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初，国家政治急剧向坏的方面发展，尽管我没能预测到发生“七〇九事件”，但是通过观察与深度接触访民，知道以后上访就更访不出什么了，所以，我不再接受新的维权求助，集中精力扫尾。
在扫尾过程中，我决心中断对回族老人曹玉发的多项维权帮助。具体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政府方面态度十分蛮横，而老人家又回护前者；第二是在已经是额外负担的民事诉讼立案后，法院方面变相刁难我。此事中断了之后，我没有了曹玉发的信息。
一、被上访磨死的王希才
今年四月上旬，有一位年长的刘姓回族女访民带一位女访民（汉族，姓徐）到我家，让我帮着“看看材料，出出主意”。闲话中，刘姓访民谈到曹玉发的情况，说“曹老头儿死了”。说到底，还是曹老头儿把刘姓女访民领进我家的，事前也没跟我说。我没责怪她，毕竟“上访磨死个人”，这在访民眼中不算奇怪。
确实，我曾帮助过的年长访民王希才就是被上访磨死的。起初，律师撮合他与法院合作，去广东执行一个他胜诉的民事判决。事情办得有些眉目，王希才被打发回来。但是，后来法院的人变了说法，称“一分钱也没执行回来”。王希才不信，几次催要，但法院方面有时说给他一小部分，有时又回到“一分我也没执行回来”的说辞。无奈，王希才从2006年8月开始上访，到2013年，他已经“八年抗战”。也就是这一年，我帮他维权，替他写了十几份材料，复印也有上百份，陪他去的地方从市政府到街办处、从政法委到信访局，不一而足。
虽然执行款一分没要回来，但政府把他和老伴的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的，给了一套小面积的经济适用房，也给两人办了低保。政府人士说：这是出于政府的社会责任，“与法院的对错没关系”。因此，王希才接着上访，不但希望要执行回款的估计额四十万元，还要求补偿这些年的利息。最终，他的要求不仅无果，还因常年疲惫奔波，患病去世了。
二、对常务副市长简单三问
曹玉发是我知道的第二个“上访未果人已死”的访民。初接触时，他已经八十多了。他上访的事项有三：其一，回民曹家祖坟被开发商强行夯掉，国土局视而不见；其二，身份证年龄有误，差八岁，影响了其退休待遇，但街办处与公安局都不给处理；其三，法院对他的一宗民事诉讼立案推三阻四，没有说法。
此案，第二个事较小。经过我与他所在街办处书记、维稳办负责人谈判，及与发证机关交涉，最后办妥。这算是对老人的些许安慰了。
关于第一件事。我到北京见了国家民委的信访接待人员，其称我此前寄来的代访信件已转到河北省。而后，河北省民委说转到沧州，沧州方面则说问题到了泊头（我们这个县级市）。为此，我与曹玉发在2015年7月14日到了泊头市信访局，主要接待人是时任常务副市长时某（回族，现已调任沧州纪检机关）。谈话非常不愉快，时某阻止我说任何话。此前还有一个小细节：我们来到谈话室，时某的秘书从里面出来，劝曹玉发先回去，原因是老人家与时某是老表关系（都是回民），时市长一定会给予特别照顾。然而，曹玉发不信那一套，一定要按序进去。老人家文化程度低、年纪又大，说不清楚；我代老人家陈述，时某坚决不允许。于是，我请求问三个简单问题，时某准许。
我问：“今天是不是泊头市人民政府领导接访？”
时答：“是呀。”
我问：“你在市政府是什么职务？”
时答：“常务副市长。”
我问：“你贵姓？”
时答：“姓时，时间的时。”
三问后，我起身，收拾面前摊开的资料，出屋。我回家一个小时后，曹玉发追了回来，说：“你把时市长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儿。你走了，他把信访局的、监察局的骂了一通。问谁把你放进来的。”
三、酒后的嫖局
我耐心听曹讲了大约一刻钟，最后他说：“彦臣呀，你得答应我一个请求：一年内，别把你窝时市长的这事儿给写网上去。”我答应了老人家。时某的蛮横态度，让我判断出了“七〇九事件”后接访政策大调整。此非主观臆断，因为数日前，也就是“七〇九事件”的次日，一位几乎没什么来往的发小找上门，要我去帮他选电脑及调试网络。之后，他召集另三位发小一起去喝酒。
酒喝到差不多，一位与公安方面有很好人际关系的发小对我说“再多管闲事儿，公安局就弄你！”我也不示弱，在酒桌上就给顶了回去。四个人很尴尬，就灌我酒。还有，那位上门叫我选电脑发小与公安方面也有关系，总之他们是协商好了，要训我。
酒后，他们建议去找个洗浴场所每人“打一炮儿”，费用不让我掏。我没明确拒绝，但思忖如何脱身。到了他们说好的地方，恰好楼顶储水罐临时崩坏。到第二家，老板可能看我是生面孔，比较警惕，说“暂时没人儿”。我借故接手机，把洗浴手牌扔柜台上，溜掉。
假如当天，我真醉到失控，嫖了，难免有“录像伺候”或手机拍照，即不如此，他们也有了把柄。
中国有多少“上访未果人已死”
再说曹玉发的第三件事。此案由我代理进行民事诉讼。我们到了法院，立案手续很快办完——把关法官卖人情，说是看我去了才给立的，云云。但半月后，审理法官径自给我打电话，阴阳怪气夸了我一番后，要我提供被告方的下落。显然，这是变相刁难，我怎么可能知道被告的下落。我也不客气，给法院递交了《关于解除委托代理关系的告知函》。
这些年来，中国究竟有多少访民“上访未果人已死”？不得而知。但我所在的一个小小的县级市，我知道的就有王希才与曹玉发两例——这也算个样本数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