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发表文章，称现今推行的“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中共内部目前“不敢腐”的氛围已初步形成，但却出现大批的“南郭先生”、“缩头先生”。有些地方用人有“三三制”之说，即有成绩的官员、有关系的官员和“拍马屁”的官员各占三分之一。
数日前，有媒体报道，中共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7个月未发出过一张商标注册证，一个县一年有10位局长、副局长等实权人物提出改任科员等虚职，中共官场正在对习反腐变相抵抗。
4月18日，胡舒立在其舒立观察栏目中发表文章《能者上 庸者下 劣者汰》。
文章称，据中共中组部统计，截至去年底，31个省份共调整县处级以上官员584人。近日，湖北又调整28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厅级官员。
文章说，可以预期，这种调整将是常态。
文章称，在官场上，怠政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经过持续的反腐风暴，“不敢腐”的氛围已初步形成。但是，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却出现了大批“南郭先生”和“缩头先生”。
有些地方用人有“三三制”之说，即有成绩的官员、有关系的官员和“拍马屁”的官员各占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新提拔的经济主管官员系转岗而来。文章批评道，这些官员旧经济尚且不懂行，遑论推进新经济。
决策层三令五申治理不作为现象。《若干规定》明确了十种必须及时予以调整的情形，其中既包括不严格遵守廉洁规定者，也包括“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干部群众意见较大的”。
文章还表示，推进领导官员“能上能下”，其重点是解决官员“能下”问题。“下”就是给能者腾位。
官员“不作为” 习近平正遭遇最难以应付的“顽抗”
数日前，因为“没纸”，中共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7个月未发出过一张商标注册证；4月11日，陆媒披露一个县一年有10位局长、副局长等实权人物提出改任科员等虚职……中共官场正在对习反腐变相抵抗。
陆媒4月份的一篇文章称，经过对中共基层官场的调查发现，超发奖金、超配职数等非常规的干部激励手段行不通了，部分干部深感推动工作缺少“抓手”，加上权力受到监督，“无油水可捞”成为常态。于是，盼望从风险和压力大的实职改任清闲但待遇不少的虚职，已成为一些基层局长、副局长们的官场心态。
中国基层官员转而采取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阻挠高层整肃
文章列举西部某县，2015年相继有10位局长和副局长向县领导提出由实职改任虚职，“这其中包括司法局长、安监局长、畜牧局长，大家都是口头提的，没有正式的书面申请，可能也有试探的意味。”当地一位正科级干部说，最后县委书记发话，谁改任就审计谁，事情遂不了了之。
这些基层官员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目前的“日子不好过了”。十八大后，中共整肃官场，誓言清理之前的灰色利益。“这些干部在八项规定前习惯了花钱跑项目、重金奖励招商等非常规工作模式”，“乡政府去上级部门申请项目资金，在过去一般要拿出15%左右用来请上级领导吃饭，顺便打点一下，最后为了填平账目，只能采取虚开发票或偷工减料等违规方式进行处理”……在整肃官场风气的背景下，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一方面工作不好做了，另一方面为避免身居高位“被查出问题”，这些官员宁可退隐闲职，以求安逸和自保。
4月7日，一则消息声称，自2015年8月21日起，没有一家企业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取得商标注册证，原因竟是“没纸”。此荒谬事件经曝光次日，中共工商总局回应并致歉，马上称“纸张供应已到位”，正加班加点印制，积压的商标证5月底前可全部发放。
对此，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龙啸”认为，当今的中共官场，大多都是江泽民时期“贪腐治国”遗留下来的、只懂得邪门歪道的无能之辈。在习近平大力反腐清肃江派势力的背景下，这些人要么因无能而“无作为”，要么因消极抵抗而“不作为”坐等“出事”，使得中共体制处在“半瘫痪”状态。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