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有个词“赌国运”让人很迷惑。赌博押的是个概率，赌的是个随机事件，人们在说赌国运的时候，往往其实没的选择，其实是在“等国运”，等紫气东来国运昌隆，好让凡人也能享受一把盛世。只是，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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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辽宁鼓励生育、鼓励老年人创业刷了屏，辽宁的老龄化问题真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这会是将来我们全社会的预演吗？
时光倒退30年，1987年，中国出生了2528.8万人，这是个注定后无来者的出生高峰。1987年以后，出生人口数便一路下滑，到2004-06年低处的时候，已经不足1600万，相去最高峰不足2/3。未来出生人口也会走出这样的趋势，按最乐观的估计，在未来7年内，出生人口就将下降到1000万以内，并被死亡人口数赶上，进入漫长的人口负增长时期。
老龄化在中国已是老生常谈。在2016年出生高峰的4年前，2012年，中国已经迎来了劳动力人口拐点，并自此以每年300-400万左右的速度锐减，到2017年的时候，累计减少数量已经超过一整个深圳的常住人口。更夸张的是即将到来的断崖式下降，到了2023年，劳动力人口每年都会减少1000万以上，一个超大城市人口量。
2012年对中国经济也不是个好年份。钢铁煤炭行业相继有巨头出现破产，温州与鄂尔多斯房价一溃千里，并越演越烈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日后房价一飞冲天的杭州，彼时不乏价格近乎腰斩的楼盘。经济的不景气在金融市场体现出来，股价萎靡，以至于临近大会时，证监会为了维护指数稳定，暂停了IPO，作为补偿，开始鼓励金融创新。今天我们知道，金融本质上就是股和债的零和博弈，根本不存在什么创新，金融创新跟金融诈骗基本同义。证监会监管下的券商没有创出什么东西来，互联网金融等非牌照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的大旗下却蓬勃发展起来，为日后的金融败局添砖加瓦。
当然，2012年的不景气与劳动力人口下降并有什么直接联系，更多是2008年刺激政策的后遗症。认真追根溯源的话，今天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到2008年去，十年起起伏伏兜兜转转，问题没有解决几个，人老了，劳动力也没了。
对个体来说，老龄化的影响往往以事件的形式突然爆发。比如父母的身体在某一天出现问题，检出重大恶性疾病，那么从检查、治疗到后期护理，都会是一项劳心劳力伤财的事情。而在当前国内环境下，联系住院、专家会诊、手术这些事情，或多或少有些你懂的，考验着家庭的人脉、耐心和钱包。而这一代人多为独生子女，压力往往全在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妇身上。相信很多人身边会有朋友因为父母身体原因，使得整个人生计划发生重大改变的例子。
年初的时候，朋友圈刷屏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记录了岳父从流感到肺炎、从门诊到ICU，29天耗尽了一家人的精力和多年的积蓄，最终阴阳两隔的经历。文章的火爆缘于很多的人感同身受，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遇上类似的事情受到的打击，无疑会比文中北京产阶级家庭大得多。
但是若没有遇到事件，老龄化进程又是缓慢的，个体对老龄化的感知非常有限，软刀子割来不觉得疼，以至于还很多人以为，老龄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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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老龄化的经济对策看上去显而易见。要在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保持产出、乃至实现增长，就必须把劳动效率提上来。而提高劳动效率有3点途径：技术进步、减少损耗、优化结构。虽然认真写起来可以长篇累牍，但全部都是废话，因为不管有没有老龄化问题，从社会整体角度讲，劳动效率总是越高越好，能用的办法早就全都用上了。务实的日本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设有老龄化对策部，只有少子化对策部，主要任务是想办法让人多生孩子。另一个解决办法是让人晚退休，延迟劳动力人口退出劳动的时间。但是延迟退休政策在国内放出风声的时候引起骂声一片，因为大家看出来政府根本不关心人是不是退休，只是想晚发、少发点退休金。
从个体层面，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不多生几个孩子，就只能储蓄了。而老龄化越严重，需要储蓄越多。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储蓄货币事倍功半，事实也是如此。从社会整体看，货币是无用的东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能生产，如果全中国所有人的储蓄多添一个0，无非就是让物价再多添一个0。而劳动力不足的时候，即使没有央行印钱，物价也会上升，何况根本没有什么能阻止央行开印钞机，或者丧心病狂地开印钞机。
为了抵御货币的贬值，人们把目光投向房地产，寄望于通过持有房产削减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虽然印钱速度很快，造房子的速度也不慢，中国房地产投资总额、房地产开竣工面积在大多数年份里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所以一边是人口减少，一边是房子越来越多，很难想象未来能通过富裕的房产换取稀缺的劳动力。按照2012年房地产市场分化论，三四线城市房子早就过剩了，然而棚改、PSL一来，国开行数以万亿计地向房地产市场撒钱，房子早就过剩的三四线城市房价6年后又涨了好几倍。
开发商和原房主是以10万一平还是以1万一平卖给购房人，这个交易本身对社会整体来说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只不过是房产证换了名字，房款换了主人。房价越高，购房人付出的代价越大，卖房人得到的利益越高。经常有人提房地产存在价值提升，其实价值是不可量化的，上海静安寺的一套物业，拿来住就是居住价值、拿来商用就是生产价值，居住价值就是住起来舒服商业繁华交通便利，这些跟价格没有什么关系，不可能因为单价从5000元涨到了50万，住起来就能成仙。楼盘周围通了地铁、开设了商圈，那么即使价格腰斩，居住价值也是提升的。
所以当人们提到房地价值提升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说价格提升，然而地还是那块地、房还是那间房，社会总体财富不会因为价格上涨有任何提高。有一个讽刺笑话说，卖掉半个上海把整个台湾买下来，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就能突飞猛进了，而如果上海房价接着翻一番，卖掉四分之一个就足够了。
虽然单笔房地产交易的价格高低无关社会整体财富，但是对于购房者来说，用5万/平还是用10万/平买了房子，却可能关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消费水平、关乎婚育计划。买房子变成了件太过重大的事情，以至于在劳动力日渐短缺的时候，人们花在讨论、研究房子上的精力却越来越多。
房地产市场长期传达出上涨信号，跟体制有关、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跟人口年龄结构有关、跟分税制造成的土地财政有关、跟贫富差距过大有关、跟房地产资源分配不均衡有关、跟金融体系风险系统化从而央行被绑架有关。这一长期上涨，让所谓炒房团体赚的盆满钵满。然而，炒房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如果认为阶级已经固化，有钱人已经有更多更好的房子，那么炒的房子是指望卖给更穷的阶层，然而指望更穷的阶层用更高的价格买房，只有更穷的阶级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增长，而这要普遍出现的话，只能通过更高的通货膨胀。
在节节攀升的房价和金融运作机制面前，个体们陷入了囚徒困境，他们担心不参与到购房、囤房、炒房的大军，被房地产绑架的金融体系会终将逼迫央行放水，通货膨胀终将居高不下，让他们的货币和存款缩水。应当说，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于是越来越多人参与进去，把房价越炒越高，把金融体系的风险也越推越高，这又逼迫央行放更多水助推房价，形成恶性循环。
商品的价格决定了最终的分配，分配的结果又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高企的房地产价格引导更多的劳动力投向了房地产和相关的金融行业，更多人的工作其实是围绕房地产展开。如果把视角开大一点，把个人的行为汇集为整体，就会明白整个中国实际上正在试图通过储蓄房子来应对老龄化，当房子已经够用时，这种储蓄必然是毫无意义的，对于应对整体社会层面的劳动力短缺没有什么益处。
在经济比较和回顾大多数文章中，对于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萧条往往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叙起，以日本央行连续升息刺破房地产、股市泡沫为高潮，显得日本的萧条好像是美国在搞鬼，又好像是日本央行一意孤行，画外音是如果央行不那么操作，日本就能避免萧条。这构成央行操作的反面教材，全世界央行今天都很少会去主动挑破经济泡沫了。然而鲜有文章提及，日本央行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敢承担这么大罪责。其实，在日本央行动手之前，有一个日本未来何去何从的大讨论，当时的日本人看到了他们的商社在倒腾房地产、车企在倒腾房地产、化工厂在倒腾房地产、东大京大的学生一毕业就倒腾房地产，全民投机搞房地产。很著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的房地产可以买下整个美国。日本人说这样不行，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只有房子大家都要喝西北风，要制造业立国、科技立国。
所以日本人是在明白了光储蓄房子不行，会毁了日本社会的未来之后，刺破了房地产泡沫。那么难道说中国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肯定不是。然而毕竟，央行不是那个央行，政府不是那个政府，自求多福的人们动了动脑筋想了想，还是决定再买套房。
与房地产交易价格高低仅仅是一种财富再分配一样，股票的价格高低跟社会财富也没有任何关系。二级市场上富士康的股价无论是10块还是100块，富士康始终就是那个富士康，该组装多少iphone组装多少iphone。而靠股票养老比房地产养老更不靠谱。事实上，无论是货币、房地产、保险还是其他任何金融产品，从社会整体层面讲都是零和游戏，如果没有带来资源结构的优化，便纯粹只是消耗结构，但是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这些消耗结构却蓬勃发展越来越大，让应对老龄化的形势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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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持续走高当然让房产的持有者感觉很爽，而且随着购买了房子的人增多，对房价上涨觉得爽的人也会增多。然而事情并不就这样简单。房租房价的高涨使得劳动力的居住与婚育成本上升，进而推高社会生产总成本。在房价高的城市，一些非技术的清闲岗位可能可以招到对工资要求不高的、已有自己房产的本地人，但是只要对技术要求稍高、工作强度稍大，就不得不开相当高的工资才能招到人。所以高房价让开发商和炒房者大赚一笔的同时，让全社会买了单。
让全社会买单的又何止房地产。一些城市的人行道地砖铺设没两个月就没有一块完整的了，路灯不到半年就有一半不亮，很多市政道路挖了修、修了挖。有些路面年年坏，一开始年年修，还找的都是同一家公司，突然有一年不修了，细问之下政府没钱了。交通厅厅长是个特别高危的职位，河南省交通厅5任厅长里曾4任落马，只因交通工程与设施猫腻实在太多。有很多投资机构喜欢军工项目，订单大毛利高，但是这些产品放到市场的话，能卖出去的又有几个。
然而，伴随着时光老去的不止是人，基础设施、设备、房子都会老去。全民互相敷衍到最后，大家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未来劳动力人口迅速锐减，却有越来越多的质量堪忧的基础设施、设备、房屋需要维修、更新，可以想见，能够剩余用来搞技术研发、科学探索的劳动力必将少得可怜。
不过即使今天劳动力尚有富裕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多少正经的科研。中兴芯痛事件后，很多人说国家应该在集成电路领域大力投入，业内人士基本是“呵呵”。政府在集成电路一直没有小气过，投资、扶持政策不断。2014年还特意成立了计划规模5000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到了2017年的时候已经累计投出1300余亿元，带动产业投资5000亿，相当于500万人口的南昌市的全年GDP，最终也不过是今天这个局面。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解决长期以来的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
我近年所认识的Top2高校微电子系毕业的学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最终全部转行金融。翻开毕业生去向，除了继续深造的，要么转行金融，要么转行计算机，只有个别人在本领域继续工作，其中大半还是去的外资企业。很多坚持专业方向的人过了几年都后悔了。一个微电子专业最顶尖的学生，在学术道路上一马平川、高影响因子SCI发到手软，本科4年，硕博连读或者海外phd5年不延期无缝衔接，博士毕业27岁，做一站博士后29岁，出站即申请到tenure track，6年后评上教授，已经35岁了，收入好的，也不过5、60万，这还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最理想状态。而如果硕士25岁毕业，去券商研究所或者基金公司做个电子行业云云的研究员，运气好5年后跳槽做个首席，在某杂志评选的时候向买方送点礼，陪吃陪喝陪玩陪嫖拿个奖，30岁5、600万都不是不可能。进一步的，要知道，做科研发文章要比写那些所谓金融研究报告难太多了，稍有分量的文章其产出过程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折寿的。即便如此，搞科研的人物质要求不高，却还常常被别人说其相对较低的薪资“是市场决定的”，好像这很合理、很应该、搞金融赚更多的钱是凭本事而不是扭曲的分配体系，真是替这些坚持学术道路的人不值。
所以很能体谅那些转行金融的同学，理性选择的话，放着一条既轻松、来钱多又快的路不走，走一条既艰难、又辛苦、更漫长、经济回报还低的道路，那是何苦。至于有些人天真地以为一个领域“国家多花些钱”就能搞好，集成电路领域都5000亿下去，也不过是去买中兴的股票、进口昂贵的设备，资源又往往集中在少数未必真心搞学术的权贵手中，又有多少钱能到真正在做芯片的人手里呢？换个角度讲，层层盘剥下，究竟要多少钱才足够搞好芯片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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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社会整体不仅没有往提高劳动效率的方向发展，相反内耗越来越严重，各领域各行业逆淘汰现象严重，德才皆失而靠无耻和欺骗升官发财的人不是个案。而更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纠错的能力，只能放任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中国今天的人口危机不是没有预兆、也不是不曾有缓和余地。早在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就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已经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要的2.1。面对这一数据，当年的计生委做了什么事情呢？视统计局的调查为无物，以存在大量瞒报为由，将总和生育率篡改上调到1.8，以至于之后十余年的人口测算、相关政策规划，包括联合国的报告都是按照总和生育率1.8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18，跟2000年的统计数据接近，跟计生委的数字又是天差地远。又到了2013年，单独二孩实施时，人口问题已是危机四伏，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呼吁放开生育。然而，中国最“顶尖”的人口学专家、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人口奖获得者翟振武，撰文公开表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2014年7月，卫计委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将会累计多生出9000余万人。事实啪啪打脸，出生人口在2016年的顶峰都没有摸到1800万，2017年就已经开始下降。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2017年3月，卫计委在新闻发布会依然公开表示，中国的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