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位于黄浦江的一个小码头附近。江面七八条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冲著江面和沿岸来回照射。王兆槐等人驾著驳船，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探照灯，悄悄地驶到仓库附近的码头，并摸掉守护仓库的日军岗哨，溜到仓库门前。仓库门上的大铁锁，是有大拇指那么粗的锁环。为了不惊动别处的岗哨，他们用湿毛巾将锁环裹住，轮流地用钢锯锯锉锁环，其他人均分布在仓库四周的隐蔽处，监视著敌人的动静。几乎每一个人都紧张得汗流浃背。他们都知道，万一被敌人发现，他们将腹背受敌，无路可逃。
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仓库门锁才被锯断。库房里果然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40多个人一刻不敢松懈。他们连背带扛地抢运武器。敌人的探照灯扫过来时，他们立即匍匐在地上，探照灯一过，他们又跳起来，一路小跑地搬运。
自从王兆槐等人走后，戴笠就坐立不安地在枫林桥住所内等候着消息。前来与戴笠商量别动队成立短期技术训练班的余乐醒，见其心神不宁的样子，也只好独自拟订了别动队短期轮流培训计划，放在戴笠面前，请他审批。余乐醒告辞走后，戴笠仍无法专心研究培训计划。他清楚，王兆槐等人如果不能顺利地把武器抢运过来，别动队即使成立，也无法马上投人战斗。
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要想完全靠中央批拨是不可能的。这批武器等于是他这支特工武装的命根子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深夜已过了一点钟，两点钟，南市白云观的侦缉大队仍没有电话来报告情况。戴笠忍不住又打电话过去询问，得到的仍是：人还没回来！
直到凌晨4点，戴笠靠在沙发上刚刚要进入梦乡。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戴笠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抓过电话筒。他一下就听出了王兆槐那疲惫但很兴奋的声音：“戴先生，货全运回来啦！足有五六千支！”
“太好啦！没有遇到麻烦？”戴笠睡意全消。
“没有！很顺利！”
“一定要保管好！你们先休息吧！”戴笠说完放下话筒，兴奋地搓著双手，高兴得不能自己。他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便开始研究余乐醒拟订的培训计划。他边看边想，这次一定要干个样子给人们瞧瞧，我戴某并不光是会收集情报，打起仗来，照样不含糊！
仅一个来月的时间，一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的番号。戴笠亲自担任别动队委员会的书记长。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担任过军长的老友刘志陆承担。该别动队共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队长何天风，主要成员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队长分别为陆京士等，主要成员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队长分别为张业、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京沪地区的部属和被招入特训班的年轻学生。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成员都是原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马。
与此同时，他又分别在青浦、余山和松江成立了技术训练班，让别动队员分批分期地去战地短期训练，然后分赴前线，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总算有一支自己的武装了，戴笠的神气劲就别提了。
中日间谍战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年9月中旬，章乃器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两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材。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市场和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在其绘制的地图上，不仅精确到村庄，甚至连村有多少眼井，都一一标了出来。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苎严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
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想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迫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此二人无疑是一种双重间谍。
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别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租用了一座独立的三层楼房，备用金三万元法币，小轿车一部及司机等。
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惟恐章乃器这位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
淞沪抗战期间，戴笠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三日内将“文友社”这支反间谍网络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
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工、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戴方特工总负责。
因王是跛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昏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
接着，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三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以立足之地，以便于戴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的三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三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汁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
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使他们坚定地站在戴的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和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
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
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京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作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著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拼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拼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
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确定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
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人为首纷纷出面调停，使国民党内一部分高层领袖人物欢声雀起，认为是一著置日本于死地的好棋，就连戴笠也把《九国公约》看成救命符，认为上海有救，和谈成功就是胜利。
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研究过日本问题多年的文强却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略一思索，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认为“谨防”二字说得好，他一定要在电话中向校长禀报。
《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确使日本方面一时处于被动，不得不有所对策。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动，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并伺机暗杀动进行外交调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报，很快被戴笠派遣打人日本军方的谍工人员侦知，并迅速电告戴笠知悉。
南本实隆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出一口流利的略带天津音的中国话，且外表忠厚至诚，朴实无华，内则奸诈阴险，诡计百出，应付各种险恶局面皆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因而得以成为日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之多。戴笠对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为“毒蛇”，屡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皆因南本以变幻莫测之功而滑掉。
南本潜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计划就是将其干掉，以泄心头之恨。他考虑到南本到达上海后，必定要在同文书院和日本虹口海军俱乐部露面，戴笠已在这两处日谍巢穴安排了内线，其行踪将不难掌握。难的是派谁去执行这一极危险而极艰难的任务。戴笠先将当前集中在上海能够充当这一杀手任务的特工逐一排队，分析比较，最后选定由文强担任。
戴笠考虑：文强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又是黄埔四期毕业；对校长和自己都很忠诚，不会临阵变节，多年在浙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校参参加特训班工作，对特工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熟悉，未出任过公开职务，不被日方注意；办事机警干练，极有头脑，可谓有勇有谋，文武双全。
接下来，戴笠考虑如何说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历来的观点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电话给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来一趟。这处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为严格的密室，除心腹亲信毛人凤外，即使文强这样的亲信大特务也不清楚。毛人风向文强指明地址，并交代只能坐自备汽车去，并且不能直开大门，须远远停下，步行前往。这是戴笠的惯用手法，未向部下交代任务，已经先声夺人，在心理上让他建立起一种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觉。
文强来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室，两人先到内室共进早餐。然后戴笠才让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电报，接下来就是一番鼓励：“观涛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
戴笠介绍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后，问道：“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可多做几套，配几名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选，作好出马的准备吧！”“希望老兄多动脑筋，为国诛患”。
说完，戴把准备好的一枝马牌3号左轮，配有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特别费一一推到文强的面前。这一连串的动作和气势已使文强感到毫无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贸然接受。戴见他面有难色，已知其意。结果又是顶高帽子被戴到了文强头上：“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不要被一个难字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要做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这一番恰似战前动员的思想鼓动工作，不但无丝毫霸气、杀气，而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激之以义，不由得文强不生出一股豪气，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临告辞出门，戴笠还叮嘱文强说，这次谈话不可告第二人，此间会见地点也不可告诉任何人，以后无他的亲自电话，绝不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