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许多省市之后，北京日前也取消了所谓农业户口，但是北京农民“不愿意农转非”。长期以来，中共制定的户籍制度备受舆论诟病，不但大陆几亿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更带来了土地荒废、“空心城”、“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有学者质疑，中共目前的制度偏离了世界普遍经验和规律。
9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
《意见》中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工作目标是，“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础上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的户籍制度改革中有一条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要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
没有配套措施，北京农民不愿“农转非”
人口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析说，农业户口的权益，主要是宅基地和责任田，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拆迁，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非农业户口的权益主要是依附在户籍上的一些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医疗、就业、保险、住房等方面。
陆杰华说，从现实来看，尤其北京的农民不愿意农转非。好多人到城镇打工，包括大学生到城市里上大学，都不愿意迁户口，就是因为觉得宅基地和责任田是农民固有的优势，没有对等的权益补充，所以不愿意放弃。
“户籍制度的改革，重要的是城乡的福利能否逐渐趋同”，陆杰华说，不是把农民户籍改成居民，换一个“马夹”就行了，很重要的是这个“马夹”能带来什么。
“这其实就是农民在农转非过程中的期望，他期望得到什么，这是下步改革需要关注的。”陆杰华说，当然农民的利益诉求不可能无限制的，政府和农民要寻求一种合理路径，利益的补偿要对等。
多省已取消农业户口，但农民“不感兴趣”
2016年2月，《湖南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办法》对外公布，正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别。
湖南省出台的《办法》规定，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户口登记管理的，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符合城镇落户条件将户口由农村迁往城镇，要求返回原籍户口所在地落户的，凭其户口身份证件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回原籍户口所在地。
2014年6月，中共官方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一个月后，福建、广东、河南、黑龙江等20个省区作出响应。
同年11月初，黑龙江省和河南省率先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不过，据媒体报导，哈尔滨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一个月，当地农民却对那一纸“居民户口”不感兴趣，无人更换户口本。
户籍制度差异：“同命不同价”
长期以来，中共制定的户籍制度备受舆论诟病。1958年，中共制定了“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所有个体被普遍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由此个人物资实行全民配给制，并依赖户籍管理制度进行配给管理。全民配给制中，户籍所划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被排除出除粮食外的配给。中共又在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中，通过剪刀差的方式剥削农民。农民和中国农村因此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因此农民为了能摆脱贫困，而出现了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现象。
从此，不但大陆几亿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而且更带来了土地荒废、“空心城”、“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农村空心化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2015年6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范东君撰文称，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形成农村人口的空心化，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农业产业人才流失、留守群体社会救助缺失、农村整体布局严重破坏以及乡村文化发展后继乏人等；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刘彦随研究员领衔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课题组调研发现，农村人口外流，农村家庭基本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体，造成三大留守群体，改变了农村家庭的存在方式。农村还出现了大量全家搬迁的现象，这是造成耕地抛荒和农村住宅荒废的主要原因。
据中共国土资源部资料显示，中国农村每年撂荒的耕地有三千万亩。
留守儿童非正常伤害案例频发
大陆农村养老和留守儿童照顾难题日益凸显，许多农村都不同程度出现“老无所依”与“幼无所靠”。
据中共教育部统计，2006～2015年10年间，关于留守儿童的舆情事件共计239起，主要包括留守儿童自杀、犯罪、非正常伤害与意外死亡等四种类型。其中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舆情事件62起，遭受他人蓄意伤害及杀戮21起。
学者质疑：中共制度偏离了世界普遍经验和规律
2月7日，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谘询专家的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财新网发表博客文章《乡愁四问》。文章质问，农村人口在不减少的情况下，农民有没有可能致富？农村留守的人们，有多少是因为现在的制度而形成的（包括户籍、土地）留守？
文章还表示，发达国家都曾经在历史上经历过城市化率从10%上升到80%的过程，为什么“空心村”在中国成了问题？是因为空心本身，还是其它问题没解决？
文章最后质疑，如果对于一个问题，在中国提供的答案和在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历程不一样，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追加一个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特色”，到底真的是特色，还是中国目前的制度偏离了世界普遍经验和规律？
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