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彭德怀庐山会议后被打倒的那段历史，坊间很多人皆会在感情上倒向彭德怀，认为这是毛的政治斗争手段。中共曾经的中宣部长，中国大陆政坛“左王”邓力群回忆说，邓小平也认为彭德怀在庐山讲话有不妥之处。邓力群在原题为《我为少奇说些话》的文章中，表述说“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
彭德怀戎装照（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59年4月中下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到了7月庐山会议，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庐山会议前期，纠“左”。彭德怀意见书印发以后，纠“左”中断了，来了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本来的困难没有克服，经过这么一搞，更加困难了。
庐山会议的转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彭德怀信印发头一两天，据王任重同志回忆，他同主席一起去游泳，对毛主席说：他把彭德怀的信看了，看来彭有一些不同意见。毛主席这时讲：彭是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的主席写信，那是正常现象嘛。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说明毛主席这时的情绪还是平和的。
但是后来变了，非常激烈起来。从我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和材料来看，有多种因素。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因为的确都有这样的问题嘛。确实在几天里，有这样的趋势，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他耿耿于怀。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加上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联系起来看，可是不一般呀。
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造成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历史性转折。
邓力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革期间被陈伯达打为“现行反革命”，在石家庄干校接受审查，1974年4月复出，1975年7月初调往北京出任新成立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人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78年9月至1980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1979年1月至7月），1982年4月任中宣部部长。
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十三大”上被高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仅提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又在随后的中委选举中落选。在被提名为中顾委常委后，又在中顾委选举中落选，只能安排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邓在党内属陈云的保守派，长期在“宣传思想战线”工作多年，主张坚守毛泽东思想，反对改革派的“走资”路线，外界称他为中国大陆政坛“左王”，被认为是间接导致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的另一股影响势力（胡的下台涉及1987年1月10至15日在北京的“民主生活会”对胡抨击的言论），但胡耀邦与赵紫阳两人逝世的告别式，他亦到场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