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种说法：64中的邓不是为了保党、救党，而是邓对赵的一场个人政变。邓为保自己身后荣誉，不惜激化学潮、不惜开枪流血，因这样才能搞下赵。这种要对64重新定性的说法是搞错了主次关系、因果关系。
64正如邓言：“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64是在国际社资两大阵营冷战、国内八十年代对毛时代反思潮和对“两个坚持”跛足改革产生的官倒腐败特权的抗争这三大背景下的中国两条道路、两个前途大博弈中的一个大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市民与党、邓的博弈是主体，党内高层某些对学潮同情、“手软”者与邓的矛盾是次体。邓是因反学潮而反胡赵，而非反之。邓保住党才能保自己生前生后地位，而非反之。平反、追责64，才能真正恢复赵名誉，而非反之。同理，毛搞文革主因是要用其思想“改造”社会和党，搞掉刘是次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