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历史文献中，将参加““长征””的人描写为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中共党史专家高华发表在党媒的文章，则揭开那些“长征”路上被删除的史实：在““长征””途中，红军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曾指出，““长征””是中共失败逃亡、而非抗日的历史事实。
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党史研究专家高华，在《羊城晚报》2010年12月4日发表原题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揭开了那些“长征”路上被删除的史实。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
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
同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红军发起征稿。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共在1949年成功窃取政权，中共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
高华的文章披露，“红色历史学家”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长征”途中红军下馆子喝茅台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文章还披露，“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长征”是假逃亡是真
一直以来，中共当局都极力向人民灌输“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北上抗日”，然而，随着民众对中国现代历史反思的不断深入，““长征””的真相也逐渐被揭开。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1999年出版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三章中指出，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都写着中共红军于1934年10月21日开始了“胜利“长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这些教科书里，却又都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共江西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21日突围。然而，“失败突围”与“胜利“长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内，中共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究竟是“失败突围”还是“胜利“长征””呢？
书中引述《中国现代史》证明：一、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连连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三、中共明明是失败撤离，却偏要说是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四、中共在“逃跑”中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如是，中共失败逃亡、而非“长征”抗日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庸质疑。
中共所谓失败突围之日，便是“长征”北上抗日之时，只是后来所“编写”的谎言。
阿波罗网白梅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