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认定：今后自己就是要紧跟林彪了。他在感激林彪之余，也要为林彪卖力气。这种卖力气，集中在他帮助林彪鼓吹天才论，帮助林彪当国家主席之上。一系列举动使毛泽东明白陈伯达是林彪夺权的马前卒，然而林彪是二号人物，陈伯达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个人联合起来，势力很大，也不能一下子搞倒两个高层人物，那样的话，震动太大。他要分化林、陈，先批陈，这样可以保证政局稳定。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毛泽东的打算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但他也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闹起来，会形成全国动乱的形势，毛泽东为稳定全国局势做出了一些努力。到1968年，随着全国大部分地方政权的重新建立（当年称为“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局势算是基本稳定了。于是，毛泽东打算通过召开党的九大，实现进一步稳定，同时，实现中央领导班子的更换。毛泽东设想：九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现全国的安定团结之后，就可以搞生产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按照他原来预计的“一年开张，两年见成效，三年收场”的步骤，结束了。
但是，毛泽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搞“文化大革命”的。按照这个理论，在中国就应该不断地革命。革命，就要打乱一切，就意味着动乱。可是，现在又要实现安定团结，这是一对矛盾。因此，毛泽东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指导九大筹备工作的。一方面，他要实现安定团结，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继续革命，要不断地清洗“走资派”，要提拔、重用所谓坚持继续革命的“革命派”。要开九大，就必须要事先准备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修改党章的报告》，一个是《政治报告》。而在这两个文件中，九大政治报告的分量更重一些，因为这个报告中，既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进行总结，又要对中国的未来走向进行规定。毛泽东显然是准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写入九大政治报告中去的，同时他也希望实现安定。而对于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人选，毛泽东当时是要交给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他的战略部署的林彪和江青这些人的。
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党内已经形成的林、江两个集团来说，谁掌握了起草这两个文件的权力，对谁就十分有利。因为起草这两个文件的权力，非同小可。因为在中共历史上，谁拿到了起草党的代表大会文件的权力，就意味着自己所主张的意见和思想可以贯彻于全党，就意味着起草人在党內地位的巩固和上升。对此，江青、康生、张春桥早有筹划。1967年底，张春桥和姚文元就向毛泽东报告说，他们已经着手组织群众讨论修改党章的问题，已经取得了经验。他们借口曾经在上海搞了“群众性的修改党章的运动”，争取毛泽东肯定，从而把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的权力拿到手。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这些经验后，毛泽东表示赞赏。随后，1967年12月16日，经毛泽东同意，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中说：“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进行：（一）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二）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三）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择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这个经验在全党一公布，等于把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任务，交给“上海帮”了。接着，“上海帮”又伸手来抢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权力。
可是，当时党内还有一个不可小视的人物——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第四号首长，党内头一号大笔杆子。毛泽东当时虽然对陈伯达有一些不太满意，但对陈伯达还是器重的，他考虑，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是不能甩开陈伯达的。但是，江青硬是要推荐张春桥、姚文元起草，而张、姚二人当时也正受毛泽东的器重。于是，毛泽东经过考虑，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共同起草，三个人中，由陈伯达牵头，不久毛泽东又明确说：陈伯达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小组的组长。
但是，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早就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很深，他是决不会再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了，他也决不会与张、姚二人共同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反正经毛泽东提议，由中央正式通过的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人的名单中，陈伯达名列第一位，毛泽东后来又指定他当起草小组组长，因此，他下决心自己干。他把张、姚二人甩在一边，自己找了几个助手帮他找材料，由他自己构思，自己写作。由于张、姚是被列入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名单的人，他们当然不甘被冷落，于是，他们就多次主动找陈伯达，要陈伯达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起研究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陈伯达干脆向他们挑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
对于这件事情，陈伯达后来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起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陈伯达回忆中所提供的上述材料表明，从一开始，三个起草人之间就有矛盾，就不打算合作。
三个起草人不肯合作，也使林彪着了急，因为毛泽东是指定要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他要把这件事情落实才行。另一方面，林彪也想通过九大政治报告，更多地贯彻他的想法。于是，林彪于1969年2月下旬，让秘书打电话，请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到毛家湾自己家里谈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事情。“副统帅”林彪召唤，他们谁也不敢不来。当三个人在林家的客厅中坐定之后，林彪开门见山，把他自己写好的九大政治报告提纲交给他们看，并且谈了自己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一些意见。林彪所谈的意见中，很重要的是，强调参考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原来，这篇社论中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中有这样的话：“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除了传达毛泽东上述指示外，这篇社论还有这样的话：“这种‘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革命的‘三结合’，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军民团结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多来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由于解放军代表直接参加了各级临时权力机构的工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更能够经受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就更能够粉碎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力。”原来，林彪强调要参考这篇社论，其用意就在于：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增加对军队作用的讲述，从而为进一步增加今后各级班子中军队干部的数量和地位打基础。此外，林彪还强调，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要写一些实现安定团结和抓生产搞建设的话。可见，林彪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
接着，林彪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好好合作，共同起草好九大政治报告。林彪讲这个话后，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都没有表示听从林副主席指示。看到三个人僵持着，林彪便追问道：“你们有什么意见？”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开腔了，他们对陈伯达说：“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陈伯达见张、姚二人已经把话挑明了，也当着林彪的面说：报告我自己起草。张、姚被陈伯达当着林彪的面“涮”了，只好尴尬地表示：那就辛苦你自己动笔吧。你起草时如果需要我们，就叫我们，我们随叫随到。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毛泽东允许两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班子存在
从林彪家里回来，陈伯达向中央请了一个月的假，把自己关在米粮胡同的家里，埋头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他的这个行动也是公开表明，他是在同钓鱼台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分庭抗礼。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是等闲之辈，此前，他们在钓鱼台，以康生牵头的名义，组织了一个起草班子。现在，他们进一步明确，这个班子由张春桥、姚文元具体负责。他们虽然也根据林彪的提纲搞，但对林彪讲的“社论精神”，却没有采纳，而是按照突出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路子，自己搞了起来，同时告诉手下参加写作的人，对陈伯达封锁材料。也向地方打招呼，不给陈伯达材料。
可是，各地负责人也态度不同。当陈伯达让秘书向北京市要材料时，当时主政北京市的谢富治就硬邦邦地顶撞道：“如果是中央要材料，我给。如果是你陈伯达个人要材料，我不能给。”但是，陈伯达自己也有自己搞到材料的路子，他让秘书向新华社要材料，新华社就很痛快，送来了全国各地工厂、农村的生产情况资料。陈伯达让秘书向中央研究室要材料，也很痛快，那里送来了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语录。陈伯达让秘书给河北省打电话要材料，那里很快就送来了河北省的一些材料。陈伯达心中不无得意地想：要封锁我，也没有那么容易，我在中央工作多年，主管过许多大部门，下面还是听我的。同时，他也觉得，自己收集到的材料已经很充足了。他开始了进一步的写作工作，照样独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还是陈伯达的笔头快，不久，他就拿出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送给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稿共十个部分，陈伯达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陈伯达在第一部分政治报告的文稿中，强调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强调了团结大多数的问题，谈到了安定问题。同时，还按林彪的意见，把林彪提到的那篇社论中的精神也写进报告稿中。毛泽东看后，基本满意。同时，再次提出：邓小平打过仗，与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中不要提他。毛泽东基本认可的态度，使陈伯达更来了劲。他也不把毛泽东的态度和谈话内容告诉张、姚二人，只是自己关起门来，起早贪黑地写。这时，一个工作人员告诉陈伯达，张、姚在钓鱼台组织的写作班子，搞得也很快，已经写出了九大政治报告的三个部分。
一场争论
陈伯达着了急。为了抢先，就先把自己写好的政治报告稿的前三部分拿了出来，交给有“中央文革”成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看陈伯达抢先抛出报告稿，便不急于把他们起草的报告稿拿出来，而是把精力转到挑陈伯达报告稿的毛病上来。在讨论陈伯达报告稿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发言，指责陈伯达的报告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是搞“调和主义”。
这时，江青也出面了。她到处打听陈伯达的报告稿的起草情况，打听毛泽东对陈伯达先送去的报告稿的一部分到底是怎么看的。打听来打听去，江青终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稿中不要写他。江青听后，心中实在不舒服，因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要打倒刘邓的。她心中更加恼怒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指示，陈伯达竟然不告诉她，这不是对我搞封锁吗？江青回到钓鱼台，立即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了这件事情，她定性说，陈伯达这样做，是“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他们三个人找到康生，讲了这件事，康生也很恼火，赞成江青说的“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康生还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商定：马上召开一个会议，专门批陈伯达。
这个会说开就开。批陈伯达的这个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的，开会前，江青通知了首都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参加，开会时，会场里坐得满满的。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宣布：我是这次会议的主席，接着，她简单讲了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问题，然后就给陈伯达扣了一大堆帽子，上的“纲”非常高。江青讲完，康生接着讲，对陈伯达的攻击，十分激烈。康生发言后，江青责令陈伯达做检讨。会上气氛紧张，火药味很浓。陈伯达刚刚解释了一句话，立即被江青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检讨，不让他说了。”接着，江青又给陈伯达扣上了更重的帽子。批陈伯达时，江青两眼死盯住陈伯达，发现陈伯达那一天穿着军装（“文化大革命”时，中央领导人一般都穿军装——笔者注）。江青便高叫：“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她对手下的人说：“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陈伯达根本没服气，他不允许别人摘他的领章、帽徽，并且跳起来高叫：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这时，参加会议的叶群站起来高呼口号：“拥护江青同志！”会上其他人也跟着高呼了这一口号。陈伯达再次高声叫道：“大字报上街！”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会议结束后，叶群马上给陈伯达家里打电话，解释说：在那种场合，我只能这样喊，请陈伯达原谅。陈伯达知道叶群在心里是支持他的，就说：我完全理解。
这次会后，陈伯达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自己接着写九大政治报告稿。江青等人也紧锣密鼓地在钓鱼台由张、姚二人牵头组织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稿。
不久，张、姚二人拿出了他们起草好的完整的政治报告稿，越过陈伯达这个起草组长，通过江青、康生的运作，直接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决定，中央开个会讨论一下张、姚起草的报告稿。陈伯达也不是吃素的，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张、姚起草的文稿时，他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意见，他说：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要把生产搞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你们只强调政治运动，是在搞伯恩斯坦主义，伯恩斯坦就主张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在会上还举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生产率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高的例子，又举了中国一些城市生产率高，那里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例子。他反复强调：“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立即反驳陈伯达说：你是在宣传唯生产力论。中国现在就是要搞运动。你强调搞生产，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比利时等国；你举的现在中国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伯恩斯坦主义，张春桥说陈伯达是唯生产力论，这样一来，会上呈现出陈伯达与张春桥僵持的局面。这时，毛泽东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不一会儿，他起身去卫生间。他是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考虑。毛泽东从卫生间出来后，发了言，他支持陈伯达的意见。他说：陈伯达的意见是对的，应当考虑报告上加进陈伯达的意见。周恩来也说，陈伯达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应该加进九大政治报告中去。林彪随后也表态说陈伯达的意见好，要加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一表态，陈伯达非常得意，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们心中非常生气，而这种气，不敢指向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也就只能指向了陈伯达。
毛泽东否定了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
这次会上，没有决定起草组的下一步具体工作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决定起草小组下一步应该合作的问题，这就等于默认了两个起草班子的继续存在。这次会后，陈伯达在得意之余，更加玩命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稿了。陈伯达是要争一口气，要在看不起他、专门整他的康生、江青面前争这口气。同时，他也认识到，他起草这篇报告稿一旦被毛泽东采纳，他在中央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而如果被毛泽东否定，他在中国高层的“理论权威”地位，就很成问题了，江青、张春桥他们就会取而代之。考虑到此，在这次会后，陈伯达仍然不理睬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自己把自己关在米粮胡同的家中，继续用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而江青等人也在钓鱼台起草另一份九大政治报告。他们推掉了一切日常事务，也关起门来，专门研究、推敲他们的报告稿，反复进行修改，同时，派出两批人马，一批打听陈伯达起草报告稿的进度，另一批打听毛泽东有什么最新指示。
陈伯达的笔头快，文字功夫和理论功底也比张春桥、姚文元强，他也真的下了功夫，可以说，到了日以继夜，字斟句酌的程度。不久，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就脱稿了。他让秘书一字一字抄清，然后他又一字一句地核对了一遍。决定直接送毛泽东阅。原来，陈伯达住在中南海时，是随时可以见到毛泽东的，他只要打个招呼，就可以步行到毛泽东的书房或者卧室去见毛泽东。可是，他搬出中南海后，就不那么方便了。他决定派人直接送给毛泽东。他用工整的字，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问候毛泽东外，主要介绍了他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想法和过程。信写好后，他挑了一个大的牛皮纸口袋，生怕上面有灰，用衣袖前后擦了一遍，然后，把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和九大政治报告稿一并装入，十分恭敬地封好，拿起毛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即呈毛主席”五个字。派人送出报告稿后，陈伯达心里仍然七上八下。陈伯达本来对自己写的稿子是有充分的信心的，是认为毛泽东肯定会采用自己起草的报告稿的。但考虑到有江青、康生他们搞鬼，心中还是没有底，悬着，担心着。
江青他们也下了功夫，搞出了另一份九大政治报告稿。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由江青把报告稿直接送给毛泽东。不久，江青借口去看望毛泽东，去见了毛泽东，在毛泽东那里谈了很久。谈话中，江青把他们怎么样组织人收集材料，怎么样起草，怎么样反复研究等经过，汇报得很详细，还从当前形势等角度，讲了目前这个报告稿不宜过于强调搞生产，还是要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江青的后面这句话，正好合乎毛泽东的心意。不久，毛泽东在见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时，还专门向他们了解了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稿的情况。
此时，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他的思考，是由于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争论而引发的。此时，毛泽东特别注意的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改变颜色。与这个重大任务相比，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毛泽东也考虑到了抓生产和搞经济建设问题，但他此时形成了这样的思路：通过抓革命来促进生产。毛泽东过于看重精神对于物质、政治对于经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了。他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要通过政治革命来促进生产。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后来在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中体现了出来。九大政治报告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常识。’”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稿时一再与陈伯达争论的，他们坚持的这一点，也与毛泽东当时的一些认识相合。而陈伯达则主张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生产率。显然，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不合拍。
陈伯达坚持自己的观点，又不去同毛泽东交换，而是自己在家里面干等。他的想法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论水平是肯定的，过去，对自己起草的稿子都是十分看重的，这次也会重视自己起草的稿子的。可是，这次陈伯达失算了。由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先后在毛泽东那里说：陈伯达在另搞一套，不与他们合作，陈起草的报告稿中偏重强调唯生产力论，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因此毛泽东只看了张春桥他们写的报告稿，根本不看陈伯达写的报告稿。
没过几天，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送到陈伯达家中一份密件，陈伯达打开一看，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牛皮纸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竟然连牛皮纸口袋都没有打开，说明他对陈伯达写的报告稿连看都不愿意看。陈伯达一见到被退回的牛皮纸口袋，感觉就像五雷轰顶一般。陈伯达拆开牛皮纸口袋，看到自己写给毛泽东的信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他关起门来大哭了一场。后来，陈伯达出狱后，对采访他的叶永烈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陈伯达的哭，不是因为他的心血白费了，而是因为他又一次在与江青的较量中败北了，而且，也意味着他这个“大理论家”，在毛泽东的眼里一钱不值了，毛泽东对他不再信任了。
陈伯达成了毛家湾一号的常客
在九大上，陈伯达仍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保住了原来的地位。他松了一口气。但他自己清楚，他在中央政治局中是孤立的，他的地位是动摇的。
在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一大部分是林彪的人，另一大部分是江青手下的人。林、江两个集团的阵势已经显露出来，而陈伯达哪一头也靠不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笔杆子”，陈伯达被晾在一边了。起草中央重要文件，已经不再用他了。毛泽东总是让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原来由他分管的部门，也被江青手下的人逐步接了过去。中共建政后，陈伯达一直领导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现在江青借口让姚文元参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陈伯达管的宣传理论部门的领导权拿了过去。陈伯达感到自己已经被架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而威胁陈伯达地位的，不是拿枪杆子的林彪一伙，而是同属于“笔杆子”的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面对威胁，陈伯达急于在中央内部找到能支持他、为他说话的人，于是，陈伯达便把目光投放到林彪身上，开始注意向林彪一边靠。
九大后，林彪手下的干将在中央政治局中占的比重很大，超过了江青集团的人，这当然引起了江青集团的不满。两个集团的矛盾必然发展起来。在此情况下，林彪也要在中央寻找更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寻找能舞文弄墨的支持者。他手下的干将均为武将，他缺少的正是笔杆子。于是，林彪也把目光投放到陈伯达的身上。
过去，林、陈之间就互相帮过忙。
林彪为陈伯达说过好话，1967年2月，军队的一些老帅们“大闹怀仁堂”时，一些老帅就质问和批判陈伯达，搞得他在中央威风扫地。这时，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林彪说了一句话：“陈伯达是好人，他长期担任毛主席秘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工作是好的。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他不容易呀！”这句话使陈伯达挽回了面子，也巩固了陈伯达在中央的地位。后来陈伯达听说是林彪为自己说了关键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在内心是十分感激林彪的。
陈伯达也帮林彪解过围。1966年11月，正当全国陷入大动乱之时，有几百个红卫兵到国防部大院去串联，警卫人员不让他们进，有几个学生就高喊着往里面冲，这样，就与警卫部队发生了冲突。冲突中，几个学生被警卫战士打伤了，于是，红卫兵们不依不饶，调来了更多的红卫兵，包围了国防部，用广播大喇叭高喊着彻底批判军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消息报告给了林彪，林彪请“中央文革”出面处理。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责无旁贷，就动笔写了一封给红卫兵的信。信中说：你们冲击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情可以一个一个说清楚……。陈伯达还派张春桥去国防部，当着学生的面宣读了他的信，学生们一听，是“中央文革”组长的意见，立刻就散开了。陈伯达一封信，解了国防部的围。事后，林彪托人转话给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谢谢他。
此外，陈伯达和他老婆闹矛盾，叶群听说后也主动关心陈伯达，派人帮助陈伯达解围，劝说陈伯达的老婆离开北京，并且由军队把陈伯达的老婆送到山东养起来。
虽然林、陈之间也有过意见不相同的时候，但在几个大事上，两个人原来就是相互帮忙的。现在，两个人互相都有建立密切联系的需要，自然是一拍即合。
陈伯达不断主动地给叶群打电话，与叶建立了“热线联系”。叶群向陈伯达转达了林彪对陈伯达的敬意，说：林彪同志十分尊敬你，认为你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林副主席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工作的。一次过节，陈伯达见别人家都有海螃蟹吃，就也想吃点海螃蟹，叶群听说后，就让广州军区用军用飞机给陈伯达送去一大筐。陈伯达是一介书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赠。陈伯达写得一笔好字，却从不给别人写。于是他就主动地给林彪和叶群题字。林彪自我爆炸后，专案组在林彪住宅中找到的陈伯达给林彪的题字是：“天马行空，猛志常在”，“天马行空，知无涯”。陈伯达给叶群的题字是：“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据林彪的秘书讲，陈伯达给叶群的一幅题字：“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差一点使叶群自我飘浮起来。陈伯达在给林彪、叶群题字的同时，也给林彪手下的大将题字。叶群给邱会作写的一首诗，叶群在与陈伯达通电话时，无意间念了这首诗，陈伯达就把这首诗写成大字送给邱会作。这首诗是：“繁霜冷雨独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这样一来二去，不仅林彪、叶群对陈伯达有好感，引为自己人，连林彪手下的干将们也对陈伯达有了好感，引为自己人。没过多久，陈伯达就成了林彪在毛家湾家里的常客。林、陈、叶常在一起谋划事情。林彪得到了陈伯达这个“大笔杆子”，如虎添翼，他不怕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再用理论来压他们了。陈伯达受到了党内二号人物的支持，他在党内的地位也稳定下来了。
起草九大报告之争的延续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争，并没有结束。说穿了，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争，看起来是在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发生的，而实际上，这背后深藏着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矛盾和斗争。因为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林彪实际上是在暗中支持陈伯达的。这一点陈伯达心里也清楚，这也是陈伯达在这场斗争中败北后一心一意投靠林彪的根本原因。回过头去看，起草九大报告之争，在九大会议期间就在延续着，但这种斗争，则是林彪与江青在暗中的较量了。
在九大开会之前，叶群、黄永胜等人在军队代表中串连了一番，在九大选举投票时，不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票。这样，开票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少了许多票。康生发现了，立即大怒，还骂了起来。他声言，一定要查清是谁没有投这些人的票。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告诉康生，党内选举，选举人是可以按自己意思投票的。康生一听，不作声了。他又一想，如果自己派人查，毛泽东知道了，自己会碰一鼻子灰的，也就骂骂咧咧地，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情，使江青、林彪两伙人之间的矛盾更深了。
起草九大报告之争，实际上还延续到了庐山会议。这原因，当然也是陈伯达此后加紧向林彪靠近。陈伯达对林彪是非常感激的，他也看清楚了：党的九大党章上已经明确写上了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今后，毛泽东不在世了，林彪就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了。就目前来说，林彪也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极大。他还要进一步为林彪卖力气，一方面报答林彪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有更好的前途打基础。更主要的是：陈伯达认为，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斗争中，林彪是支持他的，根据是：在林彪家里开会时，林彪坚持要以陈伯达为主起草；林彪讲的观点中，也有许多方面与陈伯达起草报告稿时所坚持的观点一致；在毛泽东否定陈伯达的报告稿时，林彪没有像过去那样表示“完全同意”、“坚决照办”、“完全赞成”，而是没有表态，这在当时的林彪的行为中，是极为少见的；陈伯达的报告稿被毛泽东否定后，叶群很快就打电话来，虽然没有提这件事，但从叶群关怀的问话中，陈伯达感到，这是林彪知道自己的报告稿被否定之后专门让叶群打电话安慰他的。对此，陈伯达在心中是感激的。从此以后，陈伯达认定：今后自己就是要紧跟林彪了。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伯达靠近林彪的情况，不久就让江青等人知道了，江青在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毛泽东听后，没有表态，沉思良久。
陈伯达在感激林彪之余，也要为林彪卖力气。这种卖力气，集中在他帮助林彪鼓吹天才论，帮助林彪当国家主席之上。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同时鼓吹天才论。陈伯达是为林彪卖了力气的，他与林彪配合，为林彪搞了两个材料：一是把林彪的讲话稿整理成文字稿，又把自己早已经整理好的关于恩格斯列宁称天才的语录整理了一遍，然后把这两份文件一起下发给全体与会者。这两份文件，成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重型武器。他们在会上鼓噪起来，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提出，谁反对说毛主席是天才，就打倒谁，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则一起到毛泽东的住处去告状，同时向毛泽东求救。他们是经过密谋后到毛泽东住处去告状的，这个状也告得刁。他们一到毛泽东那里就单刀直入地说：陈伯达要揪人，要揪的人就是张春桥。这样就先给陈伯达扣上了一顶不经过毛泽东就揪人的大帽子。毛泽东对林彪和陈伯达的活动早有察觉，现在江青、张春桥他们来告状，更引起他的注意。认为现在是反击林、陈的时候了。于是，他立即决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天，政治局常委会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召开，毛泽东一开始就定下了三条：1、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2、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3、不准揪人，要按照九大的精神团结起来。毛泽东最后强调：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精神的。毛泽东说完，就宣布散会。
毛泽东的三条指示，打乱了林彪的阵脚，也把陈伯达打懵了。毛泽东心里明白，林彪是要抢班夺权，陈伯达就是为林彪抢班夺权打前阵的。但在当时，毛泽东暂时还不能把林彪揭出来，正如后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说的，对林彪，我还是要保。此外，毛泽东也清楚，林彪是二号人物，陈伯达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个人联合起来，势力很大，也不能一下子搞倒两个高层人物，那样的话，震动太大。他要分化林、陈，先批陈，这样可以保证政局稳定。于是，他动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毛泽东写道：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毛泽东指出：这个材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接着，毛泽东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之后，毛泽东把话头转到了陈伯达这次庐山会议的行动之上，说：陈伯达这一次可“配合得很好了”，他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为了分化林、陈，毛泽东接着写道：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天生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发给了全体与会者，一下子就把会议风向转了过来。参加会议的人开始批判陈伯达了，林彪也不讲话了，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手下亲信也不讲话了。林彪和陈伯达，都在庐山会议上，遭受到了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政治上的失败。
会后，陈伯达被责令反省，林彪手下几员大将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爆炸，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死亡。至此，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起草九大报告所引起的这场斗争，持续了三年，到此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