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史海钩沉 > 正文

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作者:

大炼钢铁运动

也许是同龄人的关系吧,读丁抒写的《“盲流”“农民工”——我父母的故事》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尤其是,他在上海长大,1962年考上大学到北京读书,恰与我的经历相重合,读这篇文章,几乎每一段都会让我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以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禁不住也有一种冲动,要坐在小小的电脑前边,给网友讲那过去的事情。毕竟,岁月不居,一不留神已经人过中年,到了“朝花夕拾”的年纪啦。

我出生在无锡和苏州之间的一个叫做荡口的镇上。家谱上说,我们这一支的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间来到这里定居,至今也有六百多年了,子孙繁衍,形成了这么一个以华姓人为主的乡镇。我小的时候,还以为全世界多半人都是姓华。在学校里,大概是因为“华先生”太多,所以称呼老师都是用他们的名而不用姓。

虽然生在“旧社会”,却对它毫无记忆,我的早年记忆,是同新的政权、新的社会几乎同时开始的。最早的记忆既模糊又零碎。

“解放”无疑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事件之一。那就是望不到头尾的一队队士兵在我们家后门外的石皮田岸上无声地走过,没有军号声,也没有枪炮声。隔壁的酱油作坊在门口放了几口盛水的大缸,供过路的士兵们解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迎接刚过大江的雄师,还是送别望风而逃的穷寇?或许,跟阿庆嫂一样,“来的都是客”,两者都一样茶水招待?“解放”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早听到的政治词汇。后来我长了知识,有时免不了琢磨:“解放”这个词中国的古书里好像没有,从周发殷汤的“吊民伐罪”,到孙文黄兴的“恢复中华”,没有人在取代前朝时使用过“解放”二字。此词应该是近代从西方传入——或许是拷贝日文的翻译?它的英文liberate,和liberty、liberal等词同源,而后者的中文翻译在所有字典里都离不开“自由”二字。liberate无非也是赋予或实现自由的意思,假如当年哪个学究把它翻译成“自由化”,也并无不当。那样,1949年就是全中国“自由化”了。

不过1949年的我还不识任何一种文字,上学读书认字是第二年的事。我的启蒙学校在我入学的时候叫做“怀芬小学”,是当地有钱人家用他的母亲或祖母命名的一所学校。办学的人刚刚跑去了台湾,校名还没有改。那年,我只有五岁,那个时候入学不限年龄,就去报名上学,还记得是姐姐带我去报名,在教室的窗外看我考试。结果成绩不够,我母亲就找教导主任说,让他试试吧。都是乡亲,学校答应让我试试,这一试就成了我读书生涯的开始。

再往后的记忆就是“休养军”来了。江南鱼米之乡,在抗日战争那样的艰难时世,沙奶奶照料新四军伤病员都是“一日三餐有鱼虾”,到了“抗美援朝”年代,自然就成了志愿军休养地的最佳选择。我们当地人都叫他们“休养军”,休养军能够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带来了电影放映队,使得镇上和四乡的居民沾光,也能看到以前从未见识过的电影。电影放映队是坐小火轮来的,靠岸后就在河边的空场上支起银幕,再把放映机接通轮船上的发电机,就使得我们这个不通电的乡镇也能看上电影。那个时候年纪小,看不懂电影的故事,只能看热闹,只记得第一次看的是苏联影片:好人骑着马追赶火车、跳上去同坏人搏斗,模糊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勇敢的人”。

休养军还有一件事也是忘不了的:它有一小队“痴子”——在战场上受刺激变疯或吓傻了的战士,由一个在战场上被打坏了声带的“哑子”队长管着他们。每次看电影,就会看到哑子带着这一小队痴子,每人拿一个方凳,乖乖地坐到指定的地方,成为我们小孩在电影上映前的注视焦点。休养军的纪律还是很好的,有时个别痴子会溜出来,到店铺或者人家里拿了什么东西,只要报告部队,很快就会还来。

跟电影同时,苏联的影响开始进入像我的家乡这样的闭塞的地方。学校里教唱的歌有这样的歌词:“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1953年三月五日,两颗太阳中的一颗陨落了,发丧那天,全球同步举哀,我们家乡小镇,没有广播喇叭,就由靠岸的小火轮鸣汽笛为号,记得我们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笛声,立即按照规定立停默哀,这大概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早的政治活动了。

1954年春天,我随着母亲从乡下迁到上海,再往后的记忆就同大上海分不开了。

父亲病逝后,上海的姨母成了我家的经济支柱,她在一间小学当幼儿园老师,单身一人,得了一种时常发作而又难治的病,需要人照顾,于是学校出面,帮我们把户口从老家所在的小镇迁入了上海。户口迁入上海,对我来说是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而且是幸运的一步。说它幸运,是因为1954年的时候,户口虽然已经有所管制,还不是那么严厉,要到1956年才开始严厉起来。丁抒的文章里说,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假如我姨母的健康晚两年恶化,到时要帮我们把户口迁入上海,根本不是一个小学校能够办得到的。那时再进城,就属于“盲流”了,那样,我这一生就会同上海无缘。

当然,这是回过头去看才认识到的。当时,我年纪小,浑然没有知觉。即使是母亲和姨母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外祖父是上海邮政局的工人,母亲和姨母俩从小在上海长大,抗战前,母亲已经在上海的织袜厂当工人,姨母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八一三”日寇在上海开了仗,上海沦陷,她们逃难回到家乡。抗战胜利后姨母回到上海谋职,是很自然的事,后来母亲回到从小生长的地方,也视为平常。刚诞生的新社会里,“户口”,或者说城乡身份的认定,还没有展现它的全部重要性,可以说,当时全中国人民对此也都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是后来同我家乡小学里的同学比较才体会到的。

我从家乡的小学转到上海时插班读四年级,我在家乡的那些小同伴,父母有的是小镇上的居民,有的是四周乡村的农民,他们中后来能够离开农村进城上大学的几乎没有。在我的记忆里,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前几年,城里的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的,已经开始动员他们离开上海,起先是到外地厂矿工作,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或者去边疆地区。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已经成为标准的口号。与此同时,农村考生入大学的录取率也开始远远落在城市学生的后面。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这样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农村的中学毕业生,不需要动员就已经在乡下了,把他们进大学的名额让给城里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减少动员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成本。

比起我那些留在家乡的同学来,我何德何能?却顺利地上完中学,进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了上海户口,而不是因为家乡学校的教育质量差。事实上,我在家乡就读的小学曾经是一所出了不少人才的学校。2001年我曾经回家乡去看过,学校门口挂的牌子上是作曲家王莘题的校名,他曾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歌唱祖国》的词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校园内有一尊力学家钱伟长的雕像,他在成为“右派分子”前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小礼堂内有物理学家钱临照题的匾额,他生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这些人都是从这间小学走出去的校友。它历史悠久,建于1905年,而且设备良好。我到了上海之后,有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家乡小学,除了想念同学、玩伴以外,也想念那里的校舍设施。我从家乡这样脚踏车都没有的地方到了满街汽车的上海,原以为上海学校一定很讲究,实际却让人失望。我在上海进的是长宁区第二中心小学,也算是所重点学校,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礼堂,开大一点的会,要借用附近的天主教堂。校内也没有大的操场,每天升旗早操时连教室门口的走廊里也站满了人,体育课要走一里路到校外操场去上。而家乡的小学,不仅校内有规规矩矩的操场,下雨天还可以在有屋顶的砖地操场上体育课。最让我笑话的是,上海的学校竟然没有音乐教室,哪个班上音乐课,就把风琴抬到那个教室,也不管是否影响隔壁教室里上课。所以,初到上海时尽管同学嘲笑我的乡下口音,我心里却不服气,觉得我们乡下的学校比你们好多了。后来在上海久了,发觉这样的学校在上海不是少数,我高中是在有点名气的市西中学上的,当时也没有音乐教室,而且教室的窗户对着嘈杂的大街。

六十年代初放映后来受到批判的“毒草”电影“早春二月”,里面的主人公萧涧秋来到芙蓉镇教书,电影里的江南小镇学校的镜头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小学——宁静中的琅琅书声、水墨画一般的校园画面,这就是它留在我心中永远的印象。钱伟长的叔父,终老于台湾的国学大师钱穆是这所小学的第一批学生,他在晚年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他大概没有想到,这样的转变导致的结果是,当这所小学校在回顾其一百年的历史时,竟然发现前五十年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远远多于后五十年——因为后五十年里毕业的学生都被束缚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当然,上海也有很多设施良好的学校,比如离我家几站路的市三女中,1949年前是一所很贵族的学校,称为“中西女中”,后来我在海外,还见到该校校友会的海报,显示出该校的学生都来自逝去年代的“先富起来”家庭,不少人在政权变更时移居到港台或海外。不过我上的这所小学地处沪西一个叫作法华镇的地方,沪西本来就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同学多为贫穷的市民子弟。五十年代初的时候,那里是上海西端的城乡接合部,法华镇更像是一个农村的市镇,街道狭窄,店铺里还挂着关云长夜读春秋的画像。同住在东北边缘上的丁抒他们一样,我们也自外于上海,从静安寺或者南京路这些热闹的地方回来,就说是“到上海去了一趟”。那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为法华镇那一带还没有通公共汽车,从“上海”回家,要坐31路车(后来改为71路)到终点站,再步行一站多路才能到达。同学中操苏北口音者占很大比例,也就是正宗上海人看不起的“江北话”。现在回想起来,浓重的乡音,说明他们也是在抗战胜利后甚至内战结束后随着父母从苏北农村来到上海的,要是在今天,他们只能算是“农民工”的子弟,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堂堂正正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后代,同上海老市民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里上课,尽管学校的设施大概有点像是今天的打工者子弟学校。

毕竟在上海,学校虽然设备简陋,也有乡下的学校没有的洋气。比如同学们做作业用的笔,低年级多为铅笔,高年级多为钢笔,而在乡下,没有人用得起钢笔,高年级同学中有些还用小楷毛笔做作业,因为钢笔在那个年代还属于贵重物品。那时圆珠笔刚在上海出现,叫做“原子笔”,倒是比钢笔便宜,但是要费力按才写得出字来。从同学那里,我这个乡下人知道了金笔最好的是“派克”,手表最好的是“罗兰克斯”,钢丝床最好的是“席梦思”,尽管没有一个同学家里有这些东西。踢足球时,手碰到了球,我也跟着大家喊“哼子”,球踢出了界,叫做“昂赛”。后来学了英语,才体会到那大概是英语的“hands”和“outside”,想必是当初洋人裁判在赛场上的口令流传到民间的。五十年代初的上海,还残留一些类似这样的“旧社会”痕迹。比如马路边的墙上还有过去时代的广告,有“祥生汽车40000”,那是从前出租汽车公司和它的电话号码。另外记得还有“固特异”、“邓禄普”的轮胎,多年后到了北美,才知道那是美国和英国的轮胎商Goodyear、Dunlop。

旧时代的残余,表面上看不见的,莫过于上海职工中普遍存在的所谓保留工资。就是在旧社会参加工作的职工,到了新社会评级评薪的时候,评到的级别和薪水常常比他们原来的薪水要低,政府为了不伤害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还让他们拿原来的薪水,这多余的部分,就是“保留工资”。这个现象普遍到什么程度,本人没有调查,但是我的姨母是拿保留工资的,结婚后知道,我的岳父也是。姨母是幼儿园的老师,因为她参加工作早,又有科班师范的文凭,评为小教二级,正式的工资是七十多元,比她原来的工资低,她实际上拿的工资是将近九十元。后来她健康恶化,请长期病假,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还是比接替她的代课老师工资要高,因为后者是在新社会参加工作的。

这种现象在工人中也并不少见。我在大学毕业后经过再教育,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钢铁厂的动力分厂下面的热电车间当锅炉工,我们的车间主任沈师傅是上海人,原来在上海电力局当干部,文革前被派来支援三线建设。沈师傅在厂里只算基层干部,但工人们都说他是全厂工资最高的人,总厂的书记厂长都不如他。原因是他从十三岁开始就跟父亲在杨树浦电厂当童工。杨树浦电厂当年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美国人开的。跟现在的“外资企业”一样,那里的工人的薪水比一般企业的职工高出许多,他当时年纪不大,工龄却很长,也是拿“保留工资”的,在上海也许不显眼,到了云南这种地方,就把很多党政干部比下去了。丁抒在他的文章中讲他的父亲——一个纺织厂的技术工人时就说:“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但照顾旧社会过来的人,给他们‘保留工资’。父亲也蒙受‘保留’照顾。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请自愿减薪。于是自愿降到一百四十元。从此时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动,还是一百四。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样史无前例的事,无论新雇主——政府和雇员都不愿意张扬,所以没有多少人提起它。

市容方面旧社会的痕迹很快消失了,新社会的新事物天天都在取而代之。这方面最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在叫做“哈同花园”的地方建起了“中苏友好大厦”。老上海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原来是私人花园,属于二十世纪初上海市的首富——来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巴格达的犹太人哈同。新的大厦是为了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而兴建的,大概在我到上海一年之后落成开放。记得刚建成时,全上海的人都在夜晚爬到楼房的高处,瞻仰大厦顶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据说,红星以及它下面的尖塔是仿照克里姆林宫的样子设计的,那是全上海最高的建筑,超过了半殖民地时代的象征——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接下来,参观苏联展览会也成了全市人民生活中的大事,轮到我们学校时停课一天,学生由老师带队入场。作为小学生,展览的内容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大厦金碧辉煌的尖塔,高大的雕花拱门和廊柱,宽广的大理石铺地的展览厅,广场水池里的喷泉,确实让我这样刚从乡村来的孩子目不暇接,像是进入了梦幻般的世界。许多年以后,去解体后的俄罗斯圣彼得堡游览,参观了彼得大帝建起的夏宫和冬宫,看到宫中镏金的建筑和雕像、无处不在的喷泉,才知道那个梦幻世界的根原来在这里。不过在当时,全上海的人大概都以为那就是我们将要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天堂,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8年,河南襄城人民公社社员大翻“卫星田”

整个五十年代,正是苏联的影响渗入到全国的每个角落的时代。我个人作为小学和初中学生也能感受得到:我的姨母只是一个幼儿园的主任,但是她要领导其他老师学习苏联的儿童教育理论——马卡连柯教学法,为此她自己出钱订了苏联的儿童刊物,请人翻译成中文作为参考。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进初中时语文课分成“汉语”和“文学”两门。文学课就是教一篇篇的范文,同以前的“国文”课没有两样。汉语却是新开的课目,专门讲语法,教词汇的分类、句子成分的分析等等。实际上这是初级的语言学,作为一门课程,是从前的中学没有的。另外记得当时高中生的生物学课本不叫“生物”,叫做“达尔文主义基础”,我怀疑这些都是仿照苏联中学的做法。几年后同苏联关系渐渐疏远,这些课程也都恢复了原状。教科书的内容,也增添了许多苏联和俄国的内容,比如物理书,除了介绍伽利略和牛顿,也介绍俄罗斯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生物书,除了介绍达尔文,也介绍伟大的自然改造者,“向大自然索取”的米丘林。高尔基的“海燕”和“母亲”也进入了我们的语文课本。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华夏文摘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4/0418/20450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