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代大陆人的眼睛里，戴笠简直就是罪恶和魔鬼的化身；共产党的历史学者和文艺家们，早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国民党反动派”。然而，中国大陆民间二十年的历史反思，终于重新开始认识他了……。黄花岗杂志本期发表的这篇由大陆新一代学者所记录下来的，关于戴笠在大中华民国伟大民族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将使我们在读后百感交集……
黄浚间谍案
抗战已开始成为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1937年7月7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手中。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人员因戴笠是蒋的亲信，曾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看法。
庐山训练班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其次，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不久，戴笠又发布命令，抗战期间特工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为了身体力行，也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拖累，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县长任上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林遵命辞职回乡。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一天，戴主持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10余名骨干特工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三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10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1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
这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宫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有的躲进了上海的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
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方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只得再次点将说：“那就由沈醉出任组长，你看怎样？”
沈醉说：“我多年来也是一直搞行动工作，恐怕不适宜作潜伏。”
这时，戴笠插话了，他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着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14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发，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于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到有关部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均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与此同时，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本特务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种种迹象表明，有人严重泄密。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军警宪特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像。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也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与日本人来往较多。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与其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
一个星期天，黄浚西服革履，皮鞋铮亮，走进玄武湖公园，转了一会，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骆驼”牌香烟，用打火机点著，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着什么人。是老婆？还是情人？过了好大一会，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他的身边。问道：“先生，能借个火吗？”
黄浚回答：“当然可以，”说完，就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那位中年男子点著烟后，又问：“夫子庙怎样走？”
黄浚说：“这几句话说不清楚，不如我给你画个图吧。”说完，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字，便交给那个问路的中年人，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
黄浚和那个中年人的一举一动，早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结果，二人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俊以卖国罪枪决。
特工别动队
8月4日傍晚，戴笠带著侍卫贾金南，乘坐小汽车，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上海。他在枫林桥寓所沐浴更衣之后，立即让已晋升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王兆槐亲自开车陪他出去一趟。
此时夜幕早已降临，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浓烈的硝烟气息，往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此时变得像死一般静寂。
“戴先生，我们去什么地方？！”王兆槐发动了汽车，回头问抿著嘴巴、双眉紧皱的戴笠。
“华格臬路杜公馆！”戴笠简单地说了一句，又陷入了沉思。
“杜公馆？”王兆槐自言自语地低语了一声。他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之际，戴笠亲赴上海，第一件事却是去找杜月笙！多少年来，特务处与杜月笙打过不少交道，不过大都是让他王兆槐去联系、交涉。为了工作方便，戴笠授意他参加杜月笙创办的恒社，拜杜为师。可戴笠很少亲自出面去找杜月笙，这次到底为什么？
“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先生。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怎么样？”坐在王身边的戴笠，楞楞地望着那些因避战而逃到法租界地，现在横躺竖卧在马路两旁的难民，半晌才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是好！有那么多枪吗？”王兆槐信口问道。
“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据我所知，日本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的仓库里有大批的枪支弹药，你要设法把那批武器搞到手，抢运回来！”戴笠口气十分坚决地指示道。
王兆槐不禁一惊。从日本人的仓库里把武器搞出来，那不是虎嘴里拔牙吗！那间仓库位于黄浦江附近，白天战火纷飞，人来车往；晚上停泊在江边的七八艘敌舰，不停地往岸上、江面上打探照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开仓库，运走那么多武器，谈何容易！但他毕竟是在黄浦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军令如山，再难也不能说个“不”字。
“好！我明天就找沈醉他们商量一下。他们昨天已经从虹口区撤出来了。”王兆槐毫不犹豫地答道。
“哦！他们怎么撤出来了？！”戴笠惊诧地问。
“战事一发，日本人就把近一年内迁入日租界的中国人通通赶了出来。他们也怕租界里有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呀！”王兆槐有点沮丧地说。
戴笠听后，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迟了……”
说话间，汽车已驶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口。戴笠让王兆槐留在车内等候，自己亲自登门，递上名片。在等待的瞬间，不禁浮想联翩……
自从1921年结识杜月笙，迄今已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间，两人的地位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月笙已取代了黄金荣，成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而戴笠也已从?·个“流浪汉”变成了老蒋手下的大红人。当年在上海“混穷”的时候，戴笠虽不愿与帮会为伍，但任特务处长之后，总少不了要与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为了作之便，戴笠常常派部下去与杜月笙联系，自己则因公务繁忙很少登门拜访。
知道来人是戴笠，杜月笙也在想，这次戴笠亲自登门，定有要事。自战事发生以来，杜月笙也在忧心忡忡地注视著事态的发展。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在华界的生意、店铺，就通通得关闭。
他杜月笙的万贯家财和数千门徒，都将随著日本人的入侵而付之东流。几天来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希望国军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上海，也愿意亲自为此做些努力。但他毕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怎么去做。
可是一见到戴笠的名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将有用武之地了，他兴奋得几乎是倒履相迎，连声高喊：“戴先生请！快请进来……”
“月笙兄，何必客气，叫我雨农吧！”戴笠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并紧紧握著杜月笙那干瘦的手，直到走进客厅，才慢慢松开。
“月笙兄，好久不见，身体像比以前健旺了。”戴笠没话找话地寒喧。
“哪里，哪里，到底是不如以前啦！雨农兄，来，先喝口茶，等会我们兄弟俩好好喝两盅……”杜月笙接过一杯佣人沏来的香茗，放在戴笠面前的茶几上。
戴笠呷了口茶，漫不经心地瞅了瞅杜家那宽敞阔绰的摆著镂花硬木家具的中式客厅，开门见山地说：“月笙兄，改日再来喝酒吧。今天我特来有要事相求！”
“哦！雨农兄有什么事！只要是我杜某能办到的……”
“这事很急。我来是请月笙兄出面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别动队，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戴笠兴致勃勃地说起来。
杜月笙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如果让他出钱出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拍著胸脯应承下来。但让他出面组建一支别动队，真枪真刀地跟日本人打仗，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但他还是耐著性子听完，然后问：“你说的｀足够的兵力’，是要多少人？”
“一万！”戴笠毫不含糊地答道。
“一万？！”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气，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定定地望着戴笠那张满是笑容的长脸，心想，这个戴雨农简直是在异想天开，我手下的徒子徒孙虽多，但大都是在赌场、妓院、店铺等地混惯了的乌合之众，让他们聚众闹事、呐喊助威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抛妻别子，拿枪打仗，为国捐躯，那可就难了！
戴笠见其沉默不语，一个劲地在客厅里踱方步，就开口笑道：“月笙兄，这是一项有关抗战前途的大事！来之前，我已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答应别动队成立后，所有的番号、军械、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蒋委员长”和“中央”这两个名词，杜月笙顿时停住了脚步。他是个好面子的人，既然委员长和中央都看得起他，事情再难也是推辞不得的。
于是，他坐下来试探著说：“既然这是件大事，那我们就多找几个朋友来帮忙，共同设法，如何？”
“月笙兄说得对！我们先来拟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吧！”戴笠办事向来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钢笔和记事本，与杜月笙隔几而坐，你一个、我一个地提出一些要人的名字，最后敲定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界的吉章简、蔡劲军等人。外加杜月笙和戴笠。名单拟好后，戴笠兴奋地搓著双手说：“月笙兄，我们的筹备委员会这不就建立起来啦！我看筹备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吧！”
“好哇！辣斐路附近有我家的一幢房子，来往方便得很！”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知道既然有个筹备委员会，再重的挑子也是众人分担，用不着他一个人去发愁了。
这时，佣人端上新备的夜宵、酒菜，戴笠这才想起汽车里的王兆槐，连忙让佣人去叫他进来，共进夜餐。
席间，边吃边聊，戴笠胸有成竹地对杜月笙说：“其实募集1万人马并不太难。我在京沪地区的部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务大队没问题。加上我在京沪办的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差不多有两三千人。”
“我刚才也想了想。上海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点正规训练的。他们的团长大都是我的学生，找个把个人，或许不成问题。”杜月笙也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好啊，月笙兄！”戴笠一听，高兴得一拍巴掌，又按捺不住地欠起身子，凑到杜月笙跟前说，“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哟！”
“谁？！”杜月笙不解地问。
“你的爱徒陆京士他们呀！”
戴笠此言一出，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土等是上海各工厂搞护卫队的负责人，与各厂工人有很多联系。他惊喜地说：“雨农兄，你的意思是到工人中去征集？！”
“是啊！上海工人有100多万，他们都是爱国不落人后的呀？只要陆京士他们一句话，集合几千人还成问题？”
“雨农兄，你想得真周到！明天一早我们就分头行动。”杜月笙心里有了底，高兴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他俩先召集筹备委员会成员开了个会，然后各自召集自己的部下及学生，宣布成立别动队的命令。就在这天晚上，戴笠又在招商局借了三条驳船，让王兆槐、沈醉带领40多名年轻力壮的部属，前往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抢运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