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创始人兼董事长曹德旺
最近,曹德旺先生因到美国巨额投资建厂,以及对中美产业政策及环境的实话实说与警醒性谈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赢得广泛的尊敬。
曹德旺先生早就被称为大陆最值得尊敬的企业家、工业家之一,同时,他也是自学成才的经营管理大师,是至今已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超过80亿人民币,却不以大慈善家自居的大慈善家。
去年,华商韬略曾以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简单回顾他的人生与创业历程和精神。特将此文再次修订并分享(未经本人审定),也向老先生致敬:
1946年,我在上海出生。
父亲曹河仁是个生意人。他在1935年以前的几年曾在日本学做生意,赚得了10万日元。那时日元汇率比美元高,这10万元算得上一笔巨款。七七事变后,父亲就带着全家落户上海,他四处投资继续做生意。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非常忙,忙到忘记给我取名字。等到我9岁快入学时,我的名字还叫“小印度”,因为我没名字,而且母亲总爱给我穿巡警样式的制服,而街上的巡警大多是印度人。还是长福伯给我取的学名“德旺”,寓意“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这让我高兴了好几天。
我对家里的好光景没有印象,因为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就搬回福清老家,而我们的大部分家产都和一个沉船一起沉到海底里去了。母亲陈惠珍,是“地主”家的千金,是她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才让我们在老家建起一幢二层小楼,一个用三合土垒成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干净、漂亮,但我们吃不饱。父亲远在上海赚钱,但每月寄回来的钱不一定会按时到;家里十几亩薄田也没什么产出,母亲和我们6个兄妹常饿肚子,常常是一天两餐,汤汤水水。我们饿得难受就叫,这时候母亲会把我们聚在一起玩游戏、唱歌。她总是交代我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记住:“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这些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曹德旺靠骨气和志气打造了这片产业
因为家贫,我9岁入学,14岁就辍学了。上小学时,父亲和我说:“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用心、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怜悯心……”我不太相信自己有那么多“心”,懵懵懂懂。
辍学以后,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高。因为经商起起落落,他把做小生意养家当做了人生归宿。我想的是要赚钱,赚很多钱。1968年,经人介绍,22岁的我和陈凤英结婚。刚结婚我就提出分开过日子,母亲很生气地问“为什么要分开”,我也很激动:“我要出去闯一闯。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
我最终有了闯荡天下的“资格”。我和凤英商量,卖掉了她的嫁妆,又借了些钱,凑了几百元,当做种白木耳的本钱。当时,很多人都在种白木耳,政府也不反对。后来,我把白木耳卖到价格比较高的江西,但不亏不赚。我明白了,自己种是赚不到钱的。从江西鹰潭回福州的时候,我盘算着白木耳在福建卖1元到了江西能卖3元,如果我只倒卖赚差价,不就赚到了吗?回到老家我就和乡亲们收购白木耳,然后立即卖到江西,一次就赚了近千元,到1970年底,我赚到了3000元。那时候,2000元就可以盖一个房子。我心想用这3000元做最后一次,就可以结束生意好好过年。可这最后一次却被民兵查了,差一点弄个“投机倒把”的罪名。我没赚到钱,还赔得一无所有,从江西回来我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
英国某哲人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回到村里,我挨家挨户地解释,我向他们承诺“短了的钱我一定一分不少地给上。”还好,他们信我,愿意等。
这时候,村干部到我家说修水库的事情。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发动人民的力量兴修水利工程。去修水库每天只能拿3元工钱,但迫不得已我只能选择去,去了才有赚一点钱的机会。我在工地拉车子,一车土半吨,运一次要走十多公里,一天拉三个来回。我还在工地做过修车工、炊事员。当修车工是因为工地的一场大火,当时我没围在营长周围要赔偿,而是申请修车解决生产的问题。
我是营里最后一个拿到赔偿的,营教导员对我的行为特别赞赏,他把剩下的赔偿款比如粮票、布票什么的都让我领走。没想到这些赔偿变现后有1000多元,吵着要赔偿的工友也就拿到几十块钱,我不吵不闹还忘了要,却得到这么大一笔赔偿!更奇妙的是,在营教导员的帮忙下,我在江西被民兵夺走的白木耳,按收购价——比市场便宜了三分之一,卖给了政府。这让我彻底还清了乡亲们的欠款。那段时光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修完水库,我到莆田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这期间偶然碰到一个同乡人。他向我讨一口井水喝,我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一定生病,我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凉茶拿出来请他喝。考虑他要走的路还远,我请他留下休息一晚,还可以帮他搭班车。后来我知道,他是山兜农场的场长,名叫王以晃。当时只是出于怜悯,但王以晃感恩在心,后来他坚持请我到他的农场当销售员,卖树苗。我1973年春到他那里,不到一年就摸清了销售的窍门。我和村民商定,卖一棵树苗我拿20%,80%给他们,这样整个村子的树苗都是我在卖。到1975年我足足赚了6万元,当时有这么多钱也不敢露富,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铺了厚厚一叠!王以晃是我此生第一个好兄弟。
曹德旺进入了玻璃行业,带出了一支队伍,创造了今天的成就。
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也因为这个工作,才有了后来的福耀。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对玻璃厂的情形,我非常了解,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的。因此,1983年4月,我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最终我没掏一分钱就承包了玻璃厂。我一年内把水表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工厂净利20多万元,我个人赚了6万元。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武夷山玩,顺手给妈妈买了一根拐杖。当我肩扛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小轿车时,司机训斥说:“你小心一点,别碰坏了我的玻璃,几千块钱一块呢,你赔得起吗?”玻璃能值多少钱?这个汽车的玻璃有100元就够了,哪可能那么贵?但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后,我到几个汽修厂转了转,发现那个司机的话一点不假,汽车玻璃就是几千一块!这让我无比震惊,因为汽车玻璃的成本绝不会超过200元。
我还发现,在这个暴利的市场中国却连一个有影响的品牌都没有,中国汽车玻璃市场完全被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垄断。外国人卖这样的价格,说明他们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应该有一片从自己的玻璃看出去的天空。
曹德旺
1986年,我40岁那年,我们筹备生产汽车专用玻璃。我的思路是吸引资金、形成产品、然后把产品推向市场。因为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还没生产),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其实,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产品,我们没有生产汽车玻璃的成熟技术和人才,和外商比我们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因此,那段时间我们满世界找技术。听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时,我们连夜赶到上海,花了2万元买下全套图纸。紧接着,我带队到玻璃制造设备最先进的芬兰考察,弄回了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机器。
经过多次调试,从芬兰引进的机器最终生产出合格的汽车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价2000元。这比市场上的日本货便宜了很多,但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我们的产品主要供应维修市场,非常热销,1986年我赚到了70万元,1987年赚到了500万元。因此,有人说,“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我认为,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方向决定结果。追求的目标端正了,就决定了你的进步。
曹德旺非常重视技术革新,这是福耀集团都浮法玻璃自动化生产线。
1987年,我牵头成立了福耀玻璃。然后,福耀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汽车玻璃的成本从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价也一降再降,但还是暴利。很快,国内的企业蜂拥投资汽车玻璃,维修市场进入恶性竞争。1993年,我们痛苦转型,主攻配套市场,成为一汽捷达、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拥有国内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带领福耀做汽车玻璃很艰难,最艰难的其实是在公司以外。在80年代末的整党整风运动中,镇上的人都传“曹德旺有经济问题,要被抓起来了”,我不相信我没做坏事还会被抓。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因贪污被告了!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带着公司的账目、复印资料、合同文件和全部单据到县政府找书记,针对贪污“指控”解释清楚了所有问题,我对书记说,我非法捞一分钱就判一年徒刑。也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我专门学习了会计学,而且要求财务把公司所有单据必须保留。
2005年6月1日,中国福耀与德国奥迪签定了汽车玻璃配套供货协仪。
现在,中国每两辆汽车中就有一辆车的玻璃是由福耀生产,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豪华品牌也将福耀列为重要的全球配套供应商,福耀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厂商。
越是阅历增加,越是发现父亲的话是多么的正确。是专心、用心、恒心才有了福耀的今天。当然也有正心、善心和怜悯心,我们才能在慈善事业上做了些事情。我一直觉得,做慈善不存在谁感谢谁,没有贫困弱者需要你帮助,你想积功德做好事还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么简单。
曹德旺穷过,深深同情穷人,在扶贫上非常慷慨。
人物简介:
曹德旺,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1987年成立的福耀集团,目前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自称没“送过一盒月饼”,以人格做事;他是行善的佛教徒,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60亿元,他认为财施不过是“小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