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雷洋案嘎然而止，不出所料地画上了句号。雷洋为此付出了生命，而导致雷洋死亡的五名警察和辅警、保安则因刑事罪责“轻微”，“依法”不予起诉。同时，按照全国十三亿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人给雷洋及其家庭“贿赂”了九厘钱，总计1200万“贿金”（据最新消息透露，实际数额为4000万），此款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转交。到底中国人为什么要分摊这笔“贿金”不得而知，而家属获得这笔“贿金”后，表示不再追究肇事者——公安部门的责任。
说实话，我对雷洋案的最终结果早有预判。就像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所有悲剧一样，最多不过是人命消逝，数年乃至十数年之后，给淡忘的人民一个“平反”，显示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没有人承担责任，也没有人反思悲剧的原因。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戏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连台词都没有更改过。可惜，健忘的中国人总是能够一次次地入戏，一次次地欢呼，一次次地感动，一次次地遭受愚弄。
专制统治者所需要的效果，无非是调动人民心中的恐惧和感恩。斯德哥尔摩效应在这“迫害—平反”的多重轮回中，得到了实现。
在中国史学界有个观点很奇怪，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到秦统一六国就结束了。我对此很不能理解。自秦以降，中国人不过是抛弃了奴隶制的一些形式，而实质上，举国上下无非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奴隶，一个“党”的奴隶。奴隶没有生命权，没有财产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生育自由，甚至挨打被杀时喊疼的权利都没有（这个权利，猪是有的）。他们每天只是被迫劳作创造价值，获得少得可怜的果腹之资。这就是奴隶社会，哪怕你废除了跪拜礼的形式，也依旧是奴隶社会。雷洋的遭遇正佐证了“党国”奴隶制的特征，而全国人民每个人分摊的这九厘“贿金”，更佐证了举国上下无一不是奴隶的现实。
因此，雷洋案注定无法获得公平与正义，甚至几年之后，他还要“再死一次”，统治者通过给他“恢复名誉”，再收割一次民间的感恩戴德，这才叫“物尽其用”。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陈有西、杨金柱的必须失败，也就更敬佩江天勇等死磕律师的伟大。
“党国”不会有法制可言的，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会非法讨薪、非法维权、非法上访、非法写作、非法出版、非法经营、非法办学、非法行医、非法言论、非法集会、非法侵占、非法生育、非法丧葬、非法购买菜刀和白糖、非法获取信息、非法预测地震、非法监测雾霾、非法募捐、非法聚餐……事实上，对于专制政权来说，你除了为他们创造价值之外，连活着都是非法的，你最好老老实实，除了呼吸，连思维、说话都应该停止。
因此，当绝大多数中国律师还在谋求法律框架下的合理诉求的时候，江天勇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的法律框架根本就无法实现公平与正义，必须通过一个个的个案，调动和激发整个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求，反过来推动法律框架向公平与正义迈进。他们已经从维护法律尊严的境界，走入通过法律维护人的尊严的境界。这种从法律人向抗争者的身份转变，无异于华丽的涅槃重生，是近年来民间抗争中难得的亮点。因此，江天勇的被捕不是死磕律师的失败，而是中国法制的自掘坟墓。
有学者认为，当下的中国现实环境，和明朝很相似，有学者则认为更类似于晚清，而我个人认为，更接近历史上的元朝。元朝统治者侵入中原，将汉人作为劣等民族肆意蹂躏，南人的地位甚至连猪狗都不如。其法制混乱，特殊利益群体如蒙古人、波斯人等拥有法外特权；大量超规模造币导致经济彻底崩溃；贪污腐败盛行导致人祸不断；利益全部输送回草原供特权家庭享用；思想混乱各种宗教盛行，但却只能为蒙古人歌功颂德；等等这些，与今日之中国何其相似乃尔。
在元人眼里，中华大地及其上的所有场所，无一不是其放牧的牧场；这片土地上的汉人，无一不是其敌人。专制统治者知道，一旦专制倒台，其所受到的清算，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此，他们宁愿统治得更残酷。
元代末年，一切有利于百姓的改革全部失败，甚至连为了延续其蒙古人统治的变革也遭到扼杀，无论是英宗改制，还是脱脱改革莫不如此。因为此时的元朝专制者，已经听不懂任何理性话语，他们能听懂的只有一句：“八月十五杀鞑子！”但当他们真正听懂这句话的时候，早就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