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有机会去大凉山核心地带美姑县做一次探访，为期近20天。方式是食宿在彝民家中，就近感受了解大凉山日常的生活形态。此前，我对大凉山的了解基本限于媒体传达的危机性内容：毒品、艾滋、贫穷。实地探访一方面印证深化了这些内容，但在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我的一些理解：在被外界聚焦的危机、断裂性之下，大凉山生活仍有其日常性的根基，包括劳动、起居、情感、习俗，以致和外界同样丰富的人性内容，而这一面往往被忽略了，使得大凉山成了某种“异类”，历史进程中的“化石”。需要一种更内在的视角，才能够理解大凉山日常生活和毒品、艾滋、极度贫困等断裂性危机之间的关系，二者往往不可分割地伴生依存。在危机之下，也蕴藏着一个族群延续的生命力，与破解困局的希望。对于阳光和土地的信任无间，在历史罅隙中保留下来的敏感与自尊，人性的某种浑朴自在，既可以造就贫陋荒凉的外观，也包含了值得珍视的内在价值。另外，现实的改变也正在发生。虽然时间匆促，但我希望能够更靠近大凉山土地上的人，更内在地传达他们，而不只是一个外来的打量者。本文系“大凉山生活：日常的和忧患的”下篇
“在大凉山，人群总是晾晒在阳光下，黑暗匿在土屋中。日常的和忧患的，像尘与土难以区分。”
尘土
正午时分，大家都躺在曲笔石布家门前的地上。
下雨天，穿过院子走向石布的家门很艰难。地上堆积腐殖质的粪土，化为稀泥，一直延伸到门边，来源是大门旁的两个猪窝和院子对面的牲口棚，牲口拉下了粪便，又将一切成型之物践踏为污泥。
在金固吉哈和阿达母子家门前，情形更为困难，对于外来者来说，几块粪水中的跳石成为唯一的途径，稍微干结一点的靠里半截院子被一只充满敌意的大狗占据，它看护着羊群归家的迂回道路。
这已经是改观后的场景。数年以前，牲口还在屋里豢养，把家门前作为沤粪场地是山里的传统。
眼下猪群在门前进食之后，石布的母亲会赶着它们到屋后通向金固吉哈家的小路上去排粪，这条路上横亘着的全是猪大便。没有用来沤肥的猪圈。有时候，石布的母亲会把小猪和怀孕的母猪叫进屋里去喂食，以免争抢。
人没有厕所，远远近近地到地里去解手。打工的青年和上学的孩子，在“上厕所”与“就地方便”之间来回切换，果果和五牛这样的年轻人回家之初会觉得不适，“但没有人去修”。
中午的阳光强烈起来，门前的粪土晒干了一些。歇晌的人们铺开查尔瓦躺下，或者席地而坐，几个孩子坐在院子旁边的柴垛上。每个村子都能看到或坐或躺在地上的人群，散漫地聊着天，话题时有时无，随风聚散。几个妇女在缝着手中的查尔瓦，一件精工的羊毛里子查尔瓦要费上半年功夫，只能在明亮的阳光下完成。即使是在美姑县城里，也四处是这样的情形。
阳光是大凉山最好的东西，远胜于此时屋顶下的黑暗。只要太阳一出来，人们就会席地而坐，聚集在阳光下。阳光和尘土一起塑造了彝族人脸上的颜色，和这里微红的土层近似，难以分离。
下午变天下起了小雨，人群都散了，各自去干活，石布的三弟留守在院地上，一动不动。身边光着下身的小弟弟哭泣起来，被阿妈抱走。老三仍旧坐在院地，直到小雨过去，天色将暮。
索布家的门前，中午聚集了十来个晒太阳的人，妈妈和大大小小的孩子，外婆和婶婶，几个邻居家的大人小孩。一直在感冒的外婆侧躺在一张破旧的查尔瓦上，同样在感冒的婶婶躺在高高的柴堆上。小弟弟躺在门前铺的一件衣服上，鼓起高高的肚皮，照顾他的大妹对着他的肚脐吹气。一会又背起他，躬身在石板上玩一种切野蒿游戏，像阿妈切猪草的样子。二妹则在门口的猪栏上攀爬上下。小妹妹从妈妈背上放了下来，躺在缝查尔瓦的母亲身边。老五仍旧光着屁股，和老四在土里玩梭坝坝游戏。
“小弟弟躺在门前铺的一件衣服上，鼓起高高的肚皮，照顾他的大妹对着他的肚脐吹气。”（作者供图）
一会儿，感冒的小妹妹哭了起来，一时无人照看的她拉了屎，并无人觉得应该为她擦屁股，任穿开裆裤的她四处蹭干净，只有家里的黑狗感兴趣地嗅了嗅她的屁股。光着下身的老五又开始流鼻血，和脸上的尘土粘在一起。二妹妹的鼻涕还挂在上唇一伸一缩。有一会老六无人照顾，在门前地上大声哭泣起来，直到大妹妹想起了他，回来哦哦地哄，把他抱起来背着。
大猪从猪栏里牵走，拴在大门旁边的坡上，在阳光下舒服地睡觉，傍晚再回到门前进食。
从这里望下去，整个村子袒露在阳光下，明显没有更靠近低山的觉力家一带干净：小路被牲口踩成了烂泥，烈日也没能晒干，粪水横流，蚊蝇嗡嘤，各家小院都沤着粪泥。路口扔着一堆堆啤酒瓶子，是节日纵酒的陈迹，无人回收。白色的梨花触目地盛开在高处，和地上的情形似乎全无关联。
在一处墙角，三个小姑娘躺在尘埃里，像是在天然的襁褓中，全无戒心。脸庞和头发的尘土近于透明，天生清秀的面目之美，像是节日极尽艳丽的服饰，与触目惊心的脏污合为一体，难于分解。在索布的妈妈和两个妹妹的身上，也有这样的强烈反差，似乎天生如此又令人不安。
家里没有毛巾、洗衣粉，以及其他和洗涤有关的东西。水管在门前哗哗流淌，但没有人想到去洗脸。以前需要走过山坡去挑水，两年前政府出资，各家自己出力把水管接到了门前，但习惯了与尘土相处的人们，多半并不觉得需要改变习惯。
石布的小叔叔有一双塑料拖鞋，晚上会穿过院子去冲脚。虽然没打过工，他却是村里第一个开始洗脚的人。出门打工的果果和五牛，会在一个盆子里洗脚，阿妈和弟妹并不仿效，虽然他们跟着学会了看电视和手机游戏。
下午，索布的婶婶躺在自家的院地旁边，比昨天更为衰弱。她的感冒加重了，但并不打算去医院或吃药。村里没有卫生室。觉力的父亲当年就是突发肚子疼，因为没有医疗过世。
酒是通常的应付之道，昨夜的酒烧鸡蛋或者糖酒，已是精心调制的药剂。感冒一般靠自愈，村中幼儿园的教室里，时常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因为感冒缺席，觉力和索布所在的学前班也不能免俗。
对于更严重的病情，办法是做毕摩。索布前几天请了一天假，外婆前一段一直头疼，阿妈请了人做毕摩。
对于大凉山人来说，做毕摩是把日子过下去的条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做毕摩：从感冒到卧床到轻重疾病，运气不顺，天气反常，冲犯邪祟，祈求牛羊丰足，婚丧嫁娶，或仅仅是每年例行的祈祷平安，祭祀祖先。按事情的大小、隆重的程度来区分，毕摩需要的时间和报酬也差别甚大，从治头疼脑热的几个小时到驱鬼的三通夜，从杀一只鸡待客到宰一只羊、送几百块钱。索布外婆做毕摩的代价就是一只鸡。
石布和阿萨在山上放养的爷爷，是村里最老的毕摩师傅，也教会了石布的爸爸和叔叔做毕摩。靠着毕摩的能力，爷爷不缺肉吃酒喝，常有零花钱，还能挣到粮食帮衬家里，在村里的威信也高。至今他一月要被人从山上请下来四五次做毕摩。
索布外婆做毕摩的报酬便宜，也是由于来做毕摩的是索布的一个家族叔叔和爷爷。两人都住在村庄的下方。叔叔有一副挂在家里的行头，斗笠帽子和花纹镶边的上衣，外披查尔瓦，最重要的一副长长的野猪獠牙，是他从村后石山上狩猎而得，打磨得锃亮。把獠牙戴在嘴唇上，似乎获得了野猪的某种神力，叔叔开始敲响手里的铃铛，念诵古老的经文，再从手中的木筒中掣出签条，用于占卜吉凶。一本发黄的手抄经文卷子还保存在叔叔家里，用于最疑难的驱鬼法术，是爷爷传下来。
在叔叔和爷爷对外来者的展示中，毕摩似乎不再那么神圣，具有了某种表演性。但它对本地人的权威仍是不可怀疑的。资历更深的爷爷，家中虽然有八个孩子，伙食仍能吃上开花白面包谷面两掺馒头，明显强于资历尚浅的叔叔。他的庭院则更符合一个老式彝族人的传统：粪水溢流，触目皆是黑色，似乎完全不担心病菌孳生侵袭。
没有人觉得，人们频繁的感冒和孩子的大肚子，和尘土或粪垢有关。在山顶上的火窝小学，支教老师们准备了牙刷和牙膏，要求孩子们吃饭后刷牙，进教室之前洗手。但在学校和村庄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堑壑。
家里最漂亮干净的东西，是每户门楣或显眼处挂着的照片。相框里的人们穿着艳丽的服饰，在照相馆布置的花草楼阁前留影，个个干净漂亮，似乎是特意储存起来的另一个世界，不能轻易触动。
艾滋
友色住在村庄的高处，像一个隐士。
他的住处，是妹妹家用来储放包谷芯子的垛子，四条木柱承着一个木条钉的橱，带一个遮雨的顶，每家都有一座。友色栖身的这座，顶子齐整，加盖了宽大的石板，看起来是专门翻修过。友色的被褥铺在堆满了木橱的包谷芯上，一条查尔瓦做枕头。另一条被昨夜风雨打湿的毛巾被，晾在木头围栏上。
十多年以前，友色在村中第一次艾滋病毒检测中被查出携带病毒，当时他已有多年吸毒史。从那以来，毒瘾和病毒以外的一切，都渐渐离友色而去。
因为吸毒，友色被劳教两次，进过几次看守所；家里的房子卖掉了。妻子忧愁之中开始酗酒，几年前上吊身亡，村中人怀疑她传染上了艾滋病；大儿子十九岁时摔死，大女儿出嫁，次女被亲戚接走，小儿子在县城爱心班上学，从不回来，友色成了彻底的单身汉。妹妹提供了这个安身之处，伙食也靠几个妹妹周济，和自己打零工解决。
友色随身带着政府发放的免费治艾药物，近五年来坚持按时服用，或许因此，他一直没有发病症状。但毒瘾并未放过他，往往在午后时分来袭，驱赶他从栖身的垛子上下来，下山去街上寻找吸一口的机会。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他，吸毒只能靠借和蹭，吸上一口海洛因的价格高大300——400元，而这已经是大跌一半后的价格。
这是由于吸毒者已经大量发病死亡。友色不是村子里唯一的艾滋单身汉，他的一位同伴虽然没有卖掉房子，却同样失去了家人和财产，妻子染病自杀，剩下的儿女被亲戚接走，屋里除了一堆供躺卧的松针空无一物。紧邻的亲哥哥房子空无一人，两个儿女先后死亡，妻子身亡，男人绝望之下跳了山下的大河，尸体十多天之后才被发现。
友色妹妹家的墙上有一张合影，相片上友色和另外两个年轻人站在一起，身后是打工所在的广州街景，却不经意出现了殡仪馆字样。站在当中带着太阳眼镜，裤腿松松垮垮的表弟已经死去六年，他是当年和友色一起初尝海洛因到共用针管的伙伴。身处异乡，三个年轻人大大咧咧的姿势像是在隐藏什么，又在拒斥什么。
“吸毒的人好像是有钱，有面子，特别是请人吸。另外，譬如表兄吸上毒了，让表弟也上瘾（视频），这样比起只有自己吸，就不害羞。”村中一个老人描述。似乎在白粉的烟雾之后，可以暂时隐匿被格格不入的异乡碰伤的自尊。直到被毒瘾挟持到今天的境地，在生身之地成为寄居的外人，友色的眉宇间才散去了照片上的竖纹，透明的眼神里空无一物，看不出亲人生离死别的痕迹。
表弟留下了妻子和五个孩子，住在村庄最靠下坡的土屋里。长女阿惹记得父亲发病到去世的情形。父亲去世前一段脸色非常不好，嘴唇脱皮，掉头发，手臂上的血管都鼓胀起来。常常咳嗽，没有力气干活，还总是从妈妈身上拿卖玉米的钱去买毒吸，或者借钱，“那段时间家里最苦，妈妈和我们只能吃玉米。”
毒瘾发作的时候，爸爸浑身颤抖，脾气很大，妈妈因为不肯给钱还挨过几次打，阿惹和弟妹们都很害怕。“劝他不要吸了，他也想，但戒不了。”有时候爸爸又哭泣说对不起家人，家里人也哭泣起来。
去世那天，妈妈睡着了，阿惹和妹妹也已上床睡觉，爸爸对她们说你们要听妈妈的话。睡意朦胧中的阿惹正在困惑，爸爸拿起种玉米的农药喝了下去。等到叫醒妈妈准备送去医院，爸爸已经断气了。
爸爸去世后没有送上山，就在门前的树林里烧化了，只遗留两块堆柴的石头，看不出骨灰抛洒的痕迹。幸运的是，妈妈经过多次检查，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平时阿惹和妹妹喜欢坐在爸爸留下的一张木椅子上，这张做工结实带雕花椅背的椅子是爸爸自己做的，两姐妹睡的床也是爸爸生前做的，带着挂帐子的四根柱子。
小女孩爬梯子给住在村中包谷垛子高处的吸毒艾滋患者递火机。（作者供图）
和爸爸一起吸毒的几个人，都发病了，有两个已经去世。阿惹的舅舅说，以前高峰期，一年村里要死去两三个艾滋病人。村里吸毒的人还剩五六个，大都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把家里的猪羊牛卖了买毒吸。艾滋的阴影下，年轻人对于吸毒已经不敢轻易尝试，结婚时要双方去医院检查，没有艾滋等疾病才结婚。阿惹邻居家的一个少年去年结婚，就走了这套程序。
吸毒对这个靠近昭觉县的村庄的重创，在眼下仍历历可见：村头坐地晒太阳的人群中，地上坐的两个男人都吸过毒，一个是喝醉了酒吸，一个曾经开商店，别人拿毒给他吸换取赊货，商店在一年前垮掉，本人上了瘾却吸不起；一旁站着的村文书自己也有曾经吸毒之嫌。据文书讲，自从十多年前毒品传入村子，在2005年左右达到高峰，共有30多人吸过，10多人死亡。加上连带导致的各种死亡，几乎没有家庭可以幸免。
毒瘾之外，酗酒和抽烟都是替代。村中的一个年轻人讲，喝酒时不要菜，一两斤酒量稀松平常。在外打工时朋友喝酒唱k，酒量一般的他要喝掉五六瓶啤酒，人数多的话，每个人晚上要花1000多块。过年回家的连日串门，和平时婚丧宴会上，更要一醉方休，哪里醉哪里睡，成堆的酒瓶在村落中四处可见。友色的“床”上，须臾不可缺的是五块一包的香烟，一天要抽两包以上。旱烟杆也常常叼在女人的嘴上，索布的二妹妹已经在学大人吞云吐雾。
坐在阳光下，点燃一支烟，友色脸上看不出悲喜的神色，像是这个村庄的面目，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死亡和悲伤之后，仍旧平淡地生活着，领受微风、阳光和出产，也繁衍着众多的孩子。
家住牛牛坝的阿木、阿鲁两姐妹，妈妈和爸爸相继在数年中过世，原因是爸爸在外地做生意期间吸毒染上艾滋，又传给一同出门的妈妈。以前家境不错，爷爷一辈传下来不少临街地皮，父亲因为吸毒需用钱，都廉价卖掉了，连同自家的土坯房。
两姐妹从出生以后，一直住在临时的出租屋里，或寄居在奶奶家。妈妈去世时父亲在劳教，家中已经一无所有。阿木和阿鲁“觉得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吃穿不一样。”今天在两姐妹身上，仍显露着营养不良导致身材矮小的后果。
爸爸从劳教所回家，身体已经很不好，两年之后去世。这期间父亲终于彻底戒掉了毒瘾，起因是阿鲁和爸爸之间的一次直接冲突。一个爸爸以前一起吸毒的朋友找他，请他吸粉。为了安抚阿鲁还拿五块钱给她。阿鲁把五块钱和桌上的白粉一起打落，推倒了准备吸粉的爸爸，骂他说，“你还想进监狱吗？”骂着爸爸的同时阿鲁痛哭起来，朋友尴尬地说着“没事，没事”，离开了。
以后爸爸再也没吸毒。爸爸很心疼两姐妹，得病后不再带着阿鲁睡，甚至不让女儿们碰一下他的脸。有一次阿鲁闹着非要跟爸爸睡，被爸爸坚决拒绝了。
爸爸去世之间不久，阿鲁曾经一个人陪同爸爸到县医院看病，照看了他一个周。爸爸症状已经非常严重，咳血，脱皮，肚子痛，脸色黑得有点瘆人。“爸爸说他好不了了，要死了，让我要努力学习。我有点不相信，就像妈妈去世前一样。”
爸爸去世以后，按照风俗在山上烧掉了，就在以前烧化妈妈的地面。烧化时不让孩子在场，但以后姐妹俩会不时地去探望。
从奶奶住在牛牛坝后坡的土屋出发，穿过干涸布满淤泥和垃圾的涧壑，经过覆盖竹叶的小路和开花的苜蓿地，来到一片铁丝网围住的集体树林，姐妹俩熟练地掀起一个缝隙，从下面钻过去。在有些荒疏的杨树林中走上一截，就到了父母骨灰烧化的地方。荒草中有一小片地面没有覆盖草皮，附近的一棵杨树似乎在火葬中被烧焦了半边树皮，这是仅有的标志。
姐妹俩面朝这片小小的泥土，低头坐着，任沉默的时光流逝，有时会轻轻跟父母说一两句话，又像在心里没出声。手里没有百合香、酒或纸钱，也没有一束野花，只有沉默。这是大凉山彝人悼念亲人的方式。
惊心动魄又饱含痛楚的往事，在微风中消逝了，只留下隐约的气息。在沙衣和阿惹家屋后的小路上，雨后阳光近于透明，对面山坡似乎在一天中变为深青，失去了几个子女的外婆倚在摊开的查尔瓦上，眯缝着眼睛领受阳光，轻轻哼唱古老的彝语歌曲。妈妈在附近缝补查尔瓦，身边偎着最小的两个弟妹。沙衣和阿惹攀上了一棵椿树，采摘初生的椿芽。轻柔的微风和生长的气息，抚平了昨夜的记忆。
彩礼
果果的手机里保存着一个一头怒发的小伙子的照片，是在打工中认识的男朋友，眼下在浙江。但回家后她删掉了小伙子的qq号，两人已经两个月没联系，“妈妈不同意”。
妈妈不同意的直接理由是，小伙子家相距两个乡，果果结婚后不方便回家帮着干活。
果果服从妈妈的意愿，“如果实在妈妈不答应，就算了”。在大凉山，即使一些年轻人在出外打工中开始自由恋爱，仍旧要纳入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的程序。否则就是“拐”，会引起极大的家庭矛盾直至危机。现实中很少有年轻人自作主张，原因是彝人在打工的他乡很难扎根，必需依托家乡的根基。
另一个原因则是，婚姻上附加了沉重的砝码：回娘家和彩礼。
曲笔阿萨的小叔叔已经结婚一年，却过着单身生活。媳妇以前不认识，只在婚礼上见过一面，当天就回到娘家，未曾同房。只有这边有干活和年终毕摩之类的重要事情，才能请人去叫。但媳妇并不愿意前来，而小叔叔也不想去叫，“不喜欢她”，平时两人一个月打不上一次电话。
按照传统，婚礼上夫妻双方甚至可能没有机会照面。媳妇回门之后，需要在娘家呆上三四年，与丈夫只是偶尔相聚，夫妻虽然结了婚，还存在严重的身体禁忌。如果丈夫始终不能抓住机会取得突破，最主要的是使女方怀上孩子，则婚姻有可能成为画饼。沙衣邻居家一个姑娘，嫁人四年仍然呆在娘家，眼下22岁，要等到25岁才真正过门。
结婚时一般并未办理结婚证，保障则在于，女方悔婚需要偿付数倍于当初男方交付的彩礼钱。譬如沙衣邻居家的大姑娘悔婚，收的四万彩礼赔了十六万。
彩礼钱是一笔高得令人惊心的数字。眼下像五果这样的女孩出嫁彩礼达到二十多万元，略有文化或有工作的则接近三十万。每年彩礼的价码都在提升，像起楼房一样一年上一层，前年还是十三万，去年涨到十七万。在靠近西昌的地方，彩礼价格更高。而在五年前，价码还在三至七万不等，16年前阿惹的父母结婚时，彩礼数字是五千元。难以想象，这些高不可及的数字怎样与烟熏火燎的贫陋土屋相联。
很少有小伙子能通过自己打工挣到足够的彩礼钱，彩礼的来源一般要依靠姐妹出嫁的收入来调换。娘家在火窝村的沙吾果大弟弟数年前娶亲，花的7万多彩礼中有一半是沙吾果出嫁的彩礼，小弟弟娶亲的13万元则一半靠家里，一半靠自己挣。石布小叔叔娶亲的13万元彩礼钱，连同婚礼花销超过20万，则来自于家中两个妹妹出嫁彩礼的积累。他的新房床头贴着四个姐妹的照片，媳妇阙如。
在女孩子这头，果果和五牛打工挣的钱，除了平时帮衬家用，积蓄出嫁时是否可以当陪嫁带走，也要看父母的意愿。妈妈给五果出嫁打造的，是一副价值一万多元的红玛瑙挂饰，另外是一副苗银手镯。
假如一个家庭缺少女孩子，男孩众多，娶媳妇就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曲笔石布和弟妹们未来就面临这种困局：五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女孩，和索布家中情形颠倒。吊诡的是，恰恰是借女孩出嫁索要重礼来保障男孩娶亲，造成了困局。
对于更为贫穷的人家来说，为了免除彩礼的负担，保证男孩娶到媳妇，调换亲和娃娃亲是一种便宜之计，甚至会出现三家调配。沙衣和三弟未来的婚姻，爸爸在去世那年安排好了，和家在西昌的二姑家对调：三弟娶二姑家的一个女孩，沙衣则嫁给二姑父哥哥的一个男孩。这样三家都不用支付彩礼钱。这门娃娃亲显然让正在上初一的沙衣压力极大，提起来脸上就浮现阴云，但更成问题的姑表近亲结婚，似乎无人介意。
由于怀上孩子婚姻才算真正落实，这里每家孩子数目众多，几乎都交过计生罚款，不少孩子没有户口。索布家超生的四个孩子被罚了一万多块，其中一岁多的弟弟罚得最多，现在家里还欠着债。阿萨最小的弟弟和妹妹超生，罚了3000元。
石布的大叔叔家最小的孩子没上户口。和阿惹、沙衣姐妹一起放羊的阿牛，妈妈一直住在外婆家，只是偶尔过来，他家一共六姊妹，包括在外打工的哥哥姐姐，只有两个哥哥上了户口。十岁的阿牛给别人家看着羊，他并不知道，除了贫穷，自己还缺少一份生存的凭证。
上学
火窝小学建在高坡顶上，被支教老师们称作“云上学校”。
爬坡到校的孩子们，也像暂时脱离了家中的泥土地面，过着“云上的日子”。对于这座山区来说，学校像是一座飞碟，降落在他们的生活中。
几位年轻的支教老师分别来自幼教、工程设计和财会行业，带着来自外界的新鲜气息，教着相对宽松的学前班课程。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年龄跨度巨大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着从认字数数、做手工到唱歌跳舞的课程，盯着老师照猫画虎的姿势羞怯又奔放，有一种在外界不多见的虔诚。
一年以前这里还没有学校，除了极个别富裕家庭送孩子去乡里，绝大多数孩子目不识丁。入学半年后，觉力已经能够工整地写下全家人的名字，虽说他数数字还要掰手指头，不过对他和很多孩子来说，跨进教室门槛本身就是意义。
学校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课本之外，还有五颜六色的积木，手工篮球乒乓球，公共厕所和牙刷，围墙上的图画，音箱里的歌曲。周六周日仍有不少孩子来校打球或者找老师玩，带来山坡丛生的红白野花，以致从陡坡冒险攀摘的索玛花，难以阻止。
时常有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来到学校张望，回娘家的沙吾果站在学校操场上，望着学生们集体绕圈跳《小苹果》，从早晨站到中午开饭，微风吹动她裹着青色查尔瓦的身影。在相似的年龄，她从来没有机会见过学校，脚下踩着的操场，是她当年放羊的草地。
学校也带来了实惠，国家营养餐补贴和公益组织配合，给学前班和幼儿园提供了免费午餐，雪白的米饭和顿顿有肉的菜，是孩子们在家里无法经常享受的，这也成了家长把大大小小的孩子送往学校的一个动力，他们很多已是帮衬家庭的劳力。
火窝小学由公益组织兴建，具有公办资格，但全体老师是支教人员，按年度接力。这种体制上的某种不正式其实带来了新鲜气质，附带外界密切的关注，譬如孩子们有公益组织统一提供的校服。而这是达洛小学的石布和同学们没有机会享受的。两座学校中的鲜明色彩和一片灰黑对比明显。
土生土长的达洛小学，是乡中心学校的教学点，只有四个老师，由于教师和教室不够，有两个年级断档。课堂上，前两排的几个好学生能够对老师对提问作出反应，后几排则表情茫然。和火窝小学一样，这里没有彝文教学，但老师授课时会间杂使用彝语。
学校下半年打算新招一年级，负责人说打算放宽年龄段，招一些过了入学年龄的孩子。由于是在教师宿舍充当的临时教室上课，只能招20个人。
曲笔石布算是过龄孩子中的幸运儿，去年还在家里喂马砍柴，背上负着弟妹的他，今年得到了和弟弟阿萨一起上学的机会。相比高一级的阿萨，石布的语文落后，却也能背弟弟班上教的几句唐诗，譬如“远看山有色”，数学还学得更快。每天来回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下雨天冲断道路的山洪，也阻断不了他对于上课的兴致。
从学校的附近到遥远的山间，到处可见驱赶羊群的失学儿童。阿达和相邻放羊的两个小姑娘，都只能在电视上学习汉语，他们和父辈一样，说得最好的一句汉话是“听不懂”。
外来的支教公益努力，对这里极为重要，火窝小学和沙衣所在对一座慈善学校都是例子。沙衣就读的慈善学校专门针对单亲儿童，提供一日三餐和换季衣服被褥，管理极为严格。在凉山，支教者受到普遍的尊重，可以得到交通的便利和旅店的打折，“你是来帮我们”的意识已经渗透到普通人心灵中，火窝乡政府对几位支教老师也甚为照顾。
但前一段发生的“最悲伤作文”事件导致的索玛花支教机构的困难，也体现了公益、舆论在和当地体制、民情对接时的复杂敏感之处。索玛花机构的一位成都出资人透露，他们眼下正在逐步修复因为“最悲伤作文”事件受损的局面。
对于孩童一代来说，教育的改变比不久前的上一代甚至只是年长几岁的哥哥姐姐，要实质得多。阿惹一直记着爸爸临终的吩咐，她和班上最好的同学约定，将来一起考上大学。没有妹妹订的“娃娃亲”，她的人生前景上少了一项负担，还可以梦想当“歌唱家”，偶像是电视上的TFboys和选秀少年。
她是学校全年级中考成绩的第一名，得到了一张由美姑县委县政府颁发的“优秀学生”奖状和三百元奖金。奖金交给妈妈，换来了家里的两袋大米和化肥。周末，借着大门进来的阳光，她和妹妹在两只米袋子上摊开家庭作业。
这比当年的爸爸幸运不少：爸爸小学成绩一直很好，却没有学费上初中，在五年级辍学。沙衣的学习在班级中也处于前列。
教育带来了观念的默化。提到家里过年做的“毕摩”，阿惹说是一种“迷信”。她和妹妹都不喜欢查尔瓦的服饰，觉得买来的防寒服和运动服穿着方便。觉力和索布也更喜欢学校的校服。
但是在披起青色或黑色的查尔瓦，戴起高挑的“英雄髻”或鸡冠帽的时候，他们会和父母一样，显出某种不同的气质，不同于在田垄中或火塘边尘埃里的他们。似乎这片土地古老的气息，历经受挫，备尝局促，却并未完全失落，在时光辗转中寻求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