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囚徒和苦力。（美国之音）
近些年来，在中共高压钳制、百姓不满却无处宣泄时，中国大陆开始流行起政治笑话。曾经看过这样一则：几天前，一群老同学聚会。有个同学在某互联网监测机构当小领导。我问他们单位是做什么的。他说，就是负责把在网上生事、对政府不满的人给找出来。另一个同学对他说，“你是说还有对政府满意的？”他说，“对，有，但那部分不归我们管，归纪委。”
不过，中国大陆的政治笑话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尚无法赶上当年苏联的政治笑话。苏联的政治笑话大多是讽刺苏共的政治统治，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就层出不穷地涌现。苏共历届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都成为了笑话中的主角，苏联人借此讽刺苏共和领导人，以发泄不满的情绪。
内容丰富的政治笑话
苏联笑话的一大特点是什么都能扯到政治上。专门研究各国笑话的英国学者克里斯蒂·戴维斯曾指出，在其他国家，所谓的政治笑话往往只是以政治内容作为引子，最后的笑点多以性、种族、酒鬼、丈母娘、乡下人、跨文化比较等传统题材为主；苏联笑话却与之相反，开头处往往还是传统题材，结尾的“神转折”却总能拉回到政治上来。可以说，苏联的政治笑话往往折射的是苏联真实、冷酷、无情、让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不妨先看以下几则笑话：
——列宁快去世了，叫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专心地听着。“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
“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那只好让他们跟你走！”
——一次，斯大林在台上演讲，说要把自己的鲜血一滴一滴全部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结果台下有人举手说：干嘛还一滴一滴地献，趁现在一次性全献了不好吗？
——斯大林做报告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地平线上了……。”老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地平线，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社会制度里不会存在的困难。
——话说勃烈日涅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将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来了以后，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地向老妈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名贵家具等等。展示完了后，勃列日涅夫问老太太这一切如何？老太太说：“儿子啊，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
——一个美国代表团要访问一个苏联的工厂，当局就预先教工人要怎样回答代表团的提问。代表团来后问一个老工人你每月的工资是多少，老工人回答有3000卢布；代表团又问他有多少存款，他回答有10万卢布；代表团问：你存了这么多钱准备干什么呢？老工人回答说：“我准备买一双靴子。”
——一个苏联人准备移民去美国，上级知道了很不高兴。于是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给他做思想工作，领导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是因为不满意没有好吃的？”“不是。”“是因为不满意住房条件太差？”“不是。”“是因为不满意工资水准太低？”“不是。”“那我们不明白了，你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为什么要去美国？”“因为在美国，我可以有不满意。”
——都在收音机的开关上，一开都是威信，一关，就没有了。
——现在苏联人民比过去力气大多了。过去一个卢布买的东西一个人拿不动，现在五个卢布买的东西，一个人拿了毫不费力气。
——去买报纸，要一份《真理报》。报贩回答：《真理》没有了，只有《消息》。
——拉宾诺维奇，你经常读报纸吗？当然，要不我怎么知道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上述几则笑话或反映了斯大林为了巩固权力不惜杀人的冷酷的性格，或折射了苏联人巴不得斯大林早死的心理，或暗示共产党杀人越货、强盗的本性，或透露出苏联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悲惨、被钳制的生活，或暗讽带给人们无尽灾难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或传递在苏联共产国家真理的荡然无存，苏共公信力无存，惟剩谎言，等等。综观苏联各个时期的政治笑话，内容大体都与之相似。
而身为中国人，读著一则则苏联政治笑话，难免会会心一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时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的绝不是昔日的苏联，而是当下中共治下面临着同样问题的中国。
苏联“大清洗”前后政治笑话发展
如果说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的政治笑话还并不多见，那么，随着20年代后期苏共高压政策的实施，包括1926年推行的“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以及秘密警察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带给人们的恐惧，加之30年代初还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苏联政治笑话出现了第一次井喷。农业集体化和大饥荒成为了为流传最广的题材。
比如：印度和苏联有什么不同之处？印度是一个人为了所有人绝食，苏联是所有人为了一个人绝食。
比如：（美国）胡佛总统和斯大林有何不同？胡佛不让美国人喝酒，斯大林则不让苏联人吃饭。
比如：快招，婊子！你丈夫在家里偷偷说苏联当局和共产党什么了？
如此大胆的政治笑话，很快引起了苏共当局的关注。1933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作了一项重要的发言：“我要谈的是一种反党行为，一般称之为‘讲笑话’。这些笑话是什么？是通过宣传鼓动来反党。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中，谁不知道过去我们怎样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我们怎样通过讲笑话来打击旧政权……现在，同样的优质武器被用来对付党的中央委员会了。”
1934年，苏共政治局委员、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领导人基洛夫也公开表示，讲笑话是“我们的敌人最频繁利用的手段之一”，要让讲笑话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史载，斯大林时期，如果讲政治笑话遭到检举，就会因违反苏联刑法第58条第10款（恶意散布煽动推翻、分裂或削弱苏维埃联盟的言论），被处以3到5年的徒刑。
高压之下，虽然有人被抓，但苏联人讲政治笑话的热情并没有减弱，更多的笑话在民众之间秘密流传。据列宁格勒内务人民总局记录，1936年他们抄没的日丹诺夫工厂的一位前共青团员的笔记本中，就收录有1500个笑话，“绝大部分是反苏内容。”
然而，随着苏联“大清洗”运动的加剧，苏联政治笑话的创作和传播受到重创。“大清洗”是苏联三十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大清洗最终变成了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据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在《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文介绍，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时代的政治局成员“老布尔什维克”只剩下斯大林，米哈伊尔‧加里甯和莫洛托夫三人。
至于军队中，被清洗的包括苏联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此外，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大清洗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神职人员、技术专业人员和少数族裔。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但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得出的资料要大得多，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还认为，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下，政治笑话走入低谷也就不难想像了，而涉及斯大林个人的笑话更是变得凤毛麟角。
苏联首创20万“笑话犯”
自1918年“十月革命”暴乱后，在列宁和斯大林共产党红色恐怖下，强制劳动营地“古拉格”遍布苏联全国各地。俄罗斯官方媒体的一篇报道指出，在1934年至1953年间，总共有超过1500万人被收入苏联的劳改营服苦役，超过150万人死于劳改营。研究表明，从1929年到1953年，还有600-700万人被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另有四五百万人被送入在看管期限三年以下的劳动教养基地。
并不令人奇怪的是，在古拉格还关着一群“讲笑话进来的服刑人员”，即“笑话犯”。这可真是历史上最为荒谬的事情之一了。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释放了这些“笑话犯”。据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言，1953年的一个监督委员会曾告诉他一个数据，说此前因讲笑话被捕的人数大约有20万。
古拉格的幸存者西蒙•维连斯基表示：“‘讲段子’是我们表述真理的一种方式。我在集中营里遇到过一些人，他们仅仅是因为听别人讲这些东西而被逮捕。”
令苏联政权没想到的是，大批“笑话犯”被释放后，成为了政治笑话传播更广的活媒介——他们在古拉格与狱友交换了更多的政治笑话。此后的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讲政治笑话虽然会被抓到克格勃那里写保证书，但与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相比还是弱了一些。这催生了苏联政治笑话的又一次蓬勃发展。不但产量远高于其他时期，而且传播面也越发广泛，达到了让克格勃抓不过来的地步。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随着政治禁忌日渐减少，政治笑话也失去了市场。苏联解体后，政治笑话已经相对比较罕见了。
走出国门的苏联政治笑话
苏联政治笑话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是在1951年。当时，一本收录了三百多个斯大林时代政治笑话的合集在德国慕尼黑出版，这算是苏联笑话初次走出国门，但反响不大。
而香港三联书局1969年出版的“反修”书刊《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曾在文革时期的大陆大量销售和传阅，其中也提到了一些苏联的政治笑话。
中苏交恶后，中国开始出版苏联的政治笑话集，并在中国广为流传。如上个世纪70年代，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曾编辑过《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参考消息》上也经常刊登各式各样的苏联政治笑话，特别是在1973年转载美国《大西洋》杂志的长文《苏联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其中收录的一则笑话，就是勃列日涅夫向母亲炫富。
而文革时期红卫兵编辑的苏联笑话，有些完全针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比如一则红卫兵印刷品刊印的笑话：世界上最短的笑话是什么？答案是一个字，коммунизм（共产主义）。
结语
当年被监禁在古拉格的拉札尔•舍列舍夫斯基曾说：“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都能用笑话的形式讲出来。”而苏联人热衷创作、传播政治笑话，折射的正是对苏共政权的不满、厌恶。今日中国政治笑话的出现及被广泛传播焉知不是如此？苏联的历史也早已预示，中共也注定在中国人的唾弃声中走入历史的垃圾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