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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在四十年代对共产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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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1948年11月,上海。大批上海人拥挤上轮船逃离上海,这可能是最后一趟诺亚方舟。一位上海妈妈抱着她的孩子开心地笑了。

下边是他(储安平)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分析。这种言论对今天中国的读者而言,是相当不习惯的。不知有没有人会产生“不幸而言中”的感慨: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它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它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中,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多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

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唯有人人能得到了思想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有一种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它好,不好的说它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

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它尊敬。

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的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它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它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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