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之后，中共政坛进入了新一轮省部级的人事调整。对于目前中国官场现状，观察家们普遍有一种担忧，那就是目前在庞大的官僚系统中，新生代的政治新星仍然毫无踪影。当胡春华与孙政才已经被叫了近10年的“政治新星”后，被视为实行精英选拔的中共政治制度，忽然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尴尬。
今天谈起中共用人，很多组织系统内的官员通常会谈起30多年前胡耀邦所力推的“第三梯队”计划。当时中共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如今，当年的“第三梯队”名单开花结果：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在内的诸多中共十七、十八届政治局常委，除两人之外，皆在名单之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此前诸多政治新星们的能遭遇的越级提拔，如今的“65后”官员鲜有越级提拔的机遇。另一方面，中组部也并未透露出系统的官场人才培养信号。而这无疑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共接班梯队断层风险的担忧。
“60后”雄踞政坛“65后”增势缓慢
资料显示，现在中国的省部级高官里仅有4名有望成为第六代接班梯队的“60”后官员。分别是1963年出生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1963年出生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1960年出生的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以及1962年出生的陕西省长胡和平。而生于1967年的政治孤星陆昊，则是中国政坛中仅有的十八届“65后”中央委员及“封疆大吏”。
目前，身为“65后”的地方（副）省部级大员不足20人。其中最年轻的是江西省副省长谢茹，她生于1968年7月，其次是生于1967年8月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邓小刚。另有5位市委书记分别是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福州市委书记杨岳、西宁市委书记王晓、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张安顺。其中，任学锋和杨岳还是“65后”官员中为数不多的两位中央候补委员。
除了数量不足外，地方“65后”少壮派官员还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发展境地，并未成为接班梯队的核心力量。如果对比“60后”的越级提拔现象可以发现，“65后”官员的越级提拔可谓凤毛麟角。他们当中除了不到36岁就成为北京市副市长、41岁刷新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低龄记录的陆昊，以及于2013年3月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调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秦宜智外，尚难发现较为突出的破格录用案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后”官员破格录用的普遍情况。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指出，“60后”晋升到副部级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破格次数占职务晋升次数的24.7%，几乎每位“60后”省部级官员都有破格经历。比如“60后”官员中的佼佼者孙政才，38岁就当选北京市委常委，胡春华38岁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破格经历明显吃重。
此外，2008年，45岁的胡春华成为河北省省长，2009年，46岁的孙政才成为吉林省省委书记。而在今天，即使是最年轻的黑龙江省长陆昊，也已经49岁，而目前各地的省委书记，也更是多为“50后”。故外界并没有看到除陆昊以外的“65后”官员主政一方的景象，“65后”官员整体也并未跟上接班的梯队规模，这不免引起人们对中共“人才计划”的担忧。
中组部“青干局”夭折人才计划“搁置”？
提到“人才计划”，不得不提30多年前，在陈云的努力下，中共中央中组部成立的“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部。这是当时中国政坛“人才计划”的雏形。
当时，中组部掌握的省部级后备干部1,054人，各省组织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厅级后备干部18,000人此后，大规模的青年干部越级提拔现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而自胡耀邦之后，“青干局”也已从中组部的“内设机构”中消失。根据官方的定义，中组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所以，中组部负担着中共领导层换届之时领导班子培养的“重任”。
作为管理中国8,000多万党员、60万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人事机构，中组部应当是中国“人才计划”制定的核心单位。从2008年就开始运行“青年千人计划”，作为中组部主导的人才库计划，内容针对科技和技术领域的人才库培养。去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在人民日报刊文《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即是针对于此，但现在中组部并没有一套完备的政治领域的“人才计划”对外公布。
中组部2014年下发的《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班子年龄结构配备也指明了方向：要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次配备，但不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有分析认为，由于中组部在最新的“领导班子建设文件”中，对传统的干部年轻化思想进行了弱化。所以，针对新“人才计划”培养的重视程度，很难与30多年前同日而语。
“百优县官”和团派能否担当重任？
自2015年6月的百名优秀县委书记表彰大会后，已经有近20人得到提拔，晋升局级岗位。例如去年10月，北京西城区原书记王宁获晋北京市副市长一职，官拜副部级，而此据其获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只有4个月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与王宁同时入选百优县委书记的“朝阳书记”程连元，在跨省调任昆明市委书记两月之后再获新职，成为9月刚刚获批成立的国家级新区云南滇中新区首任掌门。但此类情况毕竟属于干部提拔中的少数。
有人相信，“百优县官”或许正是习近平亲力推荐的“人才计划”。但是也有评论人士认为，百优县官倾向于“运动化”。并非长期性的“人才库”建设，有相关担忧称，“百优县官”虽然在短期内使一些官员仕途变得明朗，该“称谓”在官员升迁中有所吃重。但是，并不是一种常态化的有效人才培养机制。
另一方面，作为传统高官摇篮的共青团系统“地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从胡耀邦到胡锦涛，梯队式的接班让共青团出身的高官在中国政治光谱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近几届团中高层多已履新地方或中央，共青团一度成为中共治理系统的中流砥柱。
但去年8月10日，大陆官媒发布消息《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文中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共青团系统虽然升迁快，年龄门槛低，转职同级部门后有优势。但共青团出身官员大多缺乏基层历练，并且共青团在一些地方成为了贪腐官员升迁的通道。2014年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中，中国科协党组原书记申维辰、河北省委原组织部长梁滨、山西省原统战部长白云……均是从共青团系统走向官场又因贪腐落马的典型。而官至中办主任的令计划的落马，更是给已经沉寂的共青团涂上浓重的负面色彩。
况且，如今共青团系统中，28位团省委书记均为“70后”，一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基层经验和资历，二是根据目前中共官场的规矩，越级提拔出场的机会甚少出场。例如，四川省委组织部长范锐平在入川前，在湖北先后担任过鄂州和襄阳的市委书记兼省委常委。从湖北调川至今，其副省部级的官职等级未有变动。这些人从团中央出来到地方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往往是副省长或省委秘书长进行“回炉”。因此，团派缺乏相应的基层经验，是中共高层一直较为存有顾虑的硬伤。
从总体表现上看，中国干部的年轻化速度明显放缓。而缺乏“人才计划”的中共，其接班断层的风险或随时存在。如今，中共亟需对“人才计划”进行重新梳理并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