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泽东年谱》与《杨度集》并置一处，看看在北伐期间，二人履历是否有所交集：从1926年7月北伐开始到1928年底北伐结束，毛泽东一直在南方活动，他所涉足的最北端，大抵便是武汉；此间，杨度则在北方尤其是北京活动，1928年秋，从北京迁往上海，其时毛泽东已经上了井冈山，他们的距离，看似更近，实则更远了……所以在北伐期间，二人并无交集，杨度从不曾预言毛泽东是“得天下者”。后世如此臆造，除了神化毛泽东，还有一重考量：怀抱帝王学的杨度，虽沦为过街老鼠一般的帝制祸首，却未心灰意冷，反而屡仆屡起，一直在物色明主，寻觅真龙天子。
文革期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图源：AFP/VCG）
“他是中国最复杂、人格分裂最严重的人：拿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北伐时说毛泽东能得天下，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最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他是谁？”
谜底并不难猜：杨度。不过谜面错漏百出，不堪入目。譬如杨度的功名，不止秀才，还是举人；他是否参加公车上书，以及公车上书本身，皆成疑问；他与梁启超是好友不假，与康有为则一直不大对付，读其1898-1899年日记，可知他最喜欢吐槽的人就是康有为，1906年底，他和梁启超、熊希龄联袂筹划宪政会，以促进清廷立宪，终而胎死腹中，失败因素之一，恰是对康有为的安排与康有为的意愿；他与蔡锷交情莫逆，有始有终，不过从未同学；1920年代，他帮国民党做事，是否入党，则在两说之间；后来他南下上海，寄身于杜月笙门下，其身份却非传统的师爷，杜月笙在他面前，执弟子礼甚恭；1929年秋，他加入中共，最可信的说法，应是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
我最感兴趣的一点在于：北伐战争期间，杨度是否见过毛泽东，并预言“得天下者，此人也”？
此说流传甚广，不仅响彻江湖，甚至为一些学术著作所引述，如秦晖名著《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群言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346页，注释二）。当然，以秦晖的头脑，还不至不假思量，人云亦云。他根据“迄杨度死时毛泽东还未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对杨度预言毛泽东将得天下的说法表示怀疑，不过转而提出一种新说：身怀帝王学的杨度，也许没有相中毛泽东，而在中共内部另有属意，“如直接单线领导他的周恩来等”。诚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要辨析此说真伪，最直接的办法，即把《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与《杨度集》所附“杨度生平年表”并置一处，看看在北伐期间，二人履历是否有所交集：从1926年7月北伐开始到1928年底北伐结束，毛泽东一直在南方活动，他所涉足的最北端，大抵便是武汉；此间，杨度则在北方尤其是北京活动，1928年秋，从北京迁往上海，其时毛泽东已经上了井冈山，他们的距离，看似更近，实则更远了……质言之，我所阅读的二人年谱、年表和传记，并无一字提及他们的会面，假如确有其事，毛这厢可以不提，杨度那厢绝对不会漏过。
话说回来，不要说北伐期间，纵观二人平生，也许都不曾见过一面。说“也许”，因为我曾推论，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后来则渐渐存疑。
杨度与毛泽东都是湖南湘潭人，一家在姜畲镇，一家在韶山冲，相距不远，照现在的车程来算，大约四十分钟。杨度长毛泽东十八岁，差了一代人。青年毛泽东曾是杨度的读者。唐德刚《段祺瑞政权》一书至少两次提到，毛泽东最看重普鲁士，曾说“如果把中国比作东方的德意志，湖南就是中国的普鲁士”。如果唐德刚没有误记，那么毛泽东之言显然是对杨度《湖南少年歌》之诗句“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化用，当然，毛泽东读过《湖南少年歌》，并不奇怪，若未读过，那才奇怪呢。
这里需要介绍一个人：萧瑜（萧子升）。他是杨昌济的弟子、青年毛泽东的密友。他所著《毛泽东前传》，第十三章直接以“杨度”为题。据其回忆，“毛泽东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可为佐证的是，1916年春，毛泽东曾致函萧子升，信中有言：“思借《君宪救国论》一阅，兄处既无此，以后随意觅之可也。”《君宪救国论》正是杨度的大作。
萧瑜和毛泽东都是杨昌济的得意弟子，加上蔡和森，并称“杨门三杰”。杨昌济则与杨度交情匪浅。他们相识于留日期间，既是同乡，也是校友：都曾入读日本弘文学院，杨度早杨昌济一届，尽管他年少于后者。杨度与嘉纳治五郎的对话《支那教育问题》，令杨昌济“推许备至”。1917年，方表回湖南，杨度赋诗送别，“并寄华生午亭”，华生即杨昌济字。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年仅五十岁，死前道：“吾意正畅。”杨度前往其居所豆腐池胡同吊唁，据《毛泽东年谱》，彼时毛泽东正与杨开慧、杨开智一道为杨昌济守灵。如果二人见过一面，大抵便在此时此地。
杨昌济是志节之士，一生无意于名利，身后潦倒，友朋遂发起募捐。那一篇呼吁“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的《与梁焕彝等为杨昌济逝世启事》，收入《杨度集》，看来出自杨度之手。发起者共二十九人，包括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杨度名列第六，第二十八名，署名毛泽东。
1926年，萧瑜在杨度手下做事，二人曾谈及毛泽东，杨度询问相当细微，包括毛的性情、功课、文章、书法、古典文学和哲学修养，以及“真正的才分”等。需要注意，杨度竟问毛泽东的相貌是否如传言所云十分丑陋、是否有弑父之心，这两点，都是帝王学对明主的评判标准。不过由此来看，杨度应该没有见过毛泽东（当然，萧瑜《毛泽东前传》并不全然可信，书中云：“一九二六年张作霖在北平开府，自号大元帅，杨度应邀出任教育总长。杨在接任之后，仍邀我到教育部帮他办事。”此说显然有误，靳云鹏组阁，因张宗昌保荐，曾内定杨度为教育总长，然而这次组阁并未成功，所以杨度无缘出任张作霖政府的教育总长，“仍邀我到教育部帮他办事”则无从谈起）。
钩沉至此，足以确证：不论杨度与毛泽东是否缘悭一面，至少在北伐期间，二人并无交集，杨度从不曾预言毛泽东是“得天下者”。后世如此臆造，除了神化毛泽东，还有一重考量：怀抱帝王学的杨度，虽沦为过街老鼠一般的帝制祸首，却未心灰意冷，反而屡仆屡起，一直在物色明主，寻觅真龙天子。
这一点考量，却非无根之谈，而有其历史镜像。帝王学是杨度安身立命之所在，深入魂灵，无以祛除。只不过，晚年杨度所相中的明主，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1931年，杨度和章太炎到曾任湖南省长的赵恒惕家中作客，客人还有左舜生等。酒酣耳热之际，杨度大发感慨：“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听者有心，这番话被左舜生记录下来。此后不久，杨度便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对照其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云云，此恨绵绵，竟无语凝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