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纪登奎最后没有被重新安排工作，而是继续留在九号院，他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从来只说邓小平、薄一波、李先念等领导人都说过要重新为他安排工作。也许其中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他知道但并不对我说。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本来要安排他的工作，但是他突然去世。”
纪登奎是毛泽东晚年赏识和培养的干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图源：新华社）
进入九号院以后，纪登奎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也没有社会职务，参加的社会活动也不多。可以说，他晚年的主要生活是反思，或者说是关于本人官场生涯的政治反省。从我的观察来说，纪登奎晚年的反省与心绪，是与两件大事情紧密联系的。一件事情是1983年开始的整党，一件事情是整党之后的工作安排。
（一）
现在看来，纪登奎来到九号院的前两年，最为牵动心思的事情是整党。
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不久，整党就开始了。我们不知道高层安排他来九号院，是否与这次整党有直接关系。从1980年4月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之后，其工作关系和党组织关系可以说是处在“悬空”状态。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参加整党，不论是在中央办公厅，还是在国务院办公厅，都不合适。也许正是这种情况下，纪登奎被安排到九号院里来。
要理解纪登奎在整党中的心境，也许需要对这次整党有所说明。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整党，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整顿运动。按照中共中央决定，这次整党主要针对党员队伍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问题，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其中，“纯洁组织”的核心是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具体来说，这些反对党的人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所谓“三种人”，“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这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对于“三种人”的组织处理原则是，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整党中关于党员组织处理的形式有很多种，有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还有除名、劝其退党、不予登记、缓期登记。有资料显示，这次整党有70万党员被开除党籍，当时全国共有中共党员四千万左右。以上海为例，整党中全市开除党籍619人，给予留党察看等党纪处分3687人，不予登记11134人，缓期登记1753人，处分面占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八。（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市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就本人在九号院的经历而言，人们对这次整党可谓严肃认真。当时，“文革”过去时间只有几年，很多人对于过去的挨整经历记忆犹新，面对这次整党，不知道后果如何，有很多严肃、甚至恐怖的想象。纪登奎作为一个浑身是非的失势高官，其在整党中的用心之重更可以理解。
1983年整党开始时，九号院工作人员不到百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省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对于绝大多数党员来说，整党的实际影响并不大。整党结束的时候，并没有人受到组织处分。有一个特例是，当时新提拔的一位副主任，正在安徽担任县委书记，据说是因为“文革”中的问题被开除党籍，本人随即抛弃公职下海经商。从组织系统来说，这位副主任虽然是九号院领导之一，但是整党过程中他的组织关系在安徽，形式上他是被安徽当地的党委处理的。最近若干年，一些当年参与处理的人士认为这个处分显失公正，又提出重新审查平反。从本人有限的了解而言，这位副主任被整肃有过往个人恩怨的因素，而不能算一个秉公的处理。
九号院里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因为历史上没有牵扯政治是非，对于这次整党其实不以为意。但是，对于纪登奎来说，这次整党的意义却非同寻常。“文革”中，他长期身居高位，在中央高层斗争中周旋，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处理。纪登奎作为一个浑身充满恩怨是非的失意高官，对于新一轮的政治整肃，自然有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想象，在这种过程中的心态，自然大大不同于普通人。对于纪登奎当时的这种复杂心态，我是后来从他的闲谈和感慨中才有所察觉和领悟的。
（二）
整党期间，纪登奎原来的王秘书还在，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整党结束后两年，日常工作接触增多，才有机会听他议论到这次整党。
纪登奎议论1983年整党，很少正面说到自己。但是，从日常闲谈得知，他对于整党是非常紧张的。他多次说，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次整党，建国以前有，建国以后也有。1980年，“四人帮”被公开审判，刑罚很重。接下来是1983年整党。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整”那些“文革”中“整人”的人。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整党，究竟会怎么整，如何处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人，纪登奎首先想到自己。“文革”中，纪登奎身处高位，执掌中央的组织人事，参与了诸多高层“整人”事件，身上汇集了大量恩怨是非。此时的纪登奎，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势。对于自己在整党中的命运，他不仅完全无力自主，甚至也不能有所预知。最坏的设想是，在林彪、“四人帮”系统被严厉惩处之后，如果继续惩处原来一些中央高层人物，顺理成章就轮到纪登奎了。或者，也许中央高层已经把纪登奎作为整党中重点要整的几个人之一。至于如何整，那就难说了，坐牢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纪登奎内心的复杂紧张，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心忧自己在整党中的命运，纪登奎特别重视自己在整党中的作为，具体说，特别重视自己“对照检查”。所谓“对照检查”，是这次整党的必经阶段，即“对照”共产党员标准来“检查”自己的政治表现。这种对照检查，先要写出书面的对照检查报告，然后，在党员会上做出口头报告。在本人“对照检查”之后，党组织再来讨论决定给以何种组织处理。一般来说，党员的对照检查都是对本级党组织负责，由本级党组织来决定组织处理。纪登奎知道，虽然他的党组织关系在九号院，但是，九号院党组织并无权决定对于他的组织处理。纪登奎在整党中的命运安排，决定权是在中央高层。纪登奎花费了巨大心思和很多时间来写作这个“对照检查报告”。1984年6月30日上午，纪登奎在九号院整党会议上作了“对照检查”。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做出了系统检讨。他指出：“我在我们党与‘四人帮’的生死搏斗中，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在若干原则问题上，我的立场是动摇的，错误的”。这些立场错误，“特别表现在处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上，在对待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上。”关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我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讨论，我都是同意的，在行动上我也是执行的”。在纪登奎列举的原则问题上立场错误的三个事件中，“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问题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因为是至今为人们所知的。纪登奎承认是在两个重大政治立场上，他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关于郑州铁路局问题的处理，则更加具体而复杂一些。
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万里作为铁道部部长率先整顿铁路。在邓小平支持下，万里先是整顿了徐州铁路局，恢复了华东方面的铁路秩序，上海等地的铁路运输得到保障。接下来，万里开始整顿郑州铁路局。郑州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枢纽，也是被“文革”造反派控制，生产秩序最为混乱的铁路局。在整顿郑州铁路局过程中，纪登奎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也作为河南省的领导人之一（兼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于万里在郑州的工作是支持的，出面做了不少协调工作。但是，毛泽东严厉指责了邓小平主导的这些整顿措施，江青等“四人帮”具体主持，先是中央高层多次开会指责邓小平，然后在全党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后，河南省委一改以往立场，公开指责万里、邓小平的铁路整顿。在国务院会上，纪登奎也转而指责万里的一系列言论和做法，指责邓小平、万里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本来，江青等人在批评指责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时候，也曾指责纪登奎与邓小平站在一起，但是，毛泽东出面制止了江青等人对于纪登奎的进一步批判。
谈到这几件事情，纪登奎在“对照检查”中说：“我虽然受党的教育四十多年，在党和国家存亡之际，不顾党的利益，不顾人民利益，而计较个人得失，抛弃了党的根本利益，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纪登奎在这里特别强调是因为“计较个人得失”而“抛弃了党的根本利益”。这里的“个人得失”，显然是说出于个人权力地位的考虑，从配合支持邓小平搞“整顿”，转而严厉批评邓小平、万里搞“右倾翻案”。也许他想到，如果在此次打倒邓小平的问题上，他不与邓小平适当切割，可能也会面临被罢黜的命运。因为，他后来在闲谈中说到，有些人仍然坚持了原则立场，如万里就毫不含糊地表示与邓小平共进退，纪登奎甚至说“不能原谅自己”。
（三）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的自我描述是：“盲目走上‘文革’歧途，陷入了十年内乱的灾难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纪登奎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解剖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原因。
纪登奎在“对照检查”报告中指出：“在客观上，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他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讲的一套‘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我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真正弄清楚，但是我从不怀疑，真正拥护，积极执行。林彪、‘四人帮’搞的一套的
‘左’的政策和措施，通常情况是以中央名义下达‘指令’的，更多是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名发布文件，毛主席特批‘照办’。这就影响了很多同志，跟着犯错误，包括本人在内。从主观上分析，自己从15岁起参加革命，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同我有多次交往。在‘文革’初期，是毛主席把我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使我十分感激。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曰‘紧跟’，二曰‘照办’”。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反复强调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和信赖：“文革初期，我在河南被扣上‘刘邓反动路线’‘走资派’的帽子，被关押批斗；‘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整过我；‘批邓反右’时，‘四人帮’也整过我。而每次挨整，又都是毛主席为我说话，‘保’了我。我从既得利益出发，感恩戴德，一如既往，紧跟毛主席走下去”。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还特别检讨了自己在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他把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概括为：“官越做越大，头脑膨胀，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脱离实际，唯毛主席之命是从；党性不纯，计较个人得失。”纪登奎得罪人，其工作作风也是重要因素。听一些老干部谈纪登奎，或者从一些资料看到关于他的描述，其“盛气凌人”确实给人深刻印象，尤其是位高权重基础上的盛气凌人，可以说在高层干部中伤人众多。
在晚年的反思中，纪登奎对毛泽东的感情和评价可谓复杂莫名。他说：“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也有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我曾鼓足勇气给他反映过一些情况，可他老人家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批评我‘少几根白头发’。我碰了钉子，也弄不懂他讲的道理。但又总是想可能是自己错了，毛主席看得远，他可能是正确的吧！这说明，我这个共产党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毛主席面前，是个奴隶主义者”。
在平常生活中，纪登奎经常谈到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复杂心态。但是，他也会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做某些开脱或者辩解：“毛主席那么伟大，都犯了错误，我在他身边工作，对他几乎无条件相信，不可能不跟着犯错误。我在毛泽东面前做事情，不可能不跟着他走，不可能不一起犯错误。”他感慨：“主席晚年多疑猜忌，出尔反尔，让人十分痛苦。”伴随这种痛苦的，还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有时候甚至担心自己会突然被废黜，甚至被关押。纪登奎在“对照检查”中说：“自己从毛泽东同志‘左’的严重错误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的。”
按照纪登奎自己的说法，他个人政治命运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在听毛主席的话和不听毛主席的话之间，只能选择前者，没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或者用他的另外一种表述，成为“毛主席面前的奴隶主义者”。这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自我辩解，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批判。从特定政治情景来说，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是无可指责的，这里有官场规则或者所谓政治纪律的约束，他确实应该听毛泽东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选择是不可以赞赏的。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来说，所有人都听一个人的话，这个领袖向哪里挥手，众人就向哪里前进，这显然是非理性状态。让一个人的想法和思路来决定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走向，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当一个制度的作用就是保障一种理论被倡导、一种声音在说话的时候，显然，这种制度的内在活力已经受到窒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纪登奎晚年所感叹的，最值得赞赏的是能够独立思考并且勇于担当的人。
（四）
在整党后期，纪登奎的“对照检查报告”报送高层领导审阅。我不知道是通过九号院向上报送的，还是他个人直接报送的。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他个人报送的。1984年10月份，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薄一波、李先念等都批阅了他的“对照检查报告”。这些领导人肯定了纪登奎的检查是深刻的。关键性的领导人批示是：“纪登奎的问题可以从此了结”。
中央还向有关单位批转了纪登奎的对照检查和领导人的批示。我记得，九号院里的部级干部传阅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件，但是，这些中央领导关于纪登奎对照检查的批示，不是由九号院的机要部门组织传阅的，而是纪登奎自己写了文件传阅单在九号院部长级干部中传阅。传阅结束后，退回给了纪登奎本人。从机要文件程序上讲，九号院也应该收到中央领导的批示件，但是为什么要由纪登奎组织传阅，具体原因不甚了了。
1987年前后，也是九号院整党结束的两年之后，纪登奎谈起这次整党，在我听起来，似乎带着虚惊一场的心情。他曾谈到，整党结束后，他曾经与李先念有一次长谈。“文革”中，他和李先念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先念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纪登奎有些欣慰地谈到，李先念高度肯定他的个人检讨，并称赞他敢于承担责任，说：“是你的问题，你担起来了。有些问题主要不是你的事情，是主席、总理和我们的事情，你也做了检讨，承担了责任。”纪登奎在闲谈中说到：“我当然可以替主席、总理和先念等同志担责任，但是不能替‘四人帮’担责任。因为‘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如果我为他们担责任，那我也成了反革命。”
纪登奎多次谈起，整党之后他的工作安排再次被提出来。据他说，邓小平、薄一波曾经表示过要为他安排工作。那时，中共党内实际负责高层人事安排的是薄一波，而不是总书记胡耀邦。起码到1987年夏天的时候，我从他的言谈话语间还可以领会到，纪登奎对于自己的工作安排是有预期的，也有一定的信心。虽然，作为九号院里的“研究员”，在一般人看来可以说是工作安排，但是，实际上纪登奎本人从来没有把这种“研究员”作为一种工作，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工作安排。当然，他也从来没有说到他希望得到的工作安排是什么。
我自己从他的闲言碎语中猜想，纪登奎的预期可能是两种安排，一种是安排一个省部级的实职，甚至聊到有说法让他去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一种是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担任副职。从年龄上看，纪登奎对于工作安排有想法是很正常的。当时，论年龄他也才六十出头，比尚在领导岗位的邓小平、陈云等人年轻近二十岁，比胡耀邦、赵紫阳等一线领导人也年轻几岁，甚至比一些在位的部长都年轻，如当时的主任杜润生，就比他大十岁，几位副主任中，年龄大的也比他大十来岁，年轻的则与他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工作安排问题上年龄不是制约因素。纪登奎说：“先念找我谈话，想安排我去国家体改委工作。我认为不适合，提出可以去搞大工厂，因为五十年代做过大企业的厂长兼书记，对搞企业有兴趣。但是先念没有松口，说大工厂也不好搞，现在和当年不一样了。”我不知道，纪登奎自己向李先念提出到企业去，是关于个人工作职位的真实想法，还是一种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谈话策略。虽然，纪登奎自己也说要安排工作，九号院里也有传言说他可能重新安排，但是，终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直到1988年夏天，他因为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
是什么原因导致纪登奎最后没有被重新安排工作，而是继续留在九号院，他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从来只说邓小平、薄一波、李先念等领导人都说过要重新为他安排工作。也许其中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他知道但并不对我说。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本来要安排他的工作，但是他突然去世。
纪登奎晚年喜欢读书，而且大量时间在家里读书，因为他不必上班，也没有什么行政事务需要处理。1987年前后，他在家里，主要是读历史书，特别是世界历史方面的书籍，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会顺便说到正在读哪些书。
从闲谈中看出，纪登奎对哲学兴趣比较大，曾几次给我讲“异化”问题，对当时周扬、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研究相当熟悉。他还说到，与当时因为自由化问题被免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有个人交往。纪登奎告诉我，王若水五十年代因为《桌子的哲学》一文而成名，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文革”中间，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反“左”问题又受到毛泽东批评，毛泽东说他并不高明。纪登奎还说，王若水虽然被免了职务，丢了党籍，但是，他的“异化”观点在社会上影响更大了，声望进一步提升。纪登奎还告诉我，王若水新结婚，妻子很年轻，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生活也很惬意。我并不知道纪登奎是怎样认识王若水的，更不清楚他为什么与王若水保持了个人的交往。2001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时，认识了王若水的妻子冯媛，当时她也是哈佛的访问学者。后来，冯媛还来过我家。这时，我才把纪登奎说的事情对上了号。但是，冯媛毕竟年轻，与我年龄相仿，王若水则基本上是纪登奎的同龄人。因为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原因，关于王若水与纪登奎的关系渊源，冯媛也所知不多。也许，通过他与王若水的交往，可以探讨他晚年的读书和思考，进而窥测当年高层政治风云的变换轨迹。问题是，我当时并没有这个意识，只把他的很多话当逸闻轶事来听。
纪登奎曾在多种场合感叹，“我在中共历史上是个悲剧性人物”。有些人不以为然，说他这样讲是抬高了自己，因为史诗中悲剧人物都是英雄。但是，我的理解是，他在这里未必是强调自己是英雄，而更多强调自己政治生涯的悲剧性结果，或者准确地说，他是个“悲剧命运的人物”。纪登奎用“在毛主席面前，是个奴隶主义者”来解剖自己在政治上的教训。但是，从今天来看，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是什么样的机制制造了“奴隶主义”。这个不断产生政治奴隶主义的体制和机制是否依然存在，或者说怎样消解这种奴隶主义的滋生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