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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巅一水:大屠杀幸存者自述,不信冷血,信了会疯!

—原题:道德人性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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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道县等地的大屠杀,将阶级斗争推向了灭绝人性的极致,其邪恶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近读道县大屠杀幸存者周群的自述,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她一家五口——丈夫和三个分别为7岁、5岁、3岁的孩子被扔进天坑,仅她一人7天后被救生还。3岁的弟弟是由7岁的哥哥背着,5岁的妹妹是妈妈牵着走向刑场的。

20世纪中国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当数阶级斗争。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大兴、道县的大屠杀,阶级斗争走完了从貌似正义到显形邪恶的全程。阶级斗争不再为纲之后,留下了一条熟语:“阶级斗争的脸”。其实,更可怕的是“阶级斗争的心”。阶级斗争,道德人性沦丧到了极点。从人脸到人心全都坏了。

阶级是一个客观存在,阶级矛盾也不能否认是个客观存在,但远没有到非斗争不可的地步。所以阶级斗争是需要发动的,确切地说,是人为制造的,更确切地说,仇恨是煽动的,斗争是挑动的。本来,地主与佃农无非是租赁关系、契约关系,是一种正常的生产关系,用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没有那么苦大仇深。然而,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南霸天,这四大虚构形象成功地妖魔化了整个地主阶级,激起了亿万贫下中农的愤怒,形成了摧毁旧社会的燎原大火。周扒皮半夜鸡叫,作为小学教材,阶级斗争从娃娃抓起,靠的却是谎言。

有大量文章披露了真相: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一个朴实的农民,勤劳致富。买了些地之后,仍是省吃俭用,一根腰带也舍不得买,用些破布条扎在腰间。从早到晚不闲着,且待人宽厚。周在土改中被打死,他的孙辈在文革中仍被斗。可是有贫农老太在私下说,周家是好人。有人在批斗台上说说漏了嘴,说在他家做长工,吃得比现在好。当年高玉宝写《高玉宝》,作家荒草辅导。高玉宝不同意歪曲事实,反对把不真实的事加到周身上去。他不解不安,说:“这样写,我怎么做人呀!”荒草开导他,文艺创作进行塑造不仅是许可的,而且是必要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荒草反复教育,高玉宝唉声叹气……半夜鸡叫就这样出笼了。后来一位乡亲问高:“有半夜鸡叫这样的事吗?”他支吾说:“这是文艺创作艺术上的事情。”进而又解释:“这儿没有,不等于全国没有。”老实巴交的高玉宝在阶级斗争教育下阶级觉悟提高了,认识改变了,荒草功不可没。已故朋友丁弘先生,是1950年代人民大学调干生,与高玉宝同住海运仓宿舍,见证了这一切。

作为中国地主阶级代表的黄、周、刘、南四大地主,无一不假。连“实名制”的刘文彩也因《收租院》而艺术化到集万千罪恶于一身,家里连水牢都有了。然而,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让人将这一切信以为真了。特别是年轻一代,没有人会怀疑码头工人在皮鞭伺候下扛包子出苦力的真实性。可以说,阶级斗争基本上是靠谎言支撑的,初始就破了道德底线。

革命胜利后,宣布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接连的运动,将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事实上,昔日的剥削阶级分子,在经济上已经一无所有,政治上实际已经沦为贱民,但一仍其旧作为斗争的对象,被描绘成“人还在,心不死”,怀揣变天账,时刻梦想复辟反攻倒算,夺回失去的天堂。这些经济政治地位不名一文的人们被说成是每次运动整出的新的阶级敌人的后台,后者是前者的代言人,后者被斗,总要拉上前者陪斗。或许,有时有人感觉这样说这样做有些牵强,但马上被说服,理论上就是这样的。

分子的子女则一方面从形成受精卵开始就注定其贱民身份,有着永远无法摆脱的原罪,享有不参军不升学不提干的内部规定;另一方面被要求背叛自己出身的家庭,与父母划清界线。

土改时,在我们村里一个十几岁的地主的儿子在斗他父亲的大会上,面临抉择,要么打死父亲,要么自己跟父亲一起被打死,一根铁棍交到他手里,他犹豫片刻,对准父亲当头一棍,扭头就走。

上海,我认识过一位采访对象,他求进步太心切,一心当英雄,奋身救火落下残疾。他父亲好像有些一般历史问题,他坚决划清界线,说动母亲与父亲分居,在文革中发生匿名信案件,他父亲经他检举揭发成现行反革命致死刑。

我听他讲经过就感觉八成是冤案。他说及现在他的几个兄弟想为父亲提出申诉,他却以兄长的权威和政治大义压制着不准。我向他指出:你捕风捉影太明显了,你父亲极可能是冤枉的,应该申诉。他惶惑,犹疑,矛盾。显然,他也已感觉到自己的检举不考谱,但他在自己的名誉与父亲的名誉之间有考量。

阶级斗争逆天理违人伦,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历次运动不断增加新的所谓阶级敌人,一经戴帽,就立马由人变鬼,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这一是因为大环境,二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而势利的社会风尚就此形成,不讲实事求是,无人仗义执言。进一步,便是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或为自保,或求荣升。

1959年的庐山会议群起批彭,美其名曰旗帜鲜明。下山时,曾经被赞为“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冷冷清清无人搭理,也成不可接触者。这是高层的风景。等而下之,举国皆然。大大小小批斗会上出手打人,把人打死,一般也未必有什么冤仇,只是在斗争的风口浪尖,表明自己坚定的阶级立场,展示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风采。

“文革”初起,风向未明,卞仲耘校长即死于莘莘学子花季少女之手,也就是这个原因。而据说薄熙来打断自己老子三根肋骨,究其动机,恐怕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择路的投名状了。阶级斗争,特别是新中国的阶级斗争,无一不是非混淆,善恶颠倒,坏人作乐,好人受难,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从痞子。每次运动,总不缺少战斗在前列的打手,一些痞气戾气的人认为是难得的机遇,上蹿下跳,大显身手。而挨整的大多是些善良无辜的人。

大兴、道县等地的大屠杀,将阶级斗争推向了灭绝人性的极致,其邪恶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近读道县大屠杀幸存者周群的自述,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她一家五口——丈夫和三个分别为7岁、5岁、3岁的孩子被扔进天坑,仅她一人7天后被救生还。3岁的弟弟是由7岁的哥哥背着,5岁的妹妹是妈妈牵着走向刑场的。

周群夫妇俩先后被打入天坑后,执刑人又抓3个孩子,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3个孩子终于无一幸免都被扔进了天坑。光这次就扔下了25人。这是“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庄严宣布的死刑。这样荒唐残忍惨绝人寰的屠杀竟然在几个县持续了两个多月。在阶级斗争的指令下,农村干部完全丧失了是非判断能力和抵制能力,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展开杀人竞赛。

生命,无辜的生命!他们绝对没有与人你死我活,有的只是几岁的孩子,凭什么,你死我活,取消了他们活下去的权利呢?!天坑里,7岁的孩子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妈妈安慰3岁濒死的孩子:“睡吧,睡吧,睡着了就好了。”这与白毛女遭到的迫害有什么不同!可直至现在还有人声称,只要有命令要他杀人,他还会杀!现在有种说法,这大屠杀是走资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犯下的罪行,与无产阶级司令部无关。当然,这样的屠杀不可能是伟大领袖亲自下的手谕,但“千万不要忘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都是最高指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能说,事物到了极点,就清楚地显现了本质。

阶级斗争并非仅仅错在扩大化,它根本就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事实证明,阶级斗争不只使道德人性沦至于极点,而且严重破坏生产力,对社会进步没任何积极意义。阶级矛盾不能通过阶级斗争解决,阶级也不可能通过阶级而消灭,阶级斗争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此而已。一个新的权贵阶级的风生水起,就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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