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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中国媒体的繁荣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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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借说国际问题煽动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等媒体,在众多“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的读者中,很有市场。他们不能争取自己切身的权利利益,只有幻想着大国崛起,带来某种心理的满足。所以就出现了普遍的现象,中国民众和媒体,不愿谈不敢谈国内政治,却热衷于国际风云,川普、安倍、朴槿惠、菲律宾,一个也不能少。

由于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又是世界上最出新闻的地方,中国媒体无疑是最繁荣的。就说这几天,都在热传王林大师的死讯。王林作为一个江湖术士,和众多政商、演艺名流过从甚密,网传各种合影收徒照片。后来惹了官司,现在官方报“因病突逝”,自然引发热议。而且这样的事,既满足好奇,政治上也没大的风险,就像芮成钢、老虎吃人、乃至郭文贵,作为娱乐和政治八卦,总是可以说说的。

媒体在民主社会被称为“第四权力”,本来是监督权力、监测环境、记录历史的,但在中国由于没有独立的地位,监督权力不可能,监测政治环境谈不上,就是监测自然环境、空气污染什么的,也会惹麻烦。至于记录历史,今天的政治就是明天的历史,很多政治不能言说,又怎能记录历史?

中国媒体一直被称为“喉舌”,来自列宁的建党和政治宣称理论,认为媒体应该是党的政策宣传者、政治的鼓动者、群众的组织者。虽然媒体的这个性质和根本基础,由于政治制度不变,一直没有改变,但随着改革开放,为了适应形势和改善效果,过去这些年对“喉舌论”的指导思想,本来有了些微调。

比如先提出“导向论”,强调主流媒体要注意正确的政治导向,但市场媒体、不那么政治的内容,容忍有一定的自由度。后来又提出“贴近论”,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基层,尽管还暗含着媒体的政治功能和高高在上的地位,但毕竟开始放下身子,注重内容的可读性和宣传效果。前几年又提出“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党报欲在和市场报、社交媒体的竞争中有所作为。但是很快,用“媒体姓党”的说法重新强调“喉舌论”,而且不仅要管吃补贴的党报和新闻报道,还要严管市场报、网络、评论、甚至广告。

中国的报纸大概分三种: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报,如《人民日报》、北京的《北京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广东的《南方日报》等;二、各个部委办系统的行业报,如《中国教育报》、《中国妇女报》、《中国石化报》、《中国保险报》等;三、各地的晚报、都市报、以南方报系为代表的市场报,它们虽然也归党所有所管,但可以不那么政治,以社会问题、民生和娱乐新闻为主。

在社交媒体兴起前的报业竞争中,市场报占据了对党报和行业报的上风,赢得了大众读者和广告、发行市场。随着网络的普及,原来以为党报和行业报会更难,但由于党报有不断增加的补贴、指令性的征订,行业报有自娱自乐、系统内部固定的运营模式,受冲击最大的反而是市场报,绝大多数都是举步维艰。一些如北京的《京华时报》、上海的《东方早报》,只能关张。

残存的市场报和网络媒体,上不敢说权力,下不敢说权利,不管是作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如选举、言论、结社等,还是作为纳税人的经济权利,如民生、福利、审计等,只能浮在中间,说说不疼不痒的房价、交通,或者离得很远的国际问题。

媒体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占据市场,就只能尽量说财经、娱乐事了。各种财经媒体很多,还能维持运营。娱乐媒体、娱乐新闻更是盛嚣尘上。还有就是主要借说国际问题煽动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等媒体,在众多“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的读者中,很有市场。他们不能争取自己切身的权利利益,只有幻想着大国崛起,带来某种心理的满足。所以就出现了普遍的现象,中国民众和媒体,不愿谈不敢谈国内政治,却热衷于国际风云,川普、安倍、朴槿惠、菲律宾,一个也不能少。

财经、娱乐、国际新闻,一起构成了中国媒体的繁荣,掩饰着背后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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