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程设置方面，对我们一代人日后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要算是外语课了。在我1956年进初中的时候，或许还早一两年，初中里就没有外语课了，一直要等到进高中才有外语课，这种情况只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前后若干年的时间里，今天回想起来，显然也同当年的时代特点有关：五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正是“向苏联学习”口号最响亮的时候，也是政府在人民中大力开展清除“亲美、崇美”思想运动的时期，英语差不多就是“敌人”的语言，不能作为主要的外语了，可是“老大哥”的语言——俄语的师资还没有培养出来，于是干脆在初中不设外语课。过了几年，俄语教师多了，初中又恢复了外语课，不过是以俄语为主了。讽刺的是，这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缝。可是这时英语师资缺乏和俄语师资过剩的局面已经形成，于是只能继续这种以俄语为主的中学外语教学，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学校停课。记得我升高中时进了开英语课的市西中学，开始的时候很感失望，因为当时市面上能看到的译成中文的书刊，无论文艺还是科技方面，原文几乎都是俄文，我看不到学习英语有什么好处。一直到1962年进了大学，中苏的论战已经在报纸上公开，而且发现学校图书馆里的外文资料绝大多数是英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学学了英语真撞上了大运，就象自己当年户口赶早迁入了上海一样。当年进入大学同一个系的六十位同学中，只有九位同学是中学学英语的，要同其他几个系的学生合起来才能凑成当时令同学们羡慕的“英语快班”。也就是说，我的同年级人中，学俄语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大致反映了那时中国中学外语教学的状况。
再回到五十年代的上海，那时还没有电视，收音机也不普及，除了学校教育，电影是对少年儿童影响最大的渠道之一，电影院有只收几分钱的学生场，看电影成了我们当时享受得起的“高级娱乐”。我到上海的时候，美国的电影已经在上海绝迹，西方其他国家的电影，如意大利的，也是偶然举行意大利电影节时才能看到。国产的电影无论数量和质量当时都赶不上群众的需要，我们看的电影大半来自苏联。当时二次大战刚过去不久，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等在我们同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加强了我们对苏联的向往和崇拜。而我们关于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最早也是从许多苏联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那里获得的，比如内战时的红军将领夏伯阳、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军和堵枪眼的烈士马特洛索夫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苏联在夸耀她的光荣革命史和伟大成就时，也夹带了他们革命前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宣扬帝俄时代将领如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的电影，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就叫“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笔者在几十年后游览圣彼得堡，在冬宫博物馆里看到他们的巨幅画像，这些久违了的名字才从脑海的深处重新浮出水面——他们在中苏交恶以后五十年中几乎再也没有在脑海里出现过。
除了电影，课外书籍也对我们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影响。低年级的时候，看的书籍主要是“小人书”——连环画。在新出版的小人书中有关苏联的故事也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及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故事我都没有看过原著的中文译本，对它们的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从小人书上看来的那些内容。进入中学，我们的阅读范围就扩展到“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小说了。同电影一样，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也在苏联的革命文学的夹带下，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中的一部分，如契诃夫的小说“凡卡”甚至还进了我们的文学课本。另一方面，西方的书籍也没有在社会上和学校的图书馆里绝迹，其中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马克•吐温和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法国的阿尔方斯•都德的“最后一课”也很罕见地进了我们的课本。
文革中说我们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受的教育统统都属于“封、资、修”，借用这种“分类法”，上面所说的苏联影响也好，还是残留的西方影响，应属于“修”和“资”的范畴，毕竟都是外来的影响。而“封建”教育，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比前二者要深广的多，确切说是一种熏陶，构成了我们文化修养的底色。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实际上从识字前就开始了。现在记得起来的最早的例子是“香烟牌子”：旧时代的香烟盒（讲究的是金属筒）里常会放一两张带有图案的小纸片，画些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比如三国里的五虎上将，红楼里的十二钗之类，那是厂商的一种促销手段，希望顾客跟集邮似的为了凑齐一套人物或故事，而经常去买他们那种牌子的香烟。到我懂点事的时候，香烟里已经不时兴放牌子了，而是有人专门成批印刷销售同样大小的硬纸片，内容仍是历史人物和传说，“香烟牌子”这个名称却保留了下来。本人头脑里的“哪吒闹海”、“大闹天宫”，“一百零八将”这些故事，以及太乙真人、赤脚大仙、歪头申公豹、鼓上蚤时迁这些人物，最早就是从那些画片里来的。
后来读书识字，学校里语文课教的，从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讲起，按历史年代，唐诗宋词元曲，一直讲到水浒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全部都是封建帝王时代的作品。不过，那只是“封建教育”中较小的部分，在当时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一部分。更多的“封建”教育来自流传在社会上的小人书和其他书籍。那些被列为“封建糟粕”的书籍在我的儿童时代还广为流传，比如像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七剑十三侠、七侠五义这些书籍在学校的图书馆或许已经封存，但那时店铺还没有公私合营，街上的书摊里仍然可以借到。同学在课余的时候，也常常交流欧阳德、黄三泰、窦尔敦、徐鸣皋、太仓五鼠这些人物的故事，争论御猫展昭跟锦毛鼠白玉堂哪个武艺更高强。
由于我的家地处城乡接合部，附近有许多空地，每到夏天，这里就成为民间说书艺人活动的场地。他们乘人们夜晚纳凉的机会，在一块空地上摆一条长凳，支上一盏电石灯，就算摆开了一个露天书场，人往长凳上一站，敲一面小锣招徕听众。他们的主要听众就是放了暑假的学生们。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到初中的那些年的暑假的夜晚，我都是在免费听这些艺人用苏州方言讲故事中度过的。就像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每天吃过晚饭，洗完澡，就扛上一个板凳，拿一把赶蚊虫的蒲扇，到露天书场去了。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常常在开场时讲一些滑稽的小段子。今天红遍大上海的“海派清口”周立波的师承，或许可以追溯到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小热昏”的民间艺人。开场的段子讲完，固定的听众也陆续到齐了，就开讲正书。每天要讲一、二个小时，中间会停两次或三次，不是说书人要休息，而是他要赚钱：他是不收门票的，而是靠推销梨膏糖来赚钱。梨膏糖是用草药土法熬制的糖块，有清火润喉等功效，每块就值几分钱，现在到上海城隍庙游览区的店铺里还能买到。每每讲到故事的关节点，他就会停下来“且听下回分解”，向听众兜售各种配方的梨膏糖，等卖到一定的数量再接着讲。听众为了早听下回分解，买糖常常是很踊跃的。他们讲的正书，都是杨家将、说唐、说岳之类，在当时既不属于有资格进教科书的“精华”，也不属于图书馆封存的“糟粕”。直到今天，那些残留在记忆中的关于焦赞、孟良、王伯当、秦叔宝、断臂王佐，双枪陆文龙等等的人物和故事，还都是从当年的露天书场听来的。
五十年代生活便宜，我初中曾经在学校的食堂搭伙，每顿饭菜分为三挡，最贵的也不过一毛五。那些说书艺人每天卖糖赚几块钱，一个夏天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不过，每年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这样做，他们在其它的季节靠什么为生呢？这是我后来年纪大一点一直纳闷的问题，始终也没有得到答案。只能作如下猜想：当时的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过来，许多有学问和技艺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找到他们能够发挥所长的位置，流落在民间，幸运一点的在中小学里谋得一个位置，不幸的，就只能漂泊江湖，甚至充当贩夫走卒，这其中或许就有当年那些街头说书的艺人吧？不过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几年，到我升初三的那年暑假，说书人就没有出现。不仅说书人不见了，其他走街串巷的小贩也减少了许多，因为那时已经开始“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了。那些在城里没有户口的人，都被赶回乡下参加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去了；有城市户口的人，小贩都成了公有或集体所有的店铺营业员，其他“闲杂人员”和家庭妇女都被组织起来进了各种“生产组”。
那时我在复旦中学已经上了两年初中，校址是原来李鸿章的祠堂，我上学的时候校门内花园里还有一个高大光滑的石墩，据说那上边原来站着李鸿章的铜像。学校的礼堂叫做“登辉堂”，那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创办者之一、一个名字也叫李登辉的人。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当初就是办在这里，后来大学部迁到江湾，这里就叫复旦中学了。这个学校设施很好，有远离教室的音乐课堂，还有一个植物园和一些气象仪器。我上学的时候它已经同复旦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倒是离交通大学很近，所以学校里建小高炉炼钢铁都是请交大的师生来指导。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物理课有一学期也是由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抹油的交大研究生来上，教我们电磁感应的右手定则、左手定则。当时规定，高中生要参加大炼钢铁，三班倒上小高炉干活。初中生不用，但是我们要下工厂劳动，以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工厂给工人师傅做帮手，记得车间里的师傅大多是女的，因为青壮年的男劳力都被抽调到小高炉上去了。除此之外，那一年，还有许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秋天的时候第一次到郊区“支援三秋”，在刚成立的人民公社食堂里吃了几个星期的大锅饭。也是第一次参加由同学主持的小组讨论会，这种事以前都是由老师或者少先队辅导员来做的。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自己的孩子年纪比我们小几岁，她大概听到了什么精神，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孩子，跟从前不一样啦！今后不仅要自己召集会议，还要自己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呐。那时毛泽东的著作被看成是很高深的，只有高级干部才会去学习。
不久，班主任老师那半是赞叹、半是疑虑的预言就实现了。我们的文学课本，到初三的时候，按原来的安排是应该讲中国近代的作品，课本也发了，有叶圣陶、鲁迅等人的作品。开学后教了几篇，其他许多课文都跳过不教了，而是用另外下发的补充教材，里边就有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类的文章。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里不仅有毛泽东著作，还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以及恩格斯的“论权威”。那时，我已经不能在复旦中学读下去了，因为它的高中部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改成了“上海计算技术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入学有年龄限制，我年纪太小，只能考到别的学校上高中。计算技术在那个年代绝对是新的尖端技术，如果坚持办下去，也不失为是我国的电脑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可惜接下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计算技术学校不久就下马了，我原来的同学中进入技校的毕业后也没有人从事与电脑有关的工作，这段短暂的变迁完全湮没在历史中了。
没有能继续在复旦中学读书，只得到离家更远的市西中学去上学，这所学校质量很好，尽管他的校舍和设施都不如复旦中学。学校的校长叫赵传家，关于他的印象是，每当学校要进行大扫除了，称作“爱国卫生运动”，那一定是由赵校长来动员的，因为他是一位市级“爱国民主人士”，其他学校的事务很少看到他参与领导。
不过那一年还有更加印象深刻的事留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粮食供应突然紧张起来，家里煮饭每顿都要称好限定分量的米下锅，否则到月底就可能没有米了。报纸上也开始介绍各种提高“出饭率”的煮饭方法——就是怎样用同样分量的米煮出更多的饭来填饱肚子。同时，牛奶供应也变得紧张起来。原来上海市民喝牛奶，一直沿用旧上海的老办法，向牛奶场按月订购。那个时候，家庭里都没有冰箱，人们喝的是新鲜牛奶，装在由蜡纸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内。每天天还没有亮，牛奶场的车就将这些瓶装的牛奶放到订户的家门口，换回用户放在那里的空瓶。到了这一年，规矩变了，新的牛奶订户要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新生婴儿、危重病人，到居委会开证明才能订到。而且，越来越多的订户抱怨，早上开门时，放在家门口的牛奶不翼而飞了，送货的办法不得不随之改变。开始的时候，订户在大门上装一个木制“奶箱”，配上防盗的锁，每天晚上把空瓶放进去，送奶的工人送达后负责把箱子锁上。再后来，大概是奶场不胜其烦，也由于它不愁销售，就不再送奶到户，而是由订户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了。又一个旧社会留下的遗迹就这样走进历史，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不仅是粮食和牛奶，市场上的各种物资供应似乎都约好了一样，突然紧张起来，原来好像只有到电影院买学生票要排队，现在却变得许多物品，包括每天都不能少的副食品，都要排队才能够买到。不过学校的团委书记还在继续鼓吹大跃进，说六年内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同学们不要因为暂时的物资紧张丧失信心，不要排队抢购商品，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在不得不排队的时候要左顾右盼，生怕被同学老师发现，那是“对革命丧失信心”，很不好意思的。可是不久老师跟同学就达成了共识：很多生活必需品不排队根本买不到，于是排队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我后来注意，比我们小几岁的人，排队时一点都没有我们那种心理障碍，因为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不需要排队购物的日子，排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心安理得的一部分。
对此，丁抒在他的文章里说：“买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场排队买菜。荤菜、蔬菜、豆制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个队。没有三个人，爸爸会用破篮子、破砖头作替代物。这得跟别人搞好关系，跟卖菜的说好话。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点才去，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要是过节或请人吃饭，那就得几个人去买。这时我就倒霉了。黑咕隆咚地，大概只有三四点钟，我被叫着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参加排队。一般是六点才开始卖，这样我还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阵瞌睡。”这一段描写里的情景，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会陌生。我上高中的第一个学期末，也就是五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季，新年前夕，学校里给了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到学校附近的乌鲁木齐北路菜场维持秩序，为此我必须在冬天的午夜时分起床，早班的公共汽车还没有出场，只能在昏黄的路灯下冒着寒风步行五六里路，从家里走到菜市场，菜市场里已经灯火闪烁、人头攒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管理人员，监督顾客不要插队。平常日子里破篮子、破砖头等替代物尚可容忍，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常会引起争端，调解这类争端也是我们这些临时纠察的责任。那一年的国庆和新年，我家买到的是一只比鸽子大不了多少的冷冻鸡，那是凭票供应，而且票面上印着“小户”，因为我家里人少。
就这样，那个在宁静的乡镇小学琅琅读书的五十年代，那个高唱“毛泽东——斯大林”的五十年代，那个在梦境般的展览馆里憧憬社会主义天堂的五十年代，那个夏夜里在蚊虫的叮咬中听艺人说“岳飞枪挑小梁王”的五十年代，那个早晚时分可以听到小贩叫卖声五十年代，那个煮饭不用称分量的五十年代，那个牛奶放在门口不用担心丢失的五十年代，一去而不复返了。
2009年9月华夏文摘cm090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