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多数资料来自《党史月刊》、《家庭》、《福建党史月刊》等媒体，这些媒体的说辞往往相互矛盾，且大都未注明信息的最初来源，因而，只能作为一种野史和演义作为参考，只能在这些资料的相互比较印证之下，还是透过一些基本事实推断出一些合理的结论，比如说，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在朱道来赴京后不久，他被安排进了干部子弟中学，且朱道来的生活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照顾，后来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朱道来不会受到这样的特殊照顾，也不可能被从两个争儿子的母亲身边带走。然而这一安排也就表明，毛泽东并不认同朱道来就是毛毛。据说，此后朱道来与朱月倩关系极为紧张，作为对父母没有记忆的孩子，朱道来无法判断谁是自己的父母，但如果没有朱月倩的坚持，他很可能就被认定成为毛泽东的儿子了（至少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年代，这是何等巨大的诱惑！据说文革时朱道来带头贴了朱月倩大字报，“母子”关系彻底破裂。
1966年初，朱道来被调回到南京工作，这一安排似乎表明组织部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出了朱道来是朱月倩儿子的结论，这至少不违背毛泽东的意见，又过了几年，朱道来突然离世，关于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是癌症，一是因“冒充毛泽东儿子”，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死。没有任何可信消息证明朱道来最后是否被打死，但朱道来被调回南京工作，的确可以给人以“不是毛泽东儿子”的怀疑，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即便不是被打死，被批斗的可能的确是有可能存在的，因此，被打死一说，也许并非空穴来风。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没有认这个儿子，在重男轻女的传统社会观念之下，毛家被培养的对象就只能是毛远新了。
在判断人事问题上，毛泽东具有惊人的能力，他不是一个轻信和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们不知道朱道来事件给毛泽东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此后毛泽东对寻访失踪子女问题显然兴趣大减，尤其到了晚年，连李敏都很难见到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出生后，他也懒得一见，更何况难以判断真伪的失踪子女呢。但是在1953年，面对突然冒出来的朱道来，如果有今天的DNA分析技术，证实朱道来就是毛毛，毛泽东是不可能不接受这个儿子的。
但即使贵如皇帝，在离散几十年后，毛泽东也无法判断站在眼前的人是不是他的亲身子女。
虽然毛泽东的多数个人信息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但民间总还是有人对毛泽东失踪子女的情况有所了解，官方的查找并未停止，主动上门认亲的也大有人在，甚至有些人的后来声称为寻亲之事，还受到周恩来等人的接见，即使事情确实存在，恐怕也不过是官员邀宠的热心之举，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披露说，为了给毛泽东“留后”，周恩来、黄永胜等人给301医院下令，要求设法让韶华怀孕，1970年第二次人工授精成功，毛新宇出生后，兴冲冲的报喜者遭遇的是毛泽东的冷脸。
但贺子珍的表现完全不同，无论出自母亲的本能，还是对身为毛泽东妻子的过往历史的珍视，贺子珍寻找失踪子女动力不会消除，她的脚步不会停止，尽管在1932年就曾得到过毛金花的“死讯”，贺子珍却不死心，《快乐老人报》2013年的文章说，“建国伊始，她多方托人寻找。”但当年的鞋匠翁清河再次说毛金花死了，而邓子恢相信了他的话，毛泽东也信了。直到1964年，“毛金花”又冒了出来，一位叫“杨月花”的江西妇女主动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帮助调查身世，调查中，最初收养杨月花的龙岩鞋匠翁清河声称杨月花就是毛金花，一天后，翁清河改口说其实毛金花在被收养后的第二年就死了，调查于是停止。1973年，一位回乡老红军听闻此事，进行一番调查后将材料寄给了贺敏学，贺敏学派人进行调查，初步证实杨月花某些身体特征与毛金花相符后，将杨月花接到上海，贺敏学替贺子珍认下了这个外甥女，贺子珍急切想见杨月花，但中央的决定是不让见。毛泽东去世后，贺子珍安排李敏以视察工作为名，与杨月花见面，却没有直接对杨月花表明身份，显然只是为了打量杨月花的长相。据说贺子珍生前很想看看女儿，但有人提醒说“你只有一半的权利。”可毛泽东已经去世，因此，直到1984年去世，贺子珍并未见过杨月花。
中国权威的搜索引擎百度，直接在杨月花的词条下将她认定为毛泽东的女儿，这是很不严谨的，杨月花作为毛金花的身份只是一种可能性。1932年和中共建政后，最早收养毛金花的翁清河三次声称毛金花已死，尽管在1964年翁清河曾明确说杨月花就是毛金花，但这也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暗示和压力的结果，毕竟1953年朱道来的养母也曾改口说他不是朱月倩而是贺子珍的儿子，那些此前一无所知的当地群众竟联名写信“证明”朱道来就是毛毛。毛泽东、贺子珍的寻亲之举，关系的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而是最高领导人的血脉，里面有太多的利益、利害可以被计算。
除了毛金花，毛泽东与贺子珍其实还有一个被送养后失踪的女儿。1935年初贺子珍在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生下孩子后，因急于赶路，贺子珍只看了孩子一眼，就把她送人了。据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说，八十年代四川省古蔺县当地党史工作者根据传说，调查过一个收养红军子女的家庭，了解到被收养的红军子女叫王秀珍，收养三个月因病去世。这一传说如果属实，王秀珍的确很可能是毛泽东、贺子珍的亲生女儿，因为长征途中的女红军人数很少，生育送养孩子的更少（但与贺子珍同时生育的女红军还有一人，而且所生的也是女孩）。当时经历此事的人的回忆似乎很不可靠，一些基本细节彼此矛盾，由此可见当时红军所处的环境有多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只是负担，亲情已完全无法被顾及。目前找不到中共建政后毛泽东、贺子珍寻找这个女儿的信息，我的猜想是，贺子珍未必不曾试图查找，但身为产妇，毛泽东又不在身边，贺子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寻找的线索，而知情者的回忆既少又混乱，很难作为查找的依据，即便这个被称为王秀珍的孩子是贺子珍所生，当事人混乱记忆中的贵州，也与四川不符，这会给查找带来很大干扰。因此，这也只能是一桩永远的悬案。
对杨月花的身份，孔东梅在《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一书中说，“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能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文中的“一生豪侠”四个字颇为值得琢磨。该书出版于2003年，此时，中国已经完全具备DNA亲子鉴定的技术条件，但无论孔东梅还是她的其他亲属，似乎都没表现出以该项技术寻求答案的想法，不仅如此，到今天为止，相关当事人似乎也没有表现出以DNA鉴定技术找到杨月花与毛泽东之间是否具有血缘关系的兴趣。综合各种真真假假的相关信息，其中包括邓子恢夫人、翁清河女婿等的解释，以及传说中肖克上将建议杨月花回归毛姓的传说，如果说杨月花就是毛金花，也并非完全违背逻辑，但是一般丢失孩子的家庭都会急切要做的DNA鉴定，在毛家人这里，似乎毫无兴趣。
除了杨月花之外，一位居住在赣州的退休干部邹方沐，虽然不曾被正式媒体与毛泽东基因谜团联系在一起，但在网络上却早有传言。与杨月花一样，邹方沐的身世传说如果属实，倒真有几分可能是贺子珍一直寻找的毛毛——毛岸红，也就是那位如果活下来并被父母找到，可能会成为今天中国统治者的真正的红二代。据说1977年，李敏曾见过邹方沐先生，并曾喊他为哥哥——从网上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邹先生照片看，他与毛泽东确有很多相像之处。
中国存在无数的儿童被拐卖案件，在DNA技术被应用之前，分离多年后的寻亲确实具有极大的盲目性，比如说有人被“亲生父母”找回后多年，才发现这只是一个两厢情愿的错误，而一位贵州的寻亲母亲，与儿子失散25年后凭DNA测试找到了亲生儿子，而早在四年前她就与这个寻找亲生父母的孩子互加了QQ好友，并怀疑他就是自己的儿子，可是，由于她对儿子胎记的记忆错误，让她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儿子的团聚迟来了四年。由此可见，就寻亲这件事而言，一旦时隔久远，所有的记忆都不牢靠，只有DNA测试才是可靠的。
民间对毛泽东失踪子女的谈论不过建立在一些真假难辨的传言和“报道”之上，人们甚至不知这些材料有多大成分出自作者的联想或编造，权威的资料只存在于官方档案，但即使如此，毛家人对杨月花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说明，这些官方材料的权威性，只是针对中共建政后的调查过程而言，而对这些疑似毛泽东子女的真实来历，官方也没有权威结论和答案。因此，在确定疑似者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上，没有什么比DNA鉴定更权威。
对1964年就试图揭开身世之谜的杨月花来说，即便她说年龄大了，改不改姓已经不重要了，难道她就不再想知道自己的亲身父亲究竟是不是毛泽东吗？而邹方沐又做何想？现在，从技术上来说，要破解他们的身世之谜，只需要一次抽血，几天时间就可以实现，但身份的明显差异，也许让他们很难主动提出这个要求。在毛泽东被公开承认的后人中，李敏曾经对于寻亲表现出极大兴趣，但在1977年后，兴趣似乎就淡了下来，1984年贺子珍去世后，更是不再有关于她寻亲或与疑似亲属相见的信息，如果李敏不主动表示进行DNA测试的邀请，杨月花、邹方沐恐怕只能保持沉默。
但是，李敏能够自行决定此事吗？如果她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否会受到杨开慧后人、江青后人的阻拦？更重要的是，是否也会象贺子珍所曾遭遇的那样，受到来自中央的压力？
我想，或许这才是揭开毛泽东基因之谜在今天的真正阻力所在。
邓小平时代，毛泽东的功过被“三七开”，一度走下了“神坛”，但六四之后，毛泽东所犯的“错误”逐渐被官方选择性遗忘，每一次政治上的左转，都让毛泽东再次朝神坛退回一步，尤其是在2015年毕福剑一句“可把我们害苦了”而被停职后，毛泽东重新走回神坛，邓相超、左春和等人仅仅说一句对毛不敬的话，就丢官罢职。显然，毛泽东的声誉不仅关系他个人及其亲属，而是属于中共，毛泽东的名字本身就是中共的财产。
既然如此，作为毛泽东、贺子珍曾经的愿望，确认失散的孩子这样一件在毛泽东时代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面对杨月花、邹方沐这些高度疑似对象（或者，朱道来留有后代），既然在技术上已变得如此简单，即便李敏不便提出或不愿提出，何不由“组织”出面来完成此事？即使李敏等亲属不愿配合，毛泽东的遗体连同被摘除的内脏器官仍被保存，DNA鉴定毫无难度，一测就准，
况且，相关当事人以隐私为由加以拒绝的可能不大，而且中共也不是一个以尊重隐私著称的组织。另外，既然有关毛泽东的话题在中国依旧会引起许多人关注，事关中共和红军历史，DNA检测的结果也可以给好奇者一个结论。
无论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被毛泽东、贺子珍送养的幼儿都有着不幸的身世，他们的遭遇展现了一种历史的残酷。而对毛泽东、贺子珍来说，无论他们曾以何等决绝的态度丢下孩子闹革命，这种丢弃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即使终生无缘相见，他们牵念孩子的心情必是痛彻心扉，以至于一支笔可以杀人无数的毛泽东在1949年后与曾志谈起毛毛时“哽咽失声，眼圈也红了。”毛泽东对曾志说：“最后一次看见这孩子，都会在队伍里向我招手了。谁知道，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作为母亲，贺子珍的痛楚想必更甚。
既如此，“不忘初心”高扬毛泽东旗帜的中共，为什么就不能做一次小小的努力呢？或许，几次简单的DNA测试，就能帮主席找回亲生子女，弥补他们那个时代因不具备技术条件而造成的遗憾，让主席的后代可以相认，而这也算是给怀念毛泽东的毛左们一个安慰吧。
但是，中共显然没有这个兴趣。
已经换了人间，今天的中共当政者不是毛泽东，更不是毛岸红。当我们说到红色基因，应该分清两个不同概念：一种是基于血缘的，另一种是基于动机复杂的符合政治需要的抽象精神。在为毛泽东寻亲这件事上，二者其实是有矛盾的。今天将毛泽东重新抬上神坛的人，需要的是毛泽东这个符号，而不是毛泽东这个人，否则就无法理解毛泽东被一步步恢复政治正确的时候，毛新宇却落选十九大代表。
更重要的是，对红色基因的强调，其实是在诉诸一种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血统观念，这种血统观念中，只有DNA制造的血缘关系才具有真正的正统性，那么，谁又会比毛泽东的龙子龙孙更具这样的正统性呢？看看朝鲜就明白了。就连在海峡对岸的蒋介石，不也是在撒手人寰之前，将权力逐渐交到蒋经国手里吗？
既如此，何必多事！把一些早已失落民间的前“太子”、“公主”找回来，不仅可能会分走一杯羹，更有可能给民间多事者多一些添乱的话题。
放在毛泽东时代，只要有可能，他和他的亲属、战友、下属可以动用最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缺少的唯独是技术条件，如今，技术进步了，连偏远乡村的农民都可以使用的DNA鉴定手段，却独独不能用在毛泽东的后人身上，这该算是毛泽东、贺子珍及其后人的悲哀吧。
不过，试图探求这一基因谜团的人也不必失望，DNA顽强的遗传功能会让时间失效，最终揭开这一谜团。只要毛泽东失散子女活到了成年并育有子女，未来揭开这一谜团的可能就是存在的，即使目前所有疑似子女最后都被证实只是误会和猜测，白银杀人恶魔高承勇被抓一案表明，只要政治和法律允许，中国大规模DNA数据库的建立，会让排查变得十分容易。不过，除了对此一段历史怀有兴趣的历史爱好者，想要探究这一谜团的人应该会越来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