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王笃若报导/中国近1亿老人退休后仍在打工，中共如今正式出台规定，为所谓“超龄劳动者”划定工资、工伤、加班和维权标准。表面看，这是在保护“银发打工族”；但背后真正暴露的，却是中国经济下行、企业利润萎缩、青年失业严重及养老压力加剧等多重危机。
数据显示，全国超龄劳动者约有8700万至1.2亿人，主要集中在保安、环卫、餐饮、物业、零售和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2020年，中国60岁以上就业人口超过6600万，占总就业人口的8.8%；到2023年已增至9921万，占比达到13.4%。短短三年，就增加了超过3000万人。
这些老人为何退休后不能安享晚年，反而要重新回到岗位？其中当然有人希望继续工作，但更普遍的现实是，养老金不足、家庭负担沉重、医疗和生活成本上升，迫使大量老人退而不休。所谓“银发再就业”的背后，并不完全是老有所为，更可能是老无所养。
与此同时，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利润微薄，却仍要承担工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用工成本。相比之下，已经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通常不需要企业再按普通职工标准缴纳完整的五险一金，因此成为许多企业眼中的“低成本劳动力”。
一名年轻员工除了工资，还意味着社保、公积金以及解雇补偿等支出；一名退休员工则可能工资更低、保障更少，也更容易被辞退。在经济低迷、企业拼命压缩成本的情况下，雇用老人自然比雇用年轻人更“划算”。
结果就是，老人与年轻人开始争夺保安、物业、零售、餐饮及基础服务等有限岗位。老人靠低工资维持生活，企业靠低成本勉强经营，而本已面对严重就业压力的年轻人，则更加难以进入职场。这形成了一个残酷循环：老人无法真正退休，年轻人无法顺利就业，企业也没有能力支付正常用工成本。
过去，超龄劳动者通常被认定为“劳务关系”，而非完整的“劳动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即使承担与普通员工相同的工作，也可能无法享受最低工资、加班费、工伤保险、休息休假及经济补偿等完整保障。2020年至2022年，全国法院审理的超龄劳动者纠纷超过4万起，上诉率是同期普通劳动争议的两倍多。
7月1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要求企业为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原则上不安排加班；确需加班的，工作日、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分别支付1.5倍、2倍和3倍工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及工伤保障等纠纷，也可以进入劳动仲裁程序。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 这说明中共已经无法继续忽视企业大量使用廉价退休人员的现实。一方面，新规试图防止企业以“劳务关系”为借口，把超龄劳动者变成没有工伤保障、没有最低工资、可以随意使用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企业雇用老人的制度成本，避免越来越多企业放弃年轻人，转而使用不必承担完整五险一金成本的退休人员。
然而，新规只能约束企业如何雇用老人，却无法解决老人为何必须继续打工，也无法改变企业利润下降和青年就业困难的根本现实。企业若承担不起新增成本，可能减少招聘、转向临时工或进一步压低工资；如果继续大量使用退休人员，年轻人的就业空间又会受到挤压。
因此，所谓“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本质上是中共在经济困局中进行的一次被动补漏。它承认了近1亿老人退休后仍在劳动的现实，却也等于承认，传统意义上的退休生活正在瓦解。
当老人不能退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企业养不起正式员工时，问题就不再只是老龄化，而是整个就业、养老和经济体系同时承压。“退休时代结束”并不是一句夸张的口号，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普通中国人的现实。
王笃然总结， 这项新规不是经济繁荣下的“老年人力开发”，而是经济衰退下的被动补漏。企业为规避五险一金成本大量雇用退休人员，老人因养老金和家庭收入不足被迫继续打工，最终又挤压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中共试图用法规堵住廉价用工漏洞，却无法解决企业无利润、青年无工作、老人无钱养老的根本困局。
王笃然一句话点破：当老人不能退休、年轻人无法就业、企业养不起正式员工时，所谓“银发再就业”，其实是整个经济体系失灵后的代价。
中国60岁及以上就业人口占比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202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变化趋势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