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底，北京新的行政办公区已经展露真容。根据日程，今年底，北京市第一批办公人员就要入驻远在东六环之外的新办公区。而到明年六月，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部门就要迁到通州办公区。随后的搬迁涉及四万余人，日程要迤逦排到2020年以后。
为此，前期工程已经紧锣密鼓，而且想了不少便于搬迁的主意。例如，很多家具都从2014年出台搬迁计划时就开始订制生产，存放在库房里，不至于匆忙搬迁中使用的新家具出现污染物超标——不过，即便如此，绝大多数的北京市公务员还是选择了把旧家具搬到新办公区使用。再如，在办公楼装修时，大量使用了此前党政部门所不常用的金属和玻璃材质，这同样是出于环保的考虑。
这些看似体贴入微的小举措背后能够折射出一点：即使在公务员内部也对搬迁持保留态度，必须在各方面考虑更为周全，用来略微降低人们心中的怨气。
这片现在被叫做“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市属行政办公区，是北京市用来承接人口疏解的第一片泄洪区——按照规划，沿天安门向东31.6公里的通州办公区，未来面积将达到155平方公里，承载约150万的人口。这些人口主要来自于北京市属机关部委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从而使得通州能够承接来自北京城区的人口泄洪。
另一个泄洪区则是距离天安门向南146公里的雄安新区。
根据规划，雄安新区将在2020年前承接155万人口，这些人口主要来自于从北京疏解出去的央企和非核心办事机构、教育机构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雄安新区的规划也被描述得越来越高大上——低密度欧洲小镇式的建筑设计、全部海绵式吸水的下水系统、多使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绿色环保理念……虽然这块由本届领导人画出的新一代特区还没有揭开最后的面纱，但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雄安新区最初设立的目标并非是要做成什么宏图大业，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确定的形态，而最初的设立初衷，仅仅只是为了要承接被疏散的人口。
2016年5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出现的一份汇报材料直到近一年后，才在《新闻联播》的一个镜头里露出真容——《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有关情况的汇报》。这是迄今为止有证可查的“雄安新区”首次出现在这一级别的书面汇报材料里，也证实了雄安新区与通州办公区斗拱而据的设立初衷。
在此之前的两年，动物园、天意、大红门等小商品集散市场，西直河、十里河等石材建材市场已经陆续退出北京，疏解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鲜词，但是，行政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却与那些市场截然不同，这两大泄洪区从一开始就毫不隐瞒地对准了公务员、金融从业者、央企员工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强势人群。
在疏解的过程中，总有一个比喻被频繁提及：北京只要留下“白菜心”，剥离“白菜帮”，这指的是北京的产业疏解原则：只要高精尖和高附加值的产业，而要把低端产业剔除出去。而对于人口，北京所采取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并不是按照生产力高低作为标准，如果被列为疏解范围，传统意义上的“高端人群”亦不能免。
这是一道纠结难解的谜题：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经济发展都是它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即使是作为20世纪最后一只政治恐龙的美国，在“毛头小子”克林顿取代布什时，直接原因就是对经济发展的促动力度，口号更是不加遮掩：“笨蛋，是经济”。而近年来北京的做法却显然背道而驰，遍及产业、人口、教育资源、医疗设施等各个方面，所做的都是在削减——从削减看得见的物质资源，到削减看不见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活力。
这足以让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感到恐惧和困惑。留在北京还是离开？成为了在京高校应届毕业生的一道选择题。今年10月份针对在京高校毕业生的一个统计显示，选择毕业后留在北京的人只有57.16%，而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留在北京几乎是考进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必备的选择。
而随着十九大的闭幕，北京近年来这些变化的所有原因都已经找到了答案。
过去十几年里政治教科书里提到的主要社会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即使对官方文件的咬文嚼字不那么敏感的人，也足以从这句话的变化上感知到未来将由此发生的变化。而作为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北京也只是首当其冲。而上海、广州等也都受到了同样的要求：放慢自己发展的步伐。
从1978年始，近40年的发展要义是经济发展第一，而效率优先于公平。通过政府向社会让渡出一定权力，使得自由经济获得生长的空间，从而促进民间财富的迅速积累。而在这样做了40年后，地区间和人群间的差异已经被空前扩大。自2005年起，基尼系数就作为内部统计数字，再不向社会公开。而官方口径中也从来讳言“阶层”一词。不过，即使看不到权威数字，从亲身感受上人们也足以做出判断：中国的阶层早已分出，而评判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从全局来说，要求改变过去40年来的游戏规则，赋予分配以更多的权重，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完善而适时的选择。而由此带来的担忧则是：人们需要为此调整自己的观念方式、社会需要为此调整规则设定方式，而一切调整都不再是40年前所使用的逻辑：如果说当年中国是通过放开权力，让渡更多自由来换取了经济改革的飞速发展，而时至今日，已经创造了巨大经济体量的中国则希望通过官方设计、政府倾注资源的方式来实现新的目标。
2014年，当北京市党政部门将搬迁至通州的消息传出，一位城市规划专家凭借十几年的研究数据，经过精密测算后，得出的结论是：北京市各个部门搬出北京城区，对缓解北京各种城市运行压力的作用几乎为零。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将中央部委搬出北京——这也与60年前梁思成设计的“梁陈方案”不谋而合。而发布这一研究结果的下场则是：这位在业内名望素著的专家险些被开除公职，而北京市规划部门的时任负责人也当即被约谈，要求“管好手下的人，不要乱说话”。
当讨论不可进行，执行就成了唯一方式。北京作为最接近政治中心的管辖城市，也在十九大新的社会矛盾指引下，最早做出了适应和调整。无论行政办公场所的整体搬迁，还是不远处雄安新区的设立，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前所未有的大型变革，而上一次试图以行政权力来引导人们的生活和流动趋势，还要上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和三线城市建设。
北京为此造成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从本世纪以来，京沪两个城市一直在经济发展上不肯相让，甚至有一个隐而不宣的潜规则，两个直辖市城市往往是最后公布GDP数字的，双方会互相推测、窥探，免得先公布数字的一方露了底，致使后公布的一方能够通过修正一些数字而使得GDP数额远远超出。
然而，从2017年前三季度的GDP上看，落差已经形成。从GDP总量来看，2017上半年上海GDP总量比北京多1501.77亿元，2017年前三季度GDP差距则为2047.72亿元。
而在另一个巨大改变面前，北京不再对GDP的数字遮遮掩掩，因为它已经不是对这个城市的首要考核目标。如果说过往40年来的逻辑，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纷纷拉资源、找项目，以能够提升GDP作为行政官员考核的最重要指标的话，在未来几年内，人们将能够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考核形式的变化，各个省市之间不再是过去赛跑式的竞争关系，而是要在一个对全国每个省市做出不同定位的前提下，相互配合，并以自己所在领域的目标为重。有的仍然以发展经济为首重，而有的则被要求以生态、平衡作为首要目标。
北京新任市委书记蔡奇从今年夏天以来，将精力大量用在“拉练式调研”上，他走访的地域很多都是城区内僻静的背街小巷，与发达面貌相差甚远的棚户区，或疏解后待改造的“锈带”，使这个城市更漂亮，更均衡，是他的首选目标，尽管这有可能以经济的下滑和市民生活的不便为代价。
一个铁定的趋势是：未来随着雄安新区建设，北京同上海GDP总量差距将持续拉大。而在这个统一的蓝图规划下，很多城市的发展还将发生各种不同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名单将不再锁定北上沪深，而是有进有出。先行者的步伐将被人为地调慢，而身处先行城市的人，必须率先适应由此带来的各种变化，小至生活上的不便，大至思考逻辑和行事原则的彻底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