”起，又经历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共七届中央，他一直担任了中央委员;其中，十届时是政治局侯补委员，十一届、十二届则是政治局委员。文革也罢，“两个凡是”时也罢，改革开放也罢，老倪他却始终没有入过另册，而总是每个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倪志福原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发明了当时著名的“倪志福钻头”，因而成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文革前在本厂技校大专毕业，晋升为工人工程师。文革开始时，倪志福仅33岁，不可避免会卷入到造反的工人运动中。
尚不清楚老倪在首都当时是搞的什么群众组织。只是我们知道，另一个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曾是做了保守组织(首都革命工人捍卫团)的头儿，加之时传祥曾与刘少奇握手的照片太惹人注目，结果竟被整死了。
倪志福却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以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了政坛，也从此告别了他的工人生涯。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更与王洪文、陈永贵一道，进入了政治局，当上了政治局侯补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1976年4月发生的第一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时，倪志福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当时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四五”事件中，首都工人民兵充当了打手。“四人帮”垮台后，工人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等被整肃，北京市公安局长被审查。但，这些却竟然与倪志福无关。
“四人帮”的垮台，不仅没有给倪志福带来厄运，相反，他还在华国锋执政的中共“十一大”上，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1980年华国锋下台后，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那四位同样也是在文革中崛起的政治局委员或副主席，也一道以主动辞职的方式下了台。但，倪志福却又留下了。并且，在胡耀帮主政的十二届中央里，仍保有了政治局委员这一要职。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倪志福虽不再在政治局有职务，但却以元老身份做了两届、十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不时出席一些中央级大会。
邓小平复出后，对那些在“文革”中做过造反派，或是“坐直升机”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历来极为反感，甚至深恶痛绝。所以，文革中提拔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侯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姚连蔚、孙健等人，便被先后一一撤职处分，打回原地。
但，奇怪的是，邓小平却没有抹去倪志福，还留用他继续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十三届政治局里虽没有了老倪的位置，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留给了他一席，并且任了两届。
如果说毛泽东要起用倪志福，是因“文革”原因;而华国锋也重用了倪志福，是“凡是”派的需要;那么，坚决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又是什么原因对在文革中崛起的倪志福也能另眼相看呢?
倪志福真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