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20日，恰扎仁波切在写给达赖喇嘛的密信中说：“我们现在处在别人的强行控制下，如何联系，请予指示。”
1993年8月，他又写信说：“望昭示班禅灵童的特征、父母、方向等等。”
根据中共官方文件，这一来一往的书信共计近30封。
另一方面，北京也在通过自己的渠道和达赖喇嘛取得联络。
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说，1994年他在北京期间，班禅喇嘛寻访小组的代表来看他，请他转交给达赖喇嘛的礼物，以及恰扎仁波切的一封信。
达赖喇嘛认为这是北京释放的友好信号，遂请嘉乐顿珠传递信息，邀请恰扎仁波切来印度商讨寻访事宜。这封信通过中国驻德里印度大使馆转交中方，但从此石沉大海。
达赖喇嘛向“解密时刻”讲述和恰扎仁波切通信经过
*金瓶掣签——满清朝廷强加给藏人的宗教仪式*
1994年7月，江泽民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汉藏关系的一个重大关节点，一切和解的希望从此化为了泡影。
李江琳：“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面，基本上就已经把达赖喇嘛定为敌人了。江泽民说我们和达赖的关系，不是信仰佛教和不信仰佛教这样的关系，而是分裂和反分裂这样的关系。据我所采访到的参加过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人告诉我的情况，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里面，背后所制定的一个政策就是决定不让达赖喇嘛回来了，所谓‘让他死在国外’。在这样已经内定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从1994年，反映在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寻访这件事上面，政策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一个乾隆年间的金瓶被郑重其事地搬了出来。这个主张摒弃一切封建皇权的政党说，转世灵童的选定必须经过金瓶掣签。再一次，北京想用满清朝廷耀武扬威后强加给藏人的这个宗教仪式来为自己背书。
1791年，骁勇善战的廓尔喀人（今尼泊尔人）入侵西藏，藏人向大清国求助。乾隆皇帝派兵击退后，乘机于1793年在西藏颁布了29条法令，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事务的控制。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7日，然后由呼图克图（注：藏传佛教高僧）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
阿嘉仁波切：“清朝政府看到我们西藏有个习惯，用糌粑做的面球放到碗里头，这样摇摇摇出来。看到这个以后呢，就是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要比那个要珍贵，放到一般的碗里头不好，就说放到那个金瓶里头去抽。”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转世灵童认定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朝廷驻藏大臣因此享有与藏人同等的认定转世灵童的最高决策权，外来势力已经有权干预藏人宗教中最高的核心事务。
中国西藏问题学者王力雄认为，那时的西藏尽管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的姿态，但是这种臣服仅仅停留在名义上。事实上，在历任班禅喇嘛的遴选中，只有第八世班禅喇嘛和第九世班禅喇嘛是由金瓶掣签选出的。
19世纪末，随着清朝自身的衰落，其对西藏的控制也日渐式微。到了中华民国时期，第十世班禅喇嘛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都没有经过金瓶掣签。
李江琳：“当时的噶厦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要避免金瓶掣签。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不接受这个，因为它不是藏传佛教本身的东西。它是一个政权政治上强加给他们的。”
即便是在1949年后，中共在之前的喇嘛转世认定中也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个象征封建皇权的金瓶，比如1992年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共同认可的第十七世噶玛巴喇嘛。
艾略特·史伯岭：“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里出生的，被寻找、确定的。那时候有一个大典礼，坐床典礼，是在他的喇嘛庙举行的。政府和党就派了代表，一句金瓶掣签的话都没有说。”
1992年，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共同认定的第17世噶玛巴喇嘛并没有经过金瓶掣签。（网络截图）
*达赖喇嘛宣布：转世灵童找到了*
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寻访进程突然加速。寻访小组先后确定了20多名男童作为灵童候选人。当年12月底，恰扎仁波切派人秘密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将这些男童的照片和资料交给达赖喇嘛。接下来，和历代达赖喇嘛一样，他必须对这些男童进行验证。
达赖喇嘛：“这些都是传承下来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验证，比如观梦，或是观察酥油灯的颜色和燃烧的时长，也会借助一些物品，比如念珠，再加上打坐。意念、感受……不是只凭借一个因素。佛教本身也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打坐、诵经、打卦。我一生中一直在做这种修行。50年来，我人生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这样作出决定的。所以我相信这些。根据我的验证，根敦确吉尼玛看来是最好的一个。”
达赖喇嘛回忆说，当他注视着这个男孩的照片时，一股暖意涌上他的心头。
1995年1月23日，经过反复验证，达赖喇嘛认定，这个名叫根敦确吉尼玛的6岁男童正是他们寻找了近六年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2月6日，达赖喇嘛派人跨越喜马拉雅山，将认定书秘密交到恰扎仁波切手上。
3月，恰扎仁波切赶赴北京。他希望能够说服当局，灵童人选已经确定，无需进行金瓶掣签。
可是北京的态度异常强硬。
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回忆：“3月6日到18日，我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指示，连续找恰扎谈话，要求他拥护中央决定。”
3月26日，时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宣布，必须实行金瓶掣签。
在达兰萨拉一方看来，恰扎仁波切自从去了北京以后，就彷佛突然从人间消失了，没有一点他的消息。这令人揪心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北京是否知道了那个男孩的姓名？会不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来，这些念头萦绕在达赖喇嘛的心中。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在请示神谕后决定，要在这天向世人公布根敦确吉尼玛的名字。
达赖喇嘛：“我再次通过一些神秘的方式来验证，以决定是否应该宣布。结果是宣布。所以我就宣布了，就是这样。中国政府看来非常生气。”
1995年，达赖喇嘛宣布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公告。（藏人行政中央提供）
*北京做出强硬反应*
碰巧就在5月14日这天，恰扎仁波切结束了在北京的斡旋，启程返回扎什伦布寺。对于达兰萨拉所发生的一切，他毫不知情。可是在中方看来，这太像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阴谋。
阿嘉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写道：“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统战部的官员们急了：“哎，这个恰扎是怎么搞的，屁股一离开北京就变卦了。”
正在成都等待转机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并软禁起来。
北京决定夺回事态的主动权：
5月16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做出官方回应，不承认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
5月17日，根敦确吉尼玛和家人被带走。
5月18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文称：“达赖喇嘛不顾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公然在国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这样做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
6月初，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工作组连续召集僧人开批判大会，但是绝大多数僧人支持达赖喇嘛的决定。与此同时，日喀则地区加强了警备。
7月12日，警方和僧人发生冲突。午夜时分，警方闯入僧人房间，殴打并逮捕了27名僧人。
7月13日，日喀则非正式戒严。
7月14日，恰扎仁波切被撤销寺院民管会主任和寻访小组负责人职务，理由是“背叛祖国”。
达赖喇嘛宣布三天后，根敦确吉尼玛和家人被带走。（李江琳提供）
*气氛严峻的京西宾馆会议：谁也不敢说“不”字*
1995年11月初，阿嘉仁波切和多名宗教界人士被紧急召集到北京开会，藏区各省委第一书记也被点名参加。地点是北京京西宾馆。京西宾馆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安保工作历来十分严密，这一次更是非比寻常。
开会前，宗教界人士被中国官员找去一对一地谈话。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向阿嘉仁波切透露了会议的主要内容。
阿嘉仁波切：“一个呢就是说要彻底地批判恰扎仁波切，因为他背叛了政府；第二个就是说要废除达赖喇嘛认定的这个灵童；第三个是要同意‘金瓶掣签’。”
阿嘉仁波切提出异议，要求释放恰扎仁波切，并且让达赖喇嘛选中的男童一道参加金瓶掣签。
阿嘉仁波切：“李德洙副部长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他说，阿嘉副主席，你提这两个问题啊，他说我可以理解，你是从青海来的，你不知道这个里头的这些内幕。他说，这两个问题是原则的问题啊。如果你再提这两个问题的话，你自己的人身也会受到危险、威胁。”
回到宾馆后，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又找他谈话。
阿嘉仁波切：“他是很直爽的一个人。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次到中央统战部说什么话了？据说是你有很多的意见。那个李德洙部长给我亲自打电话说，要做好你的工作，明天开会的时候绝对你不能说这些话啊。’他就给我压底线，他说：‘你给我要面子啊，你给我面子’。所以我就说：‘当然你也有难处，中央这么说了我也不敢再乱说嘛，对不对。’”
1995年11月，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瑞环在会上发言，谴责达赖喇嘛“不断破坏和干扰”寻访进程，并再次强调必须实行金瓶掣签。
阿嘉仁波切：“开会的会议气氛也是比较紧张，故意地让每个省的书记和自己省的那个仁波切对面，我的后面是青海省统战部的部长。每个省的部长就坐在后面。就好像是感觉到我们说话中间出问题的时候，他从后面要把你捅一下，或者是要住口这样的感觉。前面是镜头对着你，要表态，这种气氛下那当然谁也不敢说‘不’字了。”
因为和政府保持了统一口径，阿嘉仁波切还得到了官方奖励。
阿嘉仁波切：“中央统战部给大家钱嘛，我记不得了，给了两万块啊还是多少钱，都有经济上的一些待遇、奖赏吧，哈哈。青海省海给我送了一个彩电，彩色电视机。我回来的时候一直送到我们家里头来了。”
值得注意的，最早向当局建议寻访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阿沛·阿旺晋美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1998年4月4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了记者白克尔（Jasper Becker）的《阿沛阿旺晋美访谈录》，其中写道：“内部消息说，阿沛·阿旺晋美试图阻止北京在认定十一世班禅转世时使用金瓶掣签。据悉，他查阅政府档案，想证明中央政府在之前的班禅转世中并未使用金瓶，也没有参与十世班禅喇嘛的甄选。”
1995年11月，京西宾馆会议后，中共领导人和宗教界人士合影。（网络截图）
*江村罗布选出了另一个“江村罗布”*
京西宾馆会议后不到一个月，阿嘉仁波切等一众人被专机送到拉萨。
阿嘉仁波切：“拉萨机场那个武警啊，机场里头满满的，大家都带着枪，而且带着钢盔，好像是很紧张那个气氛。大家都说这个怎么了？到那个宾馆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吧，路上一直有军队，两边差不多是，有个俗话嘛，就是“十步一个岗，五步一个兵”什么的，就是这样。甚至有些地方是有那个碉堡啊什么的，里头有机枪之类的。”
西藏宾馆里也是戒备森严，当晚即召开紧急会议。
阿嘉仁波切：“有点毛骨悚然的那种感觉啊。就说今天，明天什么时候可能要举行金瓶掣签，在拉萨的大昭寺。这个金瓶掣签我们安排得非常好，如果说这个金瓶掣签里有达赖集团和国外敌对势力来破坏的话，我们会坚决地消灭。同时你们如果说有人可能会站不稳立场，要参与这些的话，那也一概不客气。”
那天晚上，阿嘉仁波切和衣而卧，不敢熟睡，生怕会被随时叫起。果然，半夜两点多，命令来了，全体出发去大昭寺参加金瓶掣签。
阿嘉仁波切：“大昭寺里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已经集中了，大概有两三百人、三四百人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反正坐得满满地在那个地方诵经，有僧人也有俗人，他们都有还穿着节日的那些服装。往日在大昭寺里头看寺的那些看灯师都看不见，都是一些新的僧人，不认识的。大昭寺里头有很多小的佛堂，一些小的转弯的地方，都有很多的便衣在那边站着。”
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罗干、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他们面前摆放着那个乾隆年间的金瓶。
阿嘉仁波切：“金瓶掣签是什么概念我一直都没有。我们就坐在自己座位上看。金瓶里头有一个小茶杯似的东西，那个茶杯里头有三个签条，三个人的名字也打印在那个纸条上，达赖喇嘛宣布的那个已经废除了。三个签条就放到那个茶杯里头了，叫波米仁波切（时任西藏自治区佛协会长、中国佛协的副会长）去抽。他就抽抽抽，抽出来一个。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江村罗布就宣布。”
中签的5岁男孩叫坚赞诺布，发音和江村罗布相同。江村罗布选出了另一个江村罗布，这在藏人中传为笑谈。男童的父母大喜过望，在旁人的提示下才没有失态。不知是不是巧合，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
回到宾馆后，阿嘉仁波切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金瓶掣签的报道。
阿嘉仁波切：“那个时候看到，这三个签条里头一个签条好像是稍微长一点，他就故意把那个抽出来了。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看完以后呢就说，哎，为什么这个长一点？”
5岁男童坚赞诺布中签。（李江琳提供）
*叶小文：那个布袋里我们故意放了一点棉花*
谜底在从拉萨回北京的专机上解开了。
阿嘉仁波切：“回来的时候在李铁映的专机上，他们都非常开心，口口声声说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德的事啊，可以青史留名啊。李铁映就非常兴奋，他讲了很多的东西。讲完了以后，他可能也累了，因为西藏高原嘛，他们去了以后就缺氧啊什么问题吧，他就戴上那个氧气，闭着眼睛就在那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这个时候叶小文就开始谈话了。他说：‘哎，金瓶掣签你看到没有，那三个签条里头有一条稍微长一点，你看到没有？’
他开始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全身有点麻的那个感觉。他说，‘你看，我们故意地把那个有一条弄长了一点，那一条里面啊我们放了一点棉花，那个布袋里头，所以呢就故意弄长一点，就把那个给抽出来。’
这样一说以后，我感觉就好像是我自己说了什么谎话似的，我感觉到我全身就发麻、发抖，很害怕的那种感觉。我就这样不敢正眼去看，我就偷偷地看嘉木样（仁波切）。嘉木样呢，好像是装作没听到似的。那我再翻过去看李铁映。李铁映闭着眼睛继续吸氧气。叶小文就兴高采烈地说这些话。当时我就不敢相信为什么，我也不敢相信他们要做这样的手脚，而且也不敢说这个情况。”
波米仁波切抽出了三根签条中较长的那一根
*金瓶掣签后*
金瓶掣签上的舞弊成为压倒阿嘉仁波切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信仰与政治间挣扎多年的他在1998年底秘密出逃，远走美国。他终于鼓起勇气讲出事情的真相。
阿嘉仁波切：“我想这个应该说出来，为什么呢？一个政府，像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比较正规的、这样一个法律轨道的国家，应该要去公正地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应该不能再出现，所以我想说。”
金瓶掣签一个星期后，坚赞诺布在戒备森严的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随后他被送到北京，向江泽民敬献了哈达。他没有按计划返回西藏，而是被永久地安顿在北京怀柔的一桩豪华别墅中。别墅的前主人是因为贪污罪被免职的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反对金瓶掣签的恰扎仁波切1997年被西藏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罪名是“同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并泄露国家机密”，2002年刑满后下落不明。
根敦确吉尼玛这个流亡藏人和国际组织所称的“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始终不知所踪。中国官员说，他和其他西藏孩子一样快乐、满足地成长着。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探视要求一再被拒，中国政府回应说：他们一家人不想被打扰。
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的孩子们为根敦确吉尼玛庆祝生日
*达赖喇嘛：转世与否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
李江琳：“我在藏区旅行时去了三个省：四川、甘肃和青海、20多个县。每个县我都去过一些寺院，包括一些像塔尔寺，拉卜楞寺这样的大寺院。还去过一些没有游客的小寺院。这些寺院里面全有十世班禅喇嘛的照片，但是没有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照片，一个都没有。我突然注意到这一点，然后我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寺院，专门注意这一点，发现一个都没有。他这个缺失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艾略特·史伯岭：“我以前去过西藏，我问他们这是班禅喇嘛吗？只有两个回答。一个是：‘不是，这是中国的班禅喇嘛’；一个是：‘我不能说，他们不准我说’。除了那个之外，没有人说：‘对，这是班禅喇嘛’。所以我敢说，多半的藏族不承认他是班禅喇嘛。”
2015年4月25日，这一天是根敦确吉尼玛26岁生日。他的容颜在人们心中却永远地停驻在6岁时的模样。没有人知道,已经成大成人的他如今相貌如何，又或者，是不是还在世间？
艾略特·史伯岭：“未来他们要做同样的，他们要确定自己的达赖喇嘛。下一世达赖喇嘛。”
李江琳：“中共想要借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来形成一个先例。整个的灵童过程是由我们来选的，以后下一世达赖喇嘛也是我们来选。这就是所谓的‘宗教主导权’就由我们来控制。控制藏传佛教的主导权这一点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做，但是始终没有真正的成功。”
达赖喇嘛本人近年来多次公开表示，未来是否还有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如果藏人认为不再需要，他可能成为最后一任达赖喇嘛。这番言论激怒了中国政府。他们再度指责他背叛藏传佛教，并多次警告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并且要依照中国政府定的方式来转世。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认为，如果中共官员如此热衷轮回转世，他们为何不先去找找毛泽东、邓小平的转世？
这远非是找寻一两个藏人孩童的故事，它承载着600万藏人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