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陆媒似乎都在报道河南商丘的一个“大妈讨债团”因涉黑被抓的案子。大妈也涉黑？这难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尽管她们被指“采取辱骂、侮辱、恐吓、殴打、损毁财物、占用公私财物等手段”，但因此而被扣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罪名，甚至还被判处“2年至11年”的重刑，就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了。
或许不少人会感到费解，“这些大妈最大的已70岁，不仅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乳腺癌患者，甚至还有生活不能自理的盲人”，身体状况这般不济，还能撸起袖子、跟人讨债吗？若说要凭此来谋生，也就更显现出大妈的生活不易。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有市场就表明有需求，如今大妈们都能豁的出去，也就足以表明，雇大妈来讨债的市场是紧俏的。
有文章指出，对于出现民事、经济纠纷时，“去法院起诉、走司法程序，不仅时间周期长、成本高，且打赢官司也难得到执行”，而“公安部门只要双方不打架、不闹事，就只能现场调解”。由此可见，如今中国人想要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似乎难以达成夙愿。这或许就是中国目前拥有“第三方债务催收的公司已达2500到3500家，催收人员近30万”这一庞大的“催收市场”的关键原因。
对于真正关系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的“民事、经济纠纷”，国家若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就只会放任自流、置之不理。一旦在此过程中，有私人开办的公司发现了商机，并以此做大、形成了气候，那么官方则会及时出现，藉以各种理由从中渔利。就好像如今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的“催收行业”，这种“难免需用点武力来威胁”的行业原本就不该是一种大行其道的正当行业，然而却在这个“政府操控市场”的大环境中，突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规模。
更稀罕的是，有资料显示，“一般的讨债公司并不是能轻易聘请到的，价格也比较高”，“按讨回金额的15%～40%收费”。由此我们看到，一方面，讨债艰难，且在讨要过程中，债主损失的比例也不算低；另一方面，这些催债公司之所以能收取这么高的佣金，是否也是因为要留出“打点有关人员”的那一部分？要知道，“难免用点武力”的公司能如此大规模的存在，没有政府的默许和支持是不可能的，再加上“15%～40%”的高佣金，是否已越过法律法规所划定的红线，那也是由政府说了算的。
既然对于民事纠纷，政府认为“事不关己”、公安、法院也消极怠工、就连“正规”的催债公司也不能轻易聘请到，那么老百姓若要解决问题，就只能借助一些自发的“民间力量”。显然，这样的“民间力量”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成本低、二是很难涉及暴力。就好像上面说到的那个“大妈讨债团”，她们都是些闲在家中的农村妇女，因此被雇主认定的最大好处是，不会涉及“暴力致死”，但却足以让对方害怕，撕扯中有可能导致这些大妈“突然倒地”。
值得一提的是，大妈们所参与的事件主要涉及“各种债务纠纷、工程纠纷、医疗事故处理”。更明显的是，有文章指出，“大妈涉黑被判刑的背后，是全国建筑行业长期、普遍存在的拖欠货款、工资的现状”；“许多村民投入建筑业；于是出外打工的跟老板讨工钱，包工的要催索工程款，讨债集团应运而生”。由此不难发现，这些迫使大妈们也参与其中的民间讨债团，大多是在为一些无权、无势，被人恶意欺凌的弱势群体出面，而她们帮人讨要的极有可能是人家应得的血汗钱、活命钱。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大妈的言行、举动值得推崇，但从她们不得不从事这种“耍泼、耍赖”的工作，甚至还要因此遭受牢狱之灾的恶劣处境中，我们或许更应该看到，在中国，弱势群体一旦遭遇不公，根本就无法通过正当途径得到任何援助，除了任人鱼肉之外，就只能凭借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表达抗议和诉求。
从年年有农民工因讨薪被打、被抓的旧闻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如今迫不得已、挺身而出的农村大姐、大妈以及雇佣她们的被恶意欠薪者到底有多么无奈？更无奈的是，一旦被政府扣上了“涉黑”的大帽子，她们所面临的极有可能是无妄的牢狱之灾。甚至连同这点讨要薪水、“工程款”、“赔偿款”的维权可能性，都被政府以及听其摆布的法院断送了。话说，政府对讨债的大妈有辙，对长久以来恶意欠债、欠薪的强权势力为何就没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