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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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成立了共产党组织。这100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兴盛和衰落不同阶段，在世界三个大国中表现各异。除苏共从政权顶端沦为在野小党之外，中共夺取政权后至今未显衰落痕迹，倒是美国共产党从1919年成立后，从来没有弄出什么动静，这后面的原因值得玩味。
中共通过组织军队，武装暴动，成功地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如今是拥有近九千万党员的执政党。而美共自成立以来其党魁曾经参与总统竞选不果，二战时期最壮大的时候，党员才不过8万人左右。
49年后的大陆中国，不管是怀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批评该党某一领导人，也不管这种怀疑和批评是以什么形式，统统都被禁止，违者入罪，现在发展到连讨论宪政都被看作是要推翻政权而受到刑罚。而就在中共军队向民国政府发起全面进攻的前夜，美国联邦司法当局于1948年6月把12个美共中央领导人送上了法庭，起诉罪名是该党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政策违反了《史密斯法案》。（Smith Act）该法案以发起人史密斯（Howard Smith，1883-1976）命名，1939年7月众议院、1940年6月参议院通过后生效。法案禁止任何意图推翻美国政府的言行。
一个怪异的现象是，在共产党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年人过去一般都听说过美国有过一个叫麦卡锡的参议员（Joseph McCarthy，1908-1957），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同时代美国还有过这个叫史密斯的众议员。麦卡锡是以反共而出名的，但在中国人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他反共，而是因为他反共的手段和方法有问题被冠以麦卡锡主义，而麦卡锡主义是中共拿来作为靶子丑化美国反共运动的。同样，史密斯众议员也反共，但他走立法渠道反共，这让中共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他。
中美两地之间反共的结局更是有天壤之别。大陆那里中共以“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了一切反共的个人和团体，而在美国这边，美共大大小小成员被审查、被审判的很多，他们都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和集社自由为自己辩护，却没有一个因为是加入共产党而定罪。那12个美共领导人的官司打了8年，最后最高法院裁定，“如果没有具体行动，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见维基：Smith Act）。
就这样，这100年来，当共产党在其他国家大起大落的同时，美共却在社会舆情排斥和抵制下撑到今天，而麦卡锡只是这个国家持续的反共浪潮中一个代表人物。换一句话说，美国社会的反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麦卡锡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此，了解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麦卡锡主义形成的背景。在中文世界里，则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在49年后的大陆中国，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之间的同异是怎样被扭曲的，大陆教育、学术、思想界是怎样在麦卡锡使用了错误手段反共这个环节上做文章的，从而达到他们诋毁美国反共运动的真正目的。比如围绕50年代钱学森回国的原因和过程那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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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49年后，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已成定局，钱学森从德国回到加州后立即着手入籍申请。但他在表格“是否加入过纳粹或者共产党组织”栏目内没有声明、解释自己1936年前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参加过一个主要是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同学组织的共产主义外围活动小组的情况。他不知道的是，那个组织内有洛杉矶警察局专门针对当时政治社团而打入的便衣警察。（见维基“Red Squad”条目。）所以那时钱学森已经上了当地警察局监控的共产党名单了。这是导致后来钱学森被遣送回国的直接原因。而间接的原因很多，那些和反共大背景有关。（详细见洛杉矶时报文章链接）
1939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哈奇法案》（Hatch Act），其中有禁止联邦雇员加入以颠覆美国政府为目的政党，这针对的其实就是共产党。次年《哈奇法》的对象延伸到州及以下政府部门使用联邦基金的那些雇员。到了杜鲁门政府时，由于政府雇员中不断有美共党员自首或者被揭发出来，46年11月杜鲁门以9806号总统行政命令设立了一个“总统临时雇员忠诚委员会”（the President's Temporary Commission on Employee Loyalty）来执行该法律。47年3月在听取了该委员会的报告之后，杜鲁门发出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要求全面地检查联邦政府官员的忠诚度（通共的另一种表述）。杜鲁门在该行政命令里强调，虽然绝大多数政府雇员的忠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工作中出现任何不忠诚或者颠覆分子对于我们民主程序就构成了威胁。（《杜鲁门回忆录》下卷，第350页）
为执行该项行政命令，联邦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专门设立了“忠诚调查委员会”（Loyalty Review Board），按照司法部长提供的标以“极权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和破坏团体”的名单调查每一个雇员，如果发现有合理的根据怀疑雇员的忠诚度，他/她将立即被开除。虽然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在40年代初已经掌握钱学森疑是共产党的线索，但是并未展开实际的调查。而49年审批入籍申请正好成了审查他的契机。审查结果认为钱学森不仅有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嫌疑，而且故意隐瞒这个事实。1950年6月6日联邦调查局上门通知钱学森，告诉他，他接触机密文件的资格被取消，不能再从事军方有关的项目。
现在看起来，当时那个初步处理意见还算是非常客气的，只是不能继续接触机密而已，但这对钱来说不啻于捆了他的手脚，还严重伤害了自尊心。两个星期后他决定返回大陆中国。不过在离境时，海关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一些具有保密性质的文字、数据和材料等，钱随即被捕。移民局决定以他在入籍申请中故意隐瞒曾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为由将他递解出境。由于钱曾经从事大量机密性质的研发项目，军方决定将其留置5年后放行。因为钱自1947年已经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所以在等待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他仍然可以工作，也没有被拘禁，只是不能接触机密罢了。
这就是50年代初钱学森离开美国的过程。但是大陆几十年来根据中共宣传的需要，钱回国被说成既是他热爱中共政权的表现，又是麦卡锡主义迫害正直、清白科学家的证据。可是严格说来，麦卡锡出名是1950年2月，麦卡锡主义形成是1953年初他赢得第二任期后出任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就算是当时钱学森受到了迫害，那恐怕也只是个案，同麦卡锡主义没有关系。因为在他出事那时，麦卡锡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少影响力的新科议员。
49年后由于政治宣传，大陆民众意识里和认知上存在很多误区，其中包括5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这个历史现象。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市党校侯且岸教授也有一份贡献。据中共官方网站介绍，这位侯教授开创了系统的、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且在该项研究中居国内领先地位。然而他在一篇研究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学术生平文章里这样说：“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加剧，美国极右势力制造反共舆论，导致麦卡锡掀起反共狂潮”。在同一文章里他还说：“特别是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更加剧了（遏制和孤立中国）这种敌对关系……”
可是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美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侯文中涉及麦卡锡的结论中包含有很多错误。简而言之：40、50年代麦卡锡的崛起和麦卡锡主义的形成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果仅仅从“反共”层面上去看，麦卡锡主义被后世诟病的是它的手段而不是它的对象，不能把这两者简单地混同起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他对美国政治了解不深不全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历来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随意剪接、编排历史。长久地浸淫在这种政治文化体系中，学术界亦不能避免。这也是在中文世界里澄清麦卡锡身后谬误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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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麦卡锡的祖父带着一家从爱尔兰移民美国，他们在威斯康辛州东部爱尔兰人聚居区落脚，然后开了一块农田就安顿了下来。那地方在芝加哥北面大约200英里，当时四周仍然是荒芜的平原。到了麦卡锡父亲的时候，老麦卡锡慢慢地开拓了一个140多英亩农场，靠种地和奶业的收入养活了一家。1908年11月，排行第五的约瑟夫·麦卡锡出生了。
不像历史上美国主要政治人物如总统、联邦部长、议员等大多都有一些显赫的家庭背景，麦卡锡是在其父亲用原木搭建的小屋（log cabin）中长大的。才十几岁他就是家里的全劳力开始在地里干活，还要照料家禽牲畜。这样一直到21岁时麦卡锡才在镇上高中注册，和14、15岁的孩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不过他成功地说服校长让他上比别的同学多一倍以上的课程。结果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读完了高中，1930年6月拿到了毕业文凭。事实上，他是他们家大人小孩中唯一读完高中的。（《Reexam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以下简称《R》P.23。）
但是在申请大学时他遇到的麻烦，招生办老师怀疑他是否真的只用了9个月就读完了高中课程。这时他那校长又给了他足够的支持。终于，在别人到这个年龄已经毕业的时候麦卡锡才开始读大学。他先选了电气工程科目，结果发现数学太难而改学法律。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他白天是拳击队、辩论队成员，晚上则在加油站打工。1935年他从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反过来证明麦卡锡具有较强的记忆能力，能够应付考试。
早期的爱尔兰移民和后期的亚裔一样，大多数倾向于美国民主党的政策，麦卡锡一家也是这样。1932年大选，罗斯福在威斯康辛州获得了67%的选票，全国一共赢得了42个州的选举人票。到了1938年麦卡锡第一次竞选公职，他也是以民主党的背景，成为地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
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虽然法官的身份可以让麦卡锡免于兵役，但是他仍然选择留职从军，加入海军陆战队。因为有朋友告诉他，服兵役，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严酷的条件对任何有志从政的人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帮助。（《R》P.30）
麦卡锡是以少尉军衔接受情报官训练，1943年随部队开往南亚所罗门群岛地区。就在船上为第一次跨越赤道的水手举行的传统仪式中，麦卡锡不慎摔断了腿骨，但是他在给威斯康辛报纸发送的新闻稿中却说自己在战役中受了伤。那时通讯条件、手段都非常落后，当事人自己说什么，旁人很难去核实，所以给喜欢撒谎的人创造了机会。事实上，陆战队经历让麦卡锡后来在竞选参议员时夸大、编造自己从军故事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他虽然有一个俯冲轰炸机后座的炮手，但是在战场7个月中他只随机上天了12架次。但这不妨碍他在后来竞选时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雅号叫“尾炮手乔”（Tail Gunner Joe）。为了有资格获跨军种“飞行优异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最低标准，麦卡锡战后声称自己一共参加了32场战役。52年麦卡锡气势如虹时陆战队未加审核就授予了他。他印制了750,000明信片，上面有他穿着陆战队制服的照片。夸大事实和撒谎只有一步之遥，这一切应该是他决定从军的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的。
1943年还在服役时，麦卡锡就告诉他的教官明年他要竞选联邦参议员。1944年3月，他寄出了候选人申请表，不过这次他是以共和党身份。一般来说，有意竞选公职的人临时转换党团关系并不少见。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为了增加获胜的机会，但这同时也说明候选人本身并不具有强烈的党派政治立场和理念。不过那时麦卡锡从民主党转换成共和党还有威斯康辛州自己的特点。
自1897年第55届国会到麦卡锡准备参选的1944年那将近半个世纪里，威斯康辛州一共举行了20次参议员竞选，民主党只赢了其中两次。也就是说，在联邦议员竞选时，共和党候选人获胜的机会远大于民主党。这样的趋势让麦卡锡感到，如果以民主党人资格挑战共和党参议员席位，他胜算的机会是百分之十。不过，如果以二战“英雄”的背景先参与共和党党内初选，赢得机率是50对50。但如果党内初选赢了，最后同民主党对决时赢得概率就相当于百分之九十。这跟“田忌赛马”是同样道理。不过这样做暴露了麦卡锡对民主、共和两党的理念都没有强烈的认同。
由于一直到初选投票前几个星期才从军队退役，44年党内初选麦卡锡根本没有机会宣传造势，所以没有出线，不过倒也赚了不少名声。45年他的法官任期满了，不过地区里没有人挑战他，所以自动连任。到46年，麦卡锡真的在党内初选时把对手挤出竞选、获得提名，并在年底赢得了参议员的选举。
1946年中期选举是共和党在少数派席位上坐了14年后同时赢得了参、众两院多数党资格。在那届新科议员中有两名后来成为美国总统：民主党肯尼迪和共和党尼克松。肯尼迪虽然也是爱尔兰后裔，但是他家庭背景雄厚，而麦卡锡的父亲是连高中都没有读完的农场主。不过麦卡锡是从中西部偏远乡镇里长大，到了21岁才读高中，靠半工半读才拿了法学文凭。所以当他38岁成为参议员时仍然为人赞道，他的那种经历能够成为参议员在当时很多人都不敢轻易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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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麦卡锡成为参议员之前的1945年，纽约和华盛顿分别发生了《美亚》（Amerasia）杂志案和本特莉（Elizabeth Bentley，1908-1963，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投诚案。“美亚案”在短期内带来的后果是暴露了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的亲共立场，而本特莉陆续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总共87人的名单，那是些为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公民和在美国的苏联人，其中24名美国政府雇员立即遭到解雇。值得留意的是，这些事件和其中涉及的人既是后来麦卡锡反共的具体目标，也是麦卡锡主义的实质内容。
《美亚》是由费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1905-2000。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后裔）出资在1937年开始发行的一份杂志。费当时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资助者，也是该学会执行主席卡特（Edward Carter）的助手。关于他的政治身份，50年代初费尔德在国会调查时否认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但晚年他在自传里宣称他是美共“无党籍的党员”（member at large）。菲而德在美亚杂志的搭档是乌克兰出生的美国人贾菲（Philip Jaffe，1895-1980）。贾菲在1937年6月以美亚杂志编辑身份到中国访问，还到过延安，因此成为第一批“突破封锁线的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时由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担任翻译。（见谢伟思传记《为中国蒙难》P.130。）
1945年1月号《美亚》杂志刊登了一份同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关于泰国局势的秘密报告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章。3月11日，OSS调查人员秘密进入《美亚》办公大楼搜查，发现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几百份国务院、海军等政府机构的秘密文件，甚至有绝密文件。调查工作随即被交给联邦调查局。FBI接手后一共调派了75名特工和技术人员参与侦办美亚案件，最后形成多达17000页的案卷。在窃听和跟踪贾菲的过程中，发现国务院雇员、海军情报人员以及前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等多人涉案。6月，谢、贾6人同时被捕。
谢伟思（John Service，1909-1999）出生在中国四川（成都）传教士家庭，青年时代回美国读了大学，1933年考取了外交官资格后被派遣到重庆大使馆。二战期间，升至二等秘书。1944年7月，谢伟思以文职人员身份随美军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
提议美军在延安设立观察组是中共的高明手段。它既可以打破蒋介石对延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封锁，同时又增加了他们在斯大林面前的筹码，此外还可以借美国人之口，替他们做宣传。驻华外交官不识毛、周之奸诈，借史迪威（Joe Stilwell，1883-1946）之力促成了这桩“好事”。而时年35岁的谢伟思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和热情正好为毛泽东所用。那段时间他从延安传送回重庆的报告完全从中共的立场、利益出发。他一方面歌颂延安所谓的开明政治，另一方面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谢伟思听信毛泽东关于中共是代表中国之未来的花言巧语，所以希望美国对华政策向支持中共方面倾斜。
1944年8月，赫尔利（Patrick Hurley，1883-1963）以罗斯福个人特使的身份到达中国，旋即接任大使一职。当时日本尚未投降，二战仍在进行，国共政治、军事未来格局和走向还不清楚。不过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明确的，而中共想要提升政治地位和扩大生存空间最终推翻国家政权的目标也是明确的。但是驻华使馆外交人员“公开地建议中共、除非得到控制权，否则不要同政府军队合作”。（见赫尔利辞职信，《白皮书》582页，）赫尔利感到谢伟思不宜继续在中国担任外交工作，遂要求国务院将之召回。
45年4月12日谢伟思回到华盛顿。由于已经失去了可以影响对华政策的官方渠道，一个星期后，他约贾菲见面。在酒店房间里，谢伟思把他从中国带回的8份报告、其中有中国提交给美国政府属于机密性质的材料交给了贾菲。这一切都被在隔壁房间的联邦特工秘密监视着，贾菲当时不知道自3月份开始FBI已经24小时跟踪他了。（5年后胡佛把那个秘密录音对麦卡锡开放。）另外，就在4月12日同谢见面前后，贾菲去过苏联大使馆，还见了美共总书记和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把这一系列行为联系起来在当时显得非常可疑，6月份谢、贾同时被捕。但是司法部最后决定不以间谍罪起诉，代之以“非法占有、传送政府文件”把同案6人提交给大陪审团。45年8月份，陪审团决定谢伟思那些报告不属于机密文件，而且政府工作人员同传媒之间交换信息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遂决定不予起诉。而贾菲则以认罪、罚款而了结。
司法部没有起诉谢伟思，这让他本人及他的支持者后来一直坚持谢的清白无辜。可是未触犯法律的行为并不等于是正当的。由于美亚杂志自开办以来就和太平洋关系学会在曼哈顿的同一大楼里办公，两个机构的人员更是重叠交叉任职，谢伟思本人又是太平洋关系学会会员，这样就显露出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政治立场问题了。
参议员麦卡锡（右），1954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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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太平洋关系学会在夏威夷成立。它的成员国最初由太平洋沿岸的9个国家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组成，1935年总部迁到纽约后，英国和苏联也加了进来。这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学术组织。学会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两个基金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确立了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的地位，同时还形成一种共识，就是美国应该负起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制度的责任。肩负那样的使命，学会会员中以关心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自由派人士为主也就不奇怪了。中国分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具有独立、自由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丁文江、张伯苓等。不过这些自由派人士49年前、后同毛共却格格不入，互不看好。但是美国这里的情况正好相反。像斯诺、史沫特莱、费正清等这些在三、四十年代思想左倾、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几乎也都聚集在太平洋关系学会里面，但是他们却被毛泽东称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在中国大陆奉为座上客。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为什么在同一个学术团体里，来自中、美两国的成员都以信奉自由主义立场而著名，或者说他们在各自国家政治文化中都被视作自由派，可是其政治属性在用共产主义作为坐标时却被分割到左右两端？在我看来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自由派不等于左派；2，在中、美政治背景下，尤其不能把“左”或者“右”、“自由”还是“保守”来回混用。
另外，美国分会还囊括了四十年国务院内那批制定和执行对华外交政策的官员以及外交人员，如杰赛普，（Philip Jessup，1897-1986），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1900-1989）等。而这部分美国人同时又交叉构成另外一个反蒋亲共、被叫作“中国通”的松散群体，49年后他们因为“丢失中国”而遭受责难。此外，中共秘密党员冀朝鼎也是美国分会非常活跃的会员。
基于学会的亲共立场，它的会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1934-1942拉铁摩尔担任主编，）通过编辑、刊发文章而影响美国远东政策的活动受到了人们的重视。1950年9月，国会通过了《麦卡伦法案》（McCarran Act），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Interal Security）由内华达州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Pat McCarran，1876-1954）领衔。这个委员会第一个调查对象就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国会希望通过听证调查来解决该学会是否被国际共产主义渗透，操纵，控制，并误导了美国民众，进而影响美国政府东亚政策。
经过一年时间，（1951年7月-1952年6月）麦卡伦委员会查阅了20000份文件，传唤了66位证人，其中28人和学会有直接联系。最后形成了5000页的报告。其结论是：自1941至45年，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部分成员试图改变美国政府对外政策，以此适应共产主义目标，为苏联利益搭建平台。（详细可查阅网络档案库《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Report》P.178）
1955年，国税局以太平洋关系学会参与了党派宣传和其他有争议的活动、并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或意见为由取消了学会原先以教育机构享受的免税资格。不过4年后法院推翻了该项决定。1960年太平洋关系学会最终还是停止了活动，但是决定它命运的最直接原因是《美亚》杂志案。
1945年美亚案件向美国社会敲响了警钟，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警觉政府部门内间谍和通共问题。这距离出现麦卡锡主义还有整整7年的时间。而这7年里，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多起调查共产主义渗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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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1日，麦卡锡带着一位助手坐火车来到了华盛顿。在当时，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还只能使用专门供他们使用的旅馆、饭店、电影院和出租车等公共设施。从北方人眼里，那时的华盛顿还只能算是南方的一个镇。但是对那些出生在墨西哥湾沿岸的美国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一个外国的城市。
在国会大厅里，安装不久的中央空调改善了议员们的工作条件。尤其是在夏天，凉爽的室温让议员在发言、辩论时不那么容易烦躁、激动了，国会议事日程也因此从过去3月到7月改成从1月份到8月份。不过国会仍然有很多规矩并未改变，像论资排辈。国会里的论资排辈是公开的，比如像座位排列和发言顺序，那永远是根据议员的资历而分配的。职务也是。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永远在资深议员之间轮换。只有等老议员退休或者落选后，资历浅的才能向上移动。这点可能比其他工作场所还要严重。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是，新晋议员被希望首先成为工作狂而不是想怎样争取尽早博得个人的名声。
新议员进入哪个专门委员会也是非常关键，有点类似过去中国过去毕业后被分配去哪一个城市，或者进入机关后到哪个处室那样。一个人通过一层一层竞选最后进入联邦议会，他们大多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或者说都有雄心和抱负。议员大多都是法律专业出身，他们当然希望在司法、外交、拨款等影响比较大的委员会里有一官半职，至少有一席之地，日后可以发展，麦卡锡也不例外。但是国会工作的性质和特色对麦卡锡这么一个既没有行政也没有立法工作经验的人都非常陌生。竞选公职的过程是怎么夸大对手的弱点和缺点。它既不需要有同他人合作的姿态，也不需要有任何妥协的必要。但是一旦赢了进入国会，大家都是赢手，又都是辩才，整个游戏规则也不一样，这时就需要有不一样的个人技艺和技能了。而麦卡锡“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参议院那些规则的内涵”（《R》P47）
1947年1月3日，第80届国会开始议事，麦卡锡被分配在参议院“常设性调查小组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在当时该委员会主要职能是监督、调查政府部门内腐败，低效和管理不善等问题。从表面上去理解，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对象。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它的权力却可以大而无边。因为任何涉及法律、法则、法规的政府行为都可以成为目标。事实上，当1952年麦卡锡赢得再选后出任PSI的主席，他把该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到无所不至的范围。
1月4日，也就是麦卡锡宣誓成为参议员的第二天，他脱开其职能委员会的角色，以个人名义召集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发表了对北美矿工联盟（United Mine Workers）罢工的一个声明。让他感到吃惊又欣慰的是，隔天《纽约时报》引用了他的声明。在那个平面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上纽约时报的没有无意义的文字。这让麦卡锡意识到那是议员个人制造新闻、左右舆论的捷径后乐此不疲。（这个手法也一直被国会议员们使用到今天。）但麦卡锡因此破了传统让同事侧目，让他后来一直没有能在参议院同事间形成良好有效的工作关系。可以这么说，麦卡锡从一开始就没有打下根基，也没有结成同盟，而且他一直没有机会涉足那几个重要的委员会里，更没有担任过领袖职务。
到了麦卡锡任期就要过半的49年，参院共和党对各委员会人员做重新安排，麦卡锡从“银行委员会”里调出换到“华盛顿特区委员会”里去。为此麦卡锡写信给参院领袖抱怨道：“共和党只有我一个参议员没有在主要委员会里任职，这让我在家乡选民面前很没有面子。”不过共和党领袖没把麦卡锡的抱怨当回事，他的同事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出同情和帮助。在他“出名”前，麦卡锡在议会里的政治身价是很低的。《R》P.52
同麦卡锡相比，从加州来的众议员尼克松的运气就好很多，因为他直接分进了“非美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众议院“非美委员会”设立于1938年5月，它是战后以来影响最大的国会调查机构。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美国立法、行政都在民主党控制底下。
非美委员会最初是用来调查那些被指控同共产主义、法西斯有联系的公民、个人，政府雇员以及社团组织的颠覆和背叛行为，1945年，根据79届国会通过的“601《公法》”（Public Law601）授权改成常设机构，由新泽西民主党众议员哈特（Edward Hart）担任主席。“601公法”赋予非美委员会极大的权力，它调查范围可以包括一切意图摧毁、破坏这个受宪法保护的国家政权形式的任何可疑的颠覆或宣传行为。也就是说，非美委员会的调查可以是在行为发生之前而不是之后，这同一般的刑事调查完全不同。也和法律保护言论自由有冲突，这是让受到冲击的那部分民众产生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来由。然而在战后苏联间谍活动让其原子弹研制提前获得成功等大背景下，美国民众给非美委员会反共调查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具体条款请参阅“Public Law601，79th Congrass”）
1947年共和党在众议院掌握了多数席位，这是他们在少数党位置上等了14年后的一次翻身机会，上台后立即加大对共产主义渗透调查的力度，以作为对民主党多年来控制白宫的反弹和反制。在多党制政体下，议会在野党在立什么法、调查谁这些问题前完全无所作为，尽管先前民主、共和两党在反共这个议题一直多有合作。1947年3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非美委员会作证，他解释道：不能因为美国共产党成员人数还占不到注册选民的百分之一时而忽略他们，他们的成功在于“渗透能力”上。《R》P.57
胡佛是麦卡锡主义背后的推手，也是麦卡锡指控材料的直接来源。在FBI档案里当时有这么几个前美共投诚党员：本特莉，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和卜登兹（Louis Budenz，1891-1972）。
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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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莉的本科是在纽约州一个私立女校（Vassar College）读的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1934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修研究生课时，她的室友介绍她去参加“美国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联盟”（American League Against War and Fascism）的活动，在那里她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而他们都是美共党员，1年后她也加入了“CPUSA”。从时间先后上看，30年代美国发生的“大萧条”让一部分美国人以为共产主义可能是一种新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另外，由于同情、欣赏当时苏联抵制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让一部分年轻人觉得加入共产党属于一种时尚。如后来因出卖原子弹机密给苏联而被处决的卢森堡夫妇（Julius Rosenberg，1918-1953；Ethel Rosenberg，1915-1953）。他们夫妻两人当时都是纽约地区活跃的“共青团”积极分子。
作为新进党员，本特莉每周除了要参加四次会议外，还要上马列理论课，参加集会，上街发传单等活动。由于毕业后一直在学校做临时工，慢慢地她把从事“党务”当作全职工作了。1938年，本特莉遇到了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逖米（Timmy），他们很快就住到一起。逖米经营着一个旅行社，实际上是在替苏联间谍提供包括护照在内的旅行证件，他同时还操作一个直接向莫斯科报告的间谍网。在逖米的指导下，本特莉很快学会了间谍工作的基本技能。说起来，那段时间还是她第一次有一份情感生活和正式职业。1941年，逖米得了心肌梗塞，本特莉接替了他的角色，苏联那边还给了她一个“聪明女孩”的代号。在她的联系名单里，有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司法部的官员。
43年逖米去世，KGB秘密特工、公开身份是莫斯科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苏联人成为她新的上司。新上司要求本特莉把她手下联系人的名单统统交给他，她没有从命。45年初本特莉有了新的情人，上司知道后提出要送她到苏联去，这时她感到了一种危险。8月份她开始接触联邦调查局人员，但还没有下决心坦白。11月，她得知她的线人、美共机关《工人日报》前总编卜登兹宣布退出美共，并准备向FBI交待自己双重身份后，本特莉才决定投诚，交待自己替苏联人收集、传送情报的间谍活动。无疑那是她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既可以避免苏联人的暗算，又可以免于美国法律的责罚。
联邦调查局有理由相信本特莉提供名单的可靠性，因为除了卜登兹外，《时代周刊》编辑钱伯斯在39年时也已经向FBI自首并提供了他所知道的在苏联间谍网里的美国人的名字。FBI给本特莉设了一个代号，还制定了一个极其缜密的保护计划，要她继续同她的联系人保持联系，这样可以反过来为联邦调查局工作。45年11月20日，胡佛把本特莉的案件情况通报给英国同行，谁知道那时军情6处负责人（Kim Philby，1912-1988）居然也是苏联间谍。他随即把美国来的情报内容转告给了苏联人，莫斯科再命令本特莉的线人立即沉默、转入地下。这让FBI没有收集到任何证据来证明那些人的间谍活动，这在当时让本特莉的坦白失去了获得证据的机会。不过后来通过“维诺那”计划（Venona Project，见维基）破译出来的苏联情报证实了本特莉交待内容的真实性。
进入1947年后，经过评估，司法部认为本特莉投诚案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保密，遂决定把她所指控的美共间谍和其他非法活动案件提交给纽约南区的大陪审团。
围绕本特莉的指控，大陪审团听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47年7月开始持续到48年4月，共有23名证人/次。出席7月22日第一个听证会的证人是纽约一个化学工程师布劳斯曼（Abraham Brothman），他也是本特莉间谍网络里第一个由她独自接头的对象。（1950年11月被以妨碍司法被判处7年徒刑附加$15,000罚金。）最后一名证人是农学家哈里斯（Lement Harris，1904-2002）。第一阶段的听证看上去纯粹属于调查性质，而那些证人要么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要么否认一切间谍活动后，刑事调查并没有继续下去。
在政府方面，胡佛也觉得这些人被起诉的可能性很低，所以他有选择地把本特莉的案件透露给了一些议员，他的动机是想推动国会公开调查。因为在当时，一个人被怀疑为美共党员、被传唤出席国会听证会那本身就可能会给当事人的名誉造成足够的损害，从而影响他们的仕途和职业前景。（见维基“Benteley”第37条注释。）
必须承认，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比如在30、40年代反共浪潮推动了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兴起。但更多的时候，一些意外事件的合力也在要么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要么推动或者阻碍历史发展的速度。在麦卡锡成名之前，48年发生在本特莉身边的一些事件引出了希斯（Alger Hiss，1904-1996）伪证案，对希斯的国会听证和司法审判推动了民众反共热情，而希斯案定罪则给了麦卡锡反共的动力和依据。
1948年7月，在大陪审团第一轮听证结束后，本特莉决定把自己的故事透露给公众。她私下约见了纽约《世界电讯报》（New York World-Telegram）记者，该报马上在头版登载了一个“暴露间谍网的美丽年轻的金发女郎”的系列报道。7月31日，非美委员会把本特莉叫到作证，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看到有人起誓后向公众陈述：“我亲眼见到有美国公民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The Hiss-Chambers Espionage Case》P.24。以下简称《H》）非美委员会对本特莉的证词没有完全信服。过了周末，8月2日将传票送到钱伯斯《时代周刊》办公室，要他明天来国会。隔天，钱伯斯除了证实本特莉证言中部分人员名单外，他还加上了前国务院官员希斯的名字。两天后希斯主动要求到国会，他表示根本不认识钱伯斯，同时也否认同美共有任何联系，并挑战钱伯斯到国会之外的场合重复他的指控。（公民在国会作证免于承担诬告、诽谤等法律责任。）当钱伯斯在《同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里重复希斯是美国党员后，希斯以“诽谤”罪将钱告上了法院。
围绕钱伯斯的指控，纽约大陪审团听证随即进入的第二阶段，时间从10月19日到49年5月17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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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他们的外表和履历上，面对钱伯斯、希斯一个指控、一个反控的场面，人们多半会把信任票投给希斯。希斯在哈佛时代同学曾经有这样评论：“如果希斯和英国大使站在一起，人们大概会觉得希斯是大使，而大使是希斯的随行。”《H》P.2
希斯在哈佛法学院担任过《法律评论》（Law Review）编辑，他也是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1882-1965）教授的得意学生。毕业时，教授给他在最高法院找了一份凡法学院毕业生都向往的工作——给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841-1935）担任助手（Clerk）。离开最高法院后希斯又分别就职于波士顿、纽约两个著名律师事务所。1933年，又是在弗兰克福特（这时已经是大法官了。）的引荐下，希斯到“罗斯福新政”底下一个新设的部门“农业调整局”（Ag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担任律师。34年4月参议院了组成“军火工业特别调查委员会”时，希斯去了参议院。后来又到司法部联邦总律师（Solicitor Genaral）办公室。1936年，32岁的希斯进入国务院、成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助手。
那样光鲜的履历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够望其项背。但那还不是全部。1945年希斯担任罗斯福的助手出席了雅尔塔会议。他还是1945年制定《联合国宪章》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的美国代表。会议结束后，那期《生活》（Life）杂志封面就是希斯手捧将由杜鲁门总统签字的宪章文本走下飞机舷梯的画面。当48年钱伯斯在非美委员会说希斯是美共秘密党员时，那简直像是在华盛顿扔了一个炸弹。
同希斯光鲜背景相比，钱伯斯的履历就灰暗得多了。钱伯斯在纽约读完高中后，1920年在威廉姆斯学院注册，但是没有多久便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他的写作能力获得了同学们的肯定，他是学校学生杂志的编辑，还编过一个剧本。他的语言能力也超出常人水平，法语、德语都达到“流利”程度，甚至还自学中文、俄语。不过他在哥伦比亚也只待了两年就退学去了欧洲，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1924年回到纽约后定期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25年正式加入美国共产党。之后，钱伯斯担任过美共报纸《工人日报》和《新群众》杂志的编辑以及德语翻译。1932年，钱伯斯受美共指派转入“地下”，在纽约地区秘密为“苏军军事情报局”（Soviet Army‘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cy）和美共之间传送情报。1934年春钱伯斯被派往华盛顿，8月份落脚在巴尔的摩。就在那时，希斯跳槽到了参议院工作，这样他和钱的秘密生活有了交结。
从1937年开始，钱伯斯成为他那个间谍网的头儿。不过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他也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产生了怀疑。钱那时已经有2岁和4岁的两个孩子，孩子让他有了不同的责任感；他对每天做复印、递送政府文件给苏联人的事情产生了疲倦，毕竟那和他的专长太不一样；美共成立快20年，他开始感到共产主义缺乏有效的业绩能够影响、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再加上苏联那里的政治迫害和大清洗，这让他开始有了一种担忧。7月份，他接到通知要他去苏联，钱伯斯很自然就找了理由推迟不去，同时给自己准备了一些“证据”以备将来之需。1938年4月，他不告而别，私自脱离了间谍网，在佛罗里达躲了起来。半年后他决定还是以真实身份回到社会，因为那样可能更安全一些。
1939年8月，钱伯斯被《时代》周刊录用后不久，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让钱伯斯断绝了他十多年来对共产主义曾经有过的信仰和忠心。9月初，钱伯斯通过朋友到华盛顿见了当时的一位助理国务卿，把他曾经参与的间谍活动以及另外一个间谍网的情况全盘托出。联邦调查局觉得钱伯斯不是“一线”人物，所以案子就被搁置起来。后来在尼克松追查下牵出希斯间谍案让联邦调查局后悔丢失机会和面子。
“时代”公司总部设在曼哈顿。一开始钱伯斯的工作是负责写书刊、电影评论。为了逃避被发现的可能，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有时晚上就睡在里面。外出吃饭，他总是设法坐在餐馆对着门的那个角落，好像随时可以应付破门而入的KGB特工似的。1940年他写的影评《愤怒的葡萄》被老板鲁斯（Henry Luce，1898-1967）发现后大加赞赏：“这是到目前为止《时代》最好的电影评论，把太太和我的感受充分地表达和展现了出来”。（《Luce and His Empire》P.196）钱很快被提拔到杂志社最重要的“封面故事”部门，处理、编辑、修改杂志社驻世界各地记者发回来的稿件，有的甚至重写。由于他强烈反苏、反共立场，经他修改过的“封面故事”有时和记者发回来的原稿初衷完全不同，这引起了尤其是驻重庆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1915-1986）强烈反弹。由于鲁斯支持钱伯斯，亲共的白修德愤而辞职离开了《时代》杂志。到了48年秋天，钱伯斯也因为他美共秘密党员、苏联间谍身份在国会听证期间被彻底曝光而辞去杂志资深编辑职位。
一些后来人们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是，40年代国会高调、密集调查美共间谍及其他非法活动时，很多过去曾经同共产主义活动有过联系的人对国会传唤避之唯恐不及，即使被迫到场，也多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作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可是希斯却表现得完全不同。48年3月他已经出席过非美委员会的听证，否认自己同美共有任何关系。8月份被钱伯斯点名后，在国会决定是否需要再次传唤他之前，他表现得很迫切，主动要求再次出席。另外一个问题是，希斯应该知道自己过去的秘密经历，可他居然还以“诽谤”罪把钱伯斯告上法庭。正是在那冗长、彻底的法律程序上，那些对他不利的证据一点一点被拿在人们面前，而他的罪名也一步一步被证实。
不错，希斯确实有傲人的经历，这从司法诉讼过程中他的“品格证人”（character withness）的名单里也可以看出：两个现任联邦大法官；联邦波士顿地区法官和上诉法官；司法部首席起诉律师；伊利诺伊州长；海军部长等。这样的证人阵容恐怕是历史上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无法企及和复制的。人们不禁会问，难道身份和地位真的能够让人失去基本的思考、判断能力了吗？不过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正因为希斯的名誉地位让他在个人政治方面不能承受一点点损害。所以他必须孤注一掷、挺而走险。
1948年夏天，非美委员会成了民众关注的焦点，其成员似锥处囊中。最后尼克松从希斯案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尼克松在“非美委员会”成员里面不仅年纪最轻，资历也是最新，所以是最后一个发问。那时该问的别的议员都已经问到了，所以轮到尼克松时他的问题是：1933年是谁介绍你到罗斯福政府里工作的？恐怕当时谁都不会知道这个问题会把调查引向哪里。希斯先是不肯直接回答，“因为现在人们都怕沾上共产主义的边”，不愿意在听证会上被人提到自己的名字。尼克松坚持希斯回答他的问题，这样希斯才说是大法官弗兰克福特推荐的。如果事情到这个时候为止，美国历史也许会完全不一样。希斯接着说，大法官原是哈佛教授，而我在哈佛时是他的学生。希斯停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你是从惠特尔学院毕业的吧？（Whittier Colloge，CA）（《H》P.31）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也不管是故意还是无心，希斯提到尼克松的学校显然是不合适的。不仅因为那和问题本身毫无关系，而且他们一个是哈佛，另一个是加州一个不知名的学院，这种悬殊背景让人感到希斯有点盛气凌人。作为当事人，尼克松一定不会享受那个片刻。后人自然无法把这作为尼克松坚持调查希斯间谍案的直接动因，但是在其他议员觉得可以结束对希斯的调查后，尼克松提出由他独自承担下一步的取证工作。
历史上，对非美委员会的作用和意义并非众口一词。但是如果仔细了解那些证人后可以看出，委员会并没有捕风捉影、随便把人叫到国会来扣上一顶共产党的帽子。由于钱伯斯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如藏在南瓜地里的胶卷，用希斯家的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文件等证明他对希斯的指控，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希斯。由于法律对间谍案有明确的追诉时效，法庭最后裁定希斯伪证罪成立。如果把这一切放到冷战期间政府雇员中的美共党员确实在为苏联提供机密情报这样的背景底下去看，非美委员会调查共产党听证会的积极意义仍然大于它造成的“红色恐怖”。
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社会反共调查最强化、最集中的40年代中后期，参议员麦卡锡并没有机会参与进去。1950年1月21日，陪审团对希斯伪证罪作了有罪裁决。希斯案是尼克松日后政治生涯的奠基石，作为一同进入国会的同事，麦卡锡只是在一旁近距离地目睹了尼克松崛起的全过程。1月25日，法官宣布了判决希斯有期徒刑5年的结果，这一天距离麦卡锡那个著名的“威林镇演讲”只有两个星期。
左起：陈纳德、拉铁摩尔、蒋介石，1941年2月，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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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底中国内战以民国政府全面失败退守台湾而结束。这对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人、财、物鼎力相助的盟友来说，美国不仅面对围堵共产主义这一战略挫败，同时还承受着情感上、道义上的责难。然而就在中共宣布在大陆建立红色政权的前两个月，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公开批评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的失败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与美国对华政策无关。《白皮书》是在国务卿艾奇逊主持下由当时国务院第三号人物杰赛普担任主笔。
进入1950年后，国务院开始制定方案，准备一旦中共进攻台湾，第七舰队应该撤离台湾海峡。这种看似非常现实的对外政策让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取舍标准的反共阵营极为反感。1950年1月11日，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Robert Taft，1889-1953。第27任美国总统之子）发表一个对外关系的演讲，他指出：国务院受亲共集团的影响，他们打算抛弃蒋介石，至少已经拱手把中国大陆交给了共产党。《R》P.93塔夫特的矛头直指艾奇逊。49年后艾奇逊在谁来承担丢失中国责任的争辩中首当其冲。我们承认国共内战的胜败确实有它自己的原因，但是艾奇逊的亲共立场也是十分明显，比如就在法庭作出对希斯有罪判决后，艾奇逊说希斯案子“是一个悲剧”，“我不会因此而抛弃他。”《R》P.94
时间到了1950年2月9日——林肯纪念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威林镇（Wheeling，West Virginia）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说他手里有一份205名仍然是国务院雇员的美国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名单，比如谢伟思。麦卡锡这具有爆炸性的演讲让他这个当时很多人都还叫不出名字的议员一下子成为诸多报纸的头条新闻，而这一天也给这个自由世界多年来持续不懈的反抗、抵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深远影响——更多的是负面影响。
如果深入探讨它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不难将麦卡锡主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去分析。广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可以是自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美国社会持久不懈的反共态势，这背后反映的是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经济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而狭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则是从1950年2月的这一天开始，面对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上升阶段并取得了局部地区胜利这样的社会背景，麦卡锡混淆个人信仰、推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他们实际执行、操作颠覆政府活动这两者的区别——虽然这两者在共产专制国家里往往就是同一件事——而实行的追查共产党的调查活动。
狭义的麦卡锡主义错在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她信奉言论自由、信仰无罪。在美国，共产党是合法组织，任何人不能因为加入其中而遭受国家权力的迫害和打击。此外，虽然颠覆、夺取国家政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初衷，而且它对世界自由、民主社会的渗透、破坏也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反共仍然要以事实和法律作为依据，不能随心所欲，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捕风捉影、夸大其辞。所以狭义上的麦卡锡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和反对。最后以失败而告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9年第81届国会，民主党又夺回了多数党的地位。当麦卡锡在威林镇发表了对杜鲁门政府的指控后，他实际上“单枪匹马发起了反共十字军东征”《R》P.96。那时，麦卡锡面临了美共成员的抵抗、国会共和党同僚的不信任及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在三面包围和主客观双重不利因素下，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要求麦卡锡提供证据。2月20日麦卡锡又在国会做了一个长达6小时的报告，这次他把国务院共产党人数改成81人，但是没有给出具体名单。民主党认为这样不解决问题，遂通过决议，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临时“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小组委员会”、或者叫泰定斯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oyalty of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s. Or Tydings Committee）由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泰定斯（Millard Tydings，1890-1961）出任主席。在多党体制下，党派之间从来不缺相互争斗的议题，反共也不一样。泰定斯委员会很快就演变成在反共议题下的党派之争。
设立泰定斯委员会的目的不是根据麦卡锡的指控，国会去核实国务院是否有那么些共产党员。而是以谁指控谁举证的原则，把麦卡锡当作证人的对待，由他提供他的证据，让参议员去验证和核实。麦卡锡希望泰定斯委员会关起门来听证，而委员会则坚持听证会向民众公开。这样，麦卡锡公布了一份9人的名单，其中有谢伟思、拉铁摩尔和杰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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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赛普，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并于1939-1940年期间出任学会主席。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时被任命为巡回大使，同时主持编纂了旨在解脱国务院“丢失中国”责任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另外，战后他作为专家，同希斯共事，代表国务院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因为这层关系，杰赛普觉得他有资格在希斯伪证罪案出具证言，为希斯的人品和清白背书，虽然对希斯隐蔽的个人经历并不了解。自1961年开始，杰赛普出任国际法院法官。
杰赛普成为麦卡锡的目标不是因为他的学者、官员双重职业背景，而是“他同共产主义事业有非同一般的共识”。《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AFC）》P.541麦卡锡的根据是，杰赛普认为：“美苏之间的冷战主要是因为双方误解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而这些误解可以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R》P.130“就像美国人生活在民主党、共和党党派政治体制下那样，苏联、美国这两种不同政府形式也能共存。”显然，杰赛普这样诠释不管是从当时还是现在的国际政治关系来看都是错误的。把民主社会的多党制同民主和专制两种政治制度放在一起比较的错误在于，多党制度下两党之间有一个相同的目标，而专制则视民主为死敌。
事实是，除了在二战期间出于双方利益需要短暂结为“盟友”，美苏之间不管是冷战，还是在第三国进行的“热战”；不管是情报战还是间谍战以及发展到如今利用网络骇客执意左右美国大选，它们都来源于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和对抗。今天，在那些前（后）共产主义国家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许已经淡化，但是他们从马、列老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俄国、中国不可能与自由、民主调和共处——不管那里使用什么样的“选举”方式。杰赛普只看到事物表面上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后面实质的错误也反映在他对中共的认识上。杰赛普认为：49年前“毛泽东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代表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主运动”。（同上P.130）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内涵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和民主无关。
不过不管怎样不能接受他的观点，这都不足以将杰赛普划入不忠诚（disloyal）甚至说成是共产分子。麦卡锡指责杰赛普未能看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可他自己也在犯混淆事物本质和现象的认识错误。正因为如此，麦卡锡简单地将他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亲共、拥共的立场无限延伸，所以他推导出的结论常常站不住脚，比如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出生在中国，在瑞士、英国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岁时回到中国，在一个英国人的贸易公司干活，这让他有机会在中国北方、蒙古、新疆以及亚洲内陆地区旅行。他的旅途见闻、随笔、日记是他十多本书的素材，使他成为美国人蒙古问题的专家。1928年后，拉铁摩尔在哈佛大学注册，在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等研究团体多项资助后又回到中国。1934年在中国接受《太平洋事务》杂志的邀约出任主编。1937年他第一次到延安，为《美亚》编辑采访毛、周担任翻译。1944年陪同华莱士副总统访问中国、蒙古、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后来在为《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写的文稿中，拉铁摩尔把他和副总统一行访问的苏联在远东另一个劳改集中营（Magadan labor camp）说成就像是大萧条后美国政府经营的“田纳西山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一样，他这种粉饰苏联的倾向同杰赛普有异曲同工之妙。
1948年，一个曾经担任过驻希腊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苏联人向联邦调查局指控，说一个克格勃官员告诉他，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见维基）
1950年3月22日，麦卡锡泰定斯听证会上用“苏联头号间谍”的罪名指控拉铁摩尔，他说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档案能够证明拉铁摩尔是希斯那个间谍网的头儿。他还发誓，说他愿意把自己全部信誉都压在这一指控上面。这无疑比一个月前的演讲更进了一步，全美有影响的报纸都用头版报道了这一指控。
同杰赛普、希斯这些学者和政府高级官员相比，拉铁摩尔以他早年在东亚生活和工作经历确立了他远东研究的权威地位。虽然他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坐过办公室，也没有直接参与国务院制定对外政策，但这不等于他对美国政府没有影响。尤其是日本侵华及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外交重心朝亚洲倾斜，这让拉铁摩尔角色变得举足轻重。因此罗斯福任命他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不幸的是，拉铁摩尔并不看好民国政府，因为他早已把个人情感投射到共产主义运动上去了。那时他同他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同事以及40年代美国亲共群体“中国通”中大部分人，比如哈佛历史教授费正清等一样，都认为毛泽东在中国搞的只是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一群平均地权论者（agrarian）。
40年代美国的“中国通”（China Hand）是如此地热衷推销此道，他们实际是在淡化中共意识形态色彩，因为这样就可以把延安同莫斯科区别开来，从而达到回避中共同美国利益潜在的矛盾和冲突的效果。然后再理直气壮地建议将对华政策调整为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而实际上是提升中共的地位。1948年拉铁摩尔出席由国务卿马歇尔主持的一个重要会议，商量是否应该缩减对民国政府的援助。拉铁摩尔用“现实主义”作为理由，不赞成继续无条件地支援蒋介石，他说过去这样做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形象。《R》P.122他还提出美国应该撤出朝鲜、日本，让他们自己直接同亚洲的邻居打交道。不难看出，那时拉铁摩尔并不赞成美国亚洲外交政策，他蒋介石顾问一职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在泰定斯听证会上，麦卡锡的证人是卜登兹，不过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拉铁摩尔是间谍，他的证言来自于道听途说。FBI的档案里也没有直接证据，如果有的话，胡佛一定会在那关键时刻支持麦卡锡。“如果拉铁摩尔真的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导致毛胜蒋败，而且他同时正好又是美共党员，那么给他带上共产党的代理人的帽子可能比苏联间谍更靠谱。”《R》P.123
确实，麦卡锡不难从拉铁摩尔写的书和他编辑的《太平洋事务》杂志文章里找出他认同苏联共产主义那套理论的观点，但是那和苏联间谍没有直接关系。麦卡锡的错误太明显了，以至于失去了党内同僚的信任。参议员塔夫特说他（把拉铁摩尔说成是苏联间谍）“完全是轻举妄动”。《AFC》P.543）共和党其他同事也表示，他们支持麦卡锡更多的由于私下关系和共同利益，而不是因为觉得他的指控站得住脚。《R》P.56倒是拉铁摩尔在听证会上的自我辩护显得十分充分，有力。如果不是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很可能就会失去它的动力。
朝鲜战争让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又一次现实化了，在担忧第三次世界随时可能爆发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对“丢失中国”的思考有了具体和现实的内容。
1950年10月26日，满载美国士兵的登陆舰群穿过水雷密布的海域，向北朝鲜东海岸城市元山港(Wonsan)急速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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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军队突然越过38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这是自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国家联合起来向亲西方亚洲民主政权发动的第一次正面、直接进攻，给杜鲁门政府一个措手不及。就在当年1月份，国务卿艾奇逊刚刚抛出一个不包括南朝鲜和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环形防线计划，那后面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解读成：在丢失中国大陆后，美国不会使用自己军事力量来保卫南朝鲜。这同拉铁摩尔早先的建议十分相似。如今在苏联人的支持下，金日成向半岛南部大举进攻，（当时还不清楚中共背地里也参与了谋划，并且答应提供军事支援。）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保卫弱国反对武装侵略的道义责任以及维持亚洲区域和平与安全这些主张又一次受到了考验。“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北朝鲜的军事进攻是苏联测试美国的底线，如果美国不能抵抗，其他局部侵略就会跟着发生，并可能导致全面战争。”《AFC》P.557
27日，面临朝鲜危机，在对国家安全利益作出新的评估后，杜鲁门政府转变了他的远东战略，授权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使用美国海、空军力量以防止仁川——汉城一线落入敌手。6月30日，杜鲁门进一步采纳了麦克阿瑟要在朝鲜使用美国陆军的建议。美国政府这个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40年代末以来外交政策和主张。同上P.558
美军地面部队不应该被用于亚洲大陆这个建议是战后马歇尔在中国“调和”以及出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时提出来的，被杜鲁门总统所接受，后来成为美国拒绝涉足国共内战的理由。那么问题是，同样都在远东，同样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同样是遭遇共产主义的进攻，美国在中国和南朝鲜两个政权面临危局时的应对策略是如此不同，这就给历史留下来研究的空间。
诚然，任何时候美国对外执行援助或者不援助政策都可以出于现实和理性的考虑，都可以给出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但二战后短短几年里，杜鲁门政府从放弃在中国抵抗共产主义的机会，47年却到希腊去围堵苏联势力，现在又投入到抵抗金日成的朝鲜战争，那么“围堵”（containment）政策究竟是无条件地适用到共产主义头上，还是有选择性地区别对待不同国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答案，那么那些不能继续支持中华民国的理由就显得牵强而站不住脚。这反过来正好给那种是亲共官员将盟友出卖给了中共的推理提供了逻辑证据。而这就让麦卡锡对拉铁摩尔、杰赛普以及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攻击变得真实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支持麦卡锡的人那么多，因为民众的头脑中开始产生也许麦卡锡的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的想法。
9月份，在参议院国防部长任命听证会上，参议员塔夫脱说马歇尔在中国的错误导致了今日朝鲜半岛的局面。麦卡锡的攻击也没有停止过。在罗列的一条一条“罪状”中，麦卡锡指责马歇尔在四十年代末国务院决定抽撤对蒋介石的援助决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说：（和艾奇逊一起）马歇尔儒弱的远东外交政策导致战后朝鲜半岛上发生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削弱美国军事实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从而损害我们抵制邪恶的意志。《R》P.190
7月20日，参议院以45对37票（完全根据党派投票。）通过了泰定斯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否定了麦卡锡对杰赛普、拉铁摩尔和谢伟思等人的指控，并指责“麦卡锡对事实的篡改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泰定斯委员会的结论是：“共产主义并没有渗透到政府部门内”。《R》P.135然而就在调查报告通过时，FBI宣布逮捕了替苏联收集、递送有关核武器情报的卢森堡夫妇。卢森堡被捕前曾经是位于新泽西的美国陆军信号兵工程实验室的工程师，属于联邦雇员。这就是为什么到了53年麦卡锡手里有了实权时，美国陆军就成了他反共的目标。
泰定斯委员会公开听证让麦卡锡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人物，且朝鲜战争加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威胁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的意识，那种民情、民意忽略了麦卡锡缺乏证据、夸大其词、随意指控他人那些做法的弊病。那一年民调对麦卡锡的支持不降反升。11月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成功地将“反共”作为竞选议题，民主党除折损几名重量级议员外，最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泰定斯参议员输掉了选举，他的席位被由麦卡锡一手物色的挑战者所夺取。而在全国范围，当时由麦卡锡助选的其他参议员统统都获得胜利。另外加州的尼克松在联邦参议员竞选中亦大胜对手晋级成功。
1952年是共和党大胜之年。他们在民主党掌握行政权20年后首次入主白宫，同时还赢回了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麦卡锡本人在威斯康辛州也以54%的票数连任成功，并被分配坐上了参议院重量级的“政府运作委员会”（Government Operations Committee）主席交椅，同时还是它下设的一个永久性专门负责调查的小组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主席，这给了麦卡锡很大的权力。可以说，那年选举将麦卡锡主义推上了顶峰。自53年1月开始的15个月里，麦卡锡主持的调查委员会一共举行了169个听证会，对象包括美国之音、美国陆军等；传唤了653个证人，其中一半曾经或者仍然是政府、军队雇员。在调查美国陆军的过程中，麦卡锡遇到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对手。
1954年初，陆军在同麦卡锡打了半年交道后，反控麦卡锡和他首席律师科恩（Roy Cohn）曾经为他们底下一个助手向军方寻求不正当的优惠待遇。麦卡锡认为这一指控是陆军对他的调查的报复。这样，麦卡锡暂时让出常设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成了被调查的证人。1954年4月参议院开始了持续36天陆军/麦卡锡的调查听证会。就是那时，公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麦卡锡在听证会上是怎样恃强凌弱、使用威胁恐吓的手法，他的民调支持率从年初的50%一下子掉到了34%（维基），这样，调查陆军成了麦卡锡的“滑铁卢”。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佛兰德斯（Ralph Flanders）首先向麦卡锡发难，建议取消麦卡锡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共和党参议员达成共识，参议院通过了对麦卡锡的“谴责”议案（censure）。麦卡锡因此一蹶不振，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开始衰落。1957年5月麦卡锡在参议员职位上去世。
按照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历史教授亚瑟·赫门在他《重新审视美国最让人讨厌的参议员的生平和遗产》（Arthur Herman、《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一书介绍会上提到的：53年麦卡锡在共和党掌握行政和立法权后继续追查共产党就会伤害本党利益，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何况他那时已经掌握了实权，政治前景看好。如果见好就收，等待机会，日后一定还有机会。但是麦卡锡的反共调查没有停。由于历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反共的积极意义大于具体操作手法上的缺陷，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不需要为他的错误付代价时，就会让他失去自我约束和调控的必要了。这样，当麦卡锡按照他的方法一如既往地继续追查共产党时，麦卡锡主义也就同时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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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在位于马里兰州的贝蒂斯海军医院去世（Bethesda Naval Hospital），时年49岁。作为在任联邦参议员，有70名联邦议员参加了他的国葬仪式，数千人瞻仰了他的遗体。仪式结束后麦卡锡遗体被运回他的家乡安葬。
麦卡锡或者麦卡锡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他当年那独特而又偏执的斗志留给公众社会的影响和印象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这些年来，凡是发生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或者在公众面前某些权势人物表现出让常人难以理喻的性格特征时，人们就会想到麦卡锡。事实上，最近一些年来，那些在麦卡锡时代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又重新被人提及。比如“猎巫”（witch hunt），引申为“政治迫害”——当官场人物因丑闻受到司法、立法部门调查时，他们常常用这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攻击对手；再如“病态的撒谎者”（pathologic liar），指撒谎成性的人——当一个公众人物撒谎的范围、程度和频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人们更愿意相信那是一种病理状态而不受人的自主意识控制，因为我们还不想承认人性能够如此丑陋低下。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当麦卡锡主义尘埃落定后，媒体总结检讨他们自己，承认出于新闻报道的效果，在那“病态的撒谎者”身上花了比其他各方面都正常的政治人物身上更多的时间、表现出更浓的兴趣。事情就是这样，当媒体得益于热衷报道行为怪异者所带来的新闻和娱乐作用时，他们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大众红人。
麦卡锡流传下来的政治遗产在不同党团派别之间的意义完全不同。保守派奉麦卡锡为英雄。因为他们眼里的自由主义就等于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民主社会已经臭名昭著，把自由主义同共产主义绑着一起，自由派不战自败。实质上，从麦卡锡行为背后，保守派更在意的是对自由派理念造成的贬低和伤害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自由派则认为麦卡锡是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并不具有明确的保守派政治立场，反共只是他的手段和工具，为的是提高个人政治影响和地位。
我认为麦卡锡既不是机会主义分子，因为机会来临时他并没有被机会所左右；他也不是反共英雄，因为他方法是错的，他的对象也是错的。在错误百出时，被他指控的共产党员们倒一个一个成了理直气壮的英雄。
麦卡锡对中文世界带来的影响比美国本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如果从人口绝对数量上看，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最广、其实践对中国的危害也最大。出于维护中共统治的需要，1949年以来，大陆宣传和学术领域对麦卡锡主义的强烈反弹。他们混淆参议员麦卡锡同麦卡锡主义的区别，把矛头集中在麦卡锡是怎样使用了错误手段这个环节上做文章，把所有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西方反共思潮统统同麦卡锡挂起钩来，从而达到他们否定美国抵抗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他们实质上是要诋毁自1917年来自由世界反苏反共的努力和信誉。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北京市党校侯且岸教授，而他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此，我认为需要加以澄清。
首先，美国反共并非自麦卡锡始，其根源在于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劳工和资本家两个阶层，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必然导致革命，而革命的结果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由社会和全民共同所有那样一种经济制度。列宁实践了这套理论，他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用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这样，美国（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以民主形式实现管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同马列理论和实践注定势不两立，而防范共产主义渗透和颠覆必然就成了美国立法和行政机构的重要任务。伴随苏维埃革命胜利和美国共产党成立，美国发生了“第一次红色恐慌”现象（red scare）。自那时开始，美国反苏反共就没有停止过。面对苏联间谍活动逐渐加剧，1938年国会将“非美委员会”从临时性质改成了常规形式。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前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时任《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钱伯斯自首，提供了美国政府雇员中18名苏联间谍或通共分子名单。随后前苏联间谍、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总编辑布登兹，美共党员、苏联间谍本特丽相继向联邦调查局投诚，揭发了一批替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美国人。另外1945年的美亚案，48年的希斯案，49年司法部起诉美共总书记丹尼斯案（Eugene Dennis，1905-1961）等将反共推向了高潮。而麦卡锡46年刚刚当选联邦参议员，直到1950那2月那个“威林镇”演讲后他才有一点影响力。所以“反共狂潮”不是由麦卡锡掀起来的。
其次，4、50年代美国并没有一股“极右势力”在后面推动反共。
20世纪初美国国会基本上处于民主党控制。如果从1917年第65届到1957年麦卡锡去世那年第85届共20届国会来统计，民主党控制了其中12届参议院、13届众议院。如果把范围缩小到从罗斯福入主白宫的1933年到杜鲁门下台的1953年那10届国会来统计，民主党占据其中9届多数党地位。很明显，那20年里一系列抑制共产党活动的法律如《哈奇法案》、《斯密斯法案》和《麦卡伦法案》等在国会民主党主导底下制定、由民主党总统签署生效的。反过来的情况是，1948年共和党掌握多数席位时，5月份众议院以319对58票通过了5852号控制颠覆活动法案、又叫《蒙特/尼克松提案》（Mundt-Nixon Bill）。那一届众议院共和党占248席位，民主党185，劳工党1席。这就是说，那319名议员中至少有四分之一非共和党籍议员抛开党派立场，赞成要求美国所有共产党员必须向司法部长登记的提案。所以反共是两党的共识，而非保守派的专利。
再次，中文世界里的“左”和“右”的概念无法对应、照搬到美国政治中来。
顾名思义，美国的自由派、左派，保守派、右派是从如何看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新现象的立场上加以区分。从这个意义上，参议员麦卡锡恐怕和传统意义上美国保守右派没有什么关系。麦卡锡的父亲是威斯康辛州爱尔兰裔传统的罗斯福选民，而麦卡锡本人第一次参与竞选，他也是以民主党人身份赢了地区法官的职位，只不过后来为了增加胜选机率才临时转换成共和党人竞选参议员成功。可以这么说，麦卡锡反共并不具有保守派色彩。中国的左右之分纯粹以共产主义作为标准，共产党封自己左派，所以反对他们的就是右派，没有其他文化和社会问题掺杂其中。苏共、中共从一开始打的是如何通过建立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算盘。他们不具有自由派的情怀。如果一定要把西方自由派同中国“左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曾经当时打着维护社会底层劳工阶层利益的旗号，但问题是，49年后，中共政策惠及过多少社会底层基本民众？解决过多少劳工群体的疾苦和忧虑？我认为左、右只是标签，而自由或者保守则有实质性内涵。中国左派不是自由派，麦卡锡也不能代表美国保守派。
综上所述，美国历史上的麦卡锡参议员不等于麦卡锡主义，因为麦卡锡主义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狭义上来说，在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的历史进程中麦卡锡确实造成了消极影响，但不能凭这就把美国一百年来针对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立法、司法活动的积极意义统统抹杀掉。
【参考书目】
《杜鲁门回忆录》《The Memories of Hanry Truman》
《重新审视美国最让人讨厌的参议员的生平遗产》《Reexam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Arthur Herman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Honorable Survivor：Mao's China，McCarthy's America and Persecution of John Service》，Lynne Joiner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太平洋关系学会调查报告》《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Report》
《希斯-钱伯斯间谍案》《A Pumpkin Patch，A Typewrite，and Richard Nixon：The Hiss-Chambers Espionage Case》，John Berreford
《鲁斯和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W.A. Swanberg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Tsou T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