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一：形容政改的“Sick Man”，曲解成嘲讽体质的“东亚病夫”
近日，原新华社记者李竹润出面澄清称，国内流传多年、影响甚广的谣言“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是他在1981年一时不察，以笔名“黎信”引入的一则西方“愚人节新闻”。揆诸历史，此类有意、无意酿成巨大影响的谣言甚多。仅以晚清民国为限，择其影响最深者，试举三例：
“东亚病夫”一词，在中国近代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涛之规模，已无需多言。惟西媒使用该词形容晚清中国，其初衷所指，与国人体格并无丝毫关系。溯其根源，如《上海体育志》所言：1896年10月17日，“租界英文报纸转载了英国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所谓“租界英文报纸”，系指《字林西报》，所谓“专论”，当日的改革派刊物《时务报》曾登有中文译稿，名曰《中国实情》。文章主旨，乃是针砭当日清廷改革失败。开篇即谓：清国政治，“麻木不仁久矣”，乃是“病夫”(Sick Man)。全文并无一字提及国人体格。
事实上，直至今天，作为一种使用习惯。“Sick Man”一词仍时常出现在西方媒体的政治新闻标题中。如《The Economist》杂志，即有报道如下：《The sick man of the euro》(1999/06/03)、《Reviving the sick men of Europe》(2003/07/24)、《The real sick man of Europe》(2005/05/19)……
第一次使用“病夫”一词形容国人体质者，实是晚清舆论第一喉舌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里，梁指责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绝无运动……以文弱为美称……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此后，洋人骂国人乃“东亚病夫”之说，伴随当日“民族主义救中国”之风潮，愈传愈广，骤成“定论”。①回溯此种扭曲，当日虽有鼓动民族情绪之奇效，却也使国人浑然忘却了“Sick Man”一词对中国政治改革应有的鞭策。
例二：“捕杀汉兵”谣言下的求生本能，开启清王朝灭亡之门
辛亥年政权鼎革，“武昌首义”之功勋，曾是革命党各派系争夺的焦点。其实，促成“首义”的最关键因素，应是“谣言”。
当年初夏，“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已传遍武汉。作为因应，湖广总督瑞澂下令，自闰六月(7月26日)始，武汉刀店售卖刀具，须刻明牌号，凡购买五把刀以上之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并突击命各兵营提前一天过中秋，以打乱可能的预定起义日期。
中秋无事，谣言渐息。10月9日，革命党人制弹时不慎爆炸，引来搜查，谣言又起。先传言“正按花名册捕杀党人”，稍后，又变异为“正按有无长辫捉拿党人”，再变异为“正编制汉兵花名册，要捕杀所有汉兵”。——事实是，湖广总督瑞澂已采纳多数新军军官建议，拟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中党人不予追究。
如果谣言没有发展到“要捕杀所有汉兵”的程度，所谓“武昌首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即便是最乐观的统计，当日武汉新军中，能够勉强被归入革命党者，亦不足八分之一。革命党骨干刘公也承认：“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被炸死。”——显然，绝大多数的士兵们并不愿为“革命理想”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惟“要捕杀所有汉兵”的谣言将其逼入“今反亦死，不反亦死”的绝境，“首义”始在革命党人的计划之外，陡然爆发。②
例三：史迪威造谣说中国不愿积极抗战，只想坐待美国打败日本
抗战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甚巨;其间，中美关系之恶化，又是此种影响得以发生的关键;欲论抗战后期中美关系之恶化，则必涉及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冲突期间，赖史迪威及其幕僚的游说与宣传，自1942年起，中国政府逐渐在美国军政高层及舆论界形成了一种不愿积极抗日、只想坐待美国将日本打败的自私形象。这种形象更在战后反馈回中国，进入教科书，成为数代国人根深蒂固的抗战记忆。
史迪威及其幕僚在美国军政界及舆论界宣扬此种论调，甚为卖力。事实上，自来华伊始，史即以该论调威胁过蒋介石。蒋曾致信罗斯福，提及此事——开罗会议后，英、美背信，拒不履行反攻缅甸之承诺，史迪威则“不问夹攻有无”，仍欲“从事于北缅局部之战争”，被蒋反驳后，即威胁称：“余(蒋)之保留态度，将启盟邦以‘中国不肯贡献所能’之怀疑”。与此同时，史本人及其幕僚戴维斯、谢伟志等，亦不断向美国政府灌输此类论调。如戴维斯1942年7月31日报告称：“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谢伟思更利用其与美国媒体的关系，指责国民党“已决定由美国打赢战争，并已自积极参预中退出。”③
此种论调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极为深远。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1942年7月来华调解蒋、史矛盾，即公然责备中国囤积美援军火，不用于抗日，而准备留待以后打内战。面对指控，蒋介石当场愤然邀请居里亲自去做实地调查。事实上，当日美援物资的调配权完全控制在史迪威之手，即便国民政府欲囤积军火，亦不可得。蒋介石后来向罗斯福控诉：“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1944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其后，魏德迈来华调查，证实了蒋的控诉。④
与史迪威等人的臆测与诬蔑不同的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尽快击败日本，而非消极拖延。譬如，1942年1月7日，蒋在日记里写道：“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1月14日，蒋又写道：“转移英美先德后倭之心理，应告其东亚战局果延长，则其殖民地民族必动摇，且必为倭军利用，则大局不堪问矣”。蒋实际上最担忧的，是中国的经济已不堪重负，抗战继续拖延下去，自政府至国家均有全面崩溃的危险。
但美、英既不以亚洲战场为重，援华物资亦至为可怜，对日战局延长乃是必然中事。事实上，美国军政当局对此了然于心——1942年，美海军金上将曾分析各战区情状，将中国的贡献能力划为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