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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形衰弱。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于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挣扎。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于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长得高大英俊,可他是个金箍马桶,只有中学程度,不学无术,只会卖弄小聪明。他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没有任何贡献。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恶化时,王还建议我给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绝了。为此汪东兴还批评我不尊重党的领导人。毛也从未服用过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着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未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江青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着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

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新疆省省长判处死刑。原本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盛世才,曾热烈欢迎毛泽民前往他的辖区。但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他便转而投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里产下毛远新。他母亲再婚后,毛泽东便负起养育侄子的责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远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见面。

我是看着远新长大的。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现年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其他人和医生护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决,汪东兴在向张耀词说些什么。张耀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与江青素有嫌隙。汪当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身兼数个要职。他不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央警卫团党委书记。想发动政治局政变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也许她以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障碍已经消失,她马上就可以统治中国。她转身向我们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然后回头叫她的护士说:“给我准备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头纱呢?你们烫好,我要换上。”

华国锋向汪东兴说:“你立刻开政治局会。”

大家从室内走到外面的大走廊,这是张玉凤突然放声嚎哭,嘴里叨叨着:“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江青走过来,用左手抱住张的肩膀,笑着对张说:“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张立即停止了嚎哭,满脸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我听到江青悄悄对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张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

此时张耀词气急败坏从室内走出来,向我说:“李院长,你问问值班的人和别的人,有没有看见床旁桌子上的那块手表?”

我说:“什么表?”

“就是郭老在重庆谈判时,送给主席的那块手表。”毛没有戴手表的习惯——他起居无常——那只瑞士亚美加表是多才多艺的文人兼学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给毛的。郭后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终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只表极具历史价值。

我说:“刚才大家都忙着抢救,谁也没有注意那只表,你问问张玉凤。”张说:“我看见毛远新走来走去,东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说:“我没有看见,医疗组的人没有谁有胆量拿。”张又急忙回内室。

汪东兴从会议室那边走过来,叫我到旁边的房间内说:“刚才同华总理商量过了,你赶快去想办法,要将主席的遗体保存半个月,准备吊唁和瞻仰遗容。一定要保住,天气太热,不要坏了。”我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汪说:“你赶快去办,我还在开会,你回来后立刻告诉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值班的警卫队员都在这里,一中队的教导员坐在地毯上,他对我说:“李院长,你可要准备好,政治局开会,好事摊不到你的头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责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里去呢?无处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会被控谋杀毛泽东。

我家五代都做医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满清同治年间太医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传下来的一段史实,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医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险向慈禧说,不能这样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将头上的钿子掷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头到地。慈禧没有杀他,但摘去顶戴,带罪当差。所以大曾祖死时遗嘱,“不要戴帽入殓,把帽子放在旁边。”并告诫子孙,不要做御医,怕没有好下场。我家仍旧是以医药传家,但代代都遵守着我大曾祖所说不要做御医的遗言,往后没有人再做御医。

我被任为毛的医生后,曾要求上级再考虑。但我无法回绝。我尝试离职好几次,毛都将我召了回去。

只有我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质。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总觉得我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常警告我,做为毛的专任医生,可能会有悲惨结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对我说:“你在工作上承担的责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党全国人民都极其关心的大事,万一有哪位中央委员对你的工作不满意,指责你,可就不好办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云南昆明到北京来休假,看到我说:“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谭甫仁被暗杀后,凡是去过他家的人都被隔离审查,幸亏我没有去。你这里如果发生点事,那可不得了啦!”谭甫仁当时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军区保卫处处长刺杀。

自从一九七二年一月毛发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后,身体越来越坏,特别是神经系统症状出现以后,我经常想到会不会发生一次象苏联在斯大林死后那样的“医生谋杀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坐车回家一趟。慎娴上班,孩子们上学,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将棉衣棉裤棉大衣打了一个小包带走。我打算,如果发生“医生谋杀事件”,我坐牢,天冷时还有棉衣穿。离开家以前,我到每个房里看了看,心想,再见吧,或许是永别了。正因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准备,所以现在反而十分镇静。毛生前常爱讲的一句口头禅是“死猪不怕烫”,这时的我在精神上已经是“死猪”了。后来,慎娴告诉我,老保姆同她说,李院长这么急急忙忙地回来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在北京,干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觉都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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