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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社科院教授:西路军两千女兵悲惨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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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敢谈论西路军,是因为它长期被视为张国焘路线,备受鞭挞。毛泽东把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完全推到张国焘头上,说西路军的行动是张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张国焘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与中央闹对立;说西路军是被敌人吓倒了,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造成的恶果,等等。数十年来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对待。当年没有死于敌人的屠刀下,却死在自己的政权手中。这个教训之惨痛,丝毫不逊色于西路军的失败本身。

陈铁健是中共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在其著作《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谈及了很多中共党史中不为人知的和敏感的事件,如陈独秀瞿秋白、西路军等等。汪朝光曾说,陈铁健的“论西路军”把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而这篇文章也收录在此书中。书中讲,人们不愿意谈及西路军的历史,因为它是中央军委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整建制21800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灭。其中被俘2000多名女战士的遭遇尤其悲惨,大部分被奸污后或遭残杀或转配他人或流落异乡,受尽人间苦难。被杀6000多人中,有3267人在张掖死难: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枪杀,36人被烧死,27人被扒心、挑喉、割舌、断筋致死。以下为书中相关部分摘录。

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向青海西征,但因寡不敌众,最终失败。剩下的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突围到新疆,经中共方面营救,于1937年3月回到延安,这是他们1940年2月21日在延安的合影(图源:新华社

东风劫后几经秋,

黑水芦花遍地愁;

废堡残垣人何在?

夕阳影里入甘州。

这是1964年——1965年参加张掖(古甘州)“四清”,返回北京后我写下的一首小诗。在“三面红旗”的浩荡东风中,张掖数十万人死于人为的大饥荒。在同当地干部接触中得知大批西路军将士流落此地,但人们谈之色变,欲言又止,心存恐惧。因为西路军是被算在张国焘“退却分裂”罪账上的。这种凄苦苍凉的印象始终挥之不去,这些诗句自然也是抑郁不欢了。

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

河西走廊绵延两千里,它的荒漠、戈壁、雪山、草原里,湮埋着一段离我们只有60多年但却令人惊骇的历史,尽管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见证者不久前都还健在,然而知道或谈论这段历史的人却不多。原因是人们不愿又不敢提起这段惨烈而又伤心的历史。

人们不愿意提起这段历史,因为它是由中央军委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整建制21800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内中被俘2000多名女战士的遭遇尤其悲惨,大部分被奸污后或遭残杀或转配他人或流落异乡,受尽人间苦难。被杀6000多人中,有3267人在张掖死难: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枪杀,36人被烧死,27人被扒心、挑喉、割舌、断筋致死。

人们不敢谈论西路军,是因为它长期被视为张国焘路线,备受鞭挞。毛泽东把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完全推到张国焘头上,说西路军的行动是张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张国焘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与中央闹对立;说西路军是被敌人吓倒了,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造成的恶果,等等。数十年来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对待。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十一位成员之一的熊国炳,建国十年后于1960年冬冻饿死在酒泉公园门前风雪中,无人理睬。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随李先念支队撤到新疆后惨遭秘密杀害。原因就是李、黄深知西路军失败乃中央军委指挥失误所致,对批张过火内心不服,并声言要到共产国际去说理,终招杀身之祸,直到1996年才平反。而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备受摧残,死于非命。1967年,61岁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当年没有死于敌人的屠刀下,却死在自己的政权手中。这个教训之惨痛,丝毫不逊色于西路军的失败本身。

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毫不相干

从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一年多时间,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央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1936年陕北红军的东征和拟议中的西征,都与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密切相关。张国焘前此南下另立中央,则与打通国际路线背道而驰。1936年6月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以造成西北抗日局面,赞成打通国际路线,是其错误路线破产的标志。故而毛泽东说,陕北方面与张国焘之间已无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双方应以协和团结为目标。此后,双方虽在军事部署上有些歧意,但已不属路线之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组成的中央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主席,统一军事决策,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计划》,准备实施打通苏联的宁夏战役。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造船、选择渡河点,准备西渡黄河。毛泽东令红一方面军收集材料、寻找技工,送往造船部队。10月24、26日,三十军、九军先后奉中央军委命令渡河。30日,因战局突变,留守渡口的五军亦奉朱德,张国焘命令西渡待机。事实证明,三个军西渡黄河,完全是按军委和红军总部命令行事的。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总指挥,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征战近150天,其进退行止,都由中央和军委及红军总部具体指挥部署,每项命令都有既存的电报为依据。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向凉州前进,并告之苏联放在新疆的接济物资正在准备中。20日前后,中央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以吸引敌军西向,掩护面临困境的河东红军准备战略大转移(以一、二年为期再来一次长征)。此时,西路军经古浪、永凉血战,己减员到一万五千人。由于不了解河东红军正准备转移,12月上旬,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要求河东主力红军西迸与西路军合兵。这个意见是否可行,姑且不论;西路军领导人殷切期望与河东红军会合,绝非继续张国焘分裂错误,却是不言而喻的。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路军奉命停进以配合事变的和平解决。18日,中央电示西路军准备西进,限明年1月夺取甘州、肃州。几天后,西路军又接中央停进东返命令。27日,中央军委又电示西路军继续西进。刚过十天,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电令正准备开进的西路军停进,在甘、肃州建立根据地以牵制国军对西安用兵。西路军请求派军西援,中央不允。张国焘随即来电令西路军遵照中央指示就此坚持,并威胁说:“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此语一出,谁也不能坚持自己意见了。结果高台一战,第五军全军战殁,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战死,并被传首西宁。西路军仅余一万多人,此时,西安危急,中央连电催令西路军东返。敌军七万多人乘势围截,双方在倪家营子一带展开二十多天血战。

2月中旬,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就地坚持待机西进,而不同意西路军请求东出青海解决部队补充问题。电令把四方面军南下错误同西路军当前行动联在一起,与张国焘上述威胁语言如出一辙,西路军如不唯命是从,便被视为继续执行张国焘往日的分裂路线。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讨论,一致赞成自救东返。部队从倪家营子突围,初战得胜,缴获军资甚多。但此次突围未经中央批准,本来就有顾虑的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中央亦同时电令西路军固守五十天待援。西路军重陷敌围,血战七昼夜后突围东移,又在临泽与敌苦战,全军仅余三千人。为保存骨干,军政委员会电请中央批准分散游击,徐、陈离队东返。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在祁连山深处石窝山顶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上述决定。随后,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遇敌溃散,左支队四百人在李先念率领下到达新疆,受到奉中央命令来迎的陈云的接待。这四百人是西路军的硕果仅存者。

惨痛的历史教训

西路军成军之时,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共五万多人,内中红四方面军约四万人。西路军两万将士约占红军总数2/5,四方面军的1/2,她是参加两次长征、三过草地的百战之师。西征之艰苦不亚于长征,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有这样的描述“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全军有枪七千支,每枪子弹少则五发,多则不过二十五发。没有一门迫击炮。敌军约十多万人(正规军三万人,余为民团),武器完备,且多骑兵。敌人进攻多先以炮火猛轰,而后集团连续猛冲。子弹每人携三、五排,射完再补,以免被我缴获。遇我出兵反击,即速退诱我远追,然后快速反击包抄。倪家营子血战,我军全靠近战肉搏。子弹缺乏,步枪几乎无用。战士手持大刀、长矛、木棍,进行拼杀。我军孤立无援,有耗无补,敌军则有后备支撑,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将士身处戈壁,面对强敌,以血肉之躯忠实地执行了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指挥部署,歼敌二万多人,牵制敌军十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作战。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都有精辟分析。概括言之,第一,西路军孤军外线作战,由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军委遥控指挥,自始至终任务多变,时进时退,欲进又止,旷日持久,迟疑徘徊,卒陷绝境。徐向前指出,西路军应该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行动,问题在于如何配合?他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后照直往西打,取得苏援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东指,结果远非如此。指导思想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徐向前当时就是这种意见,但不被采纳。第二,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毫无主动地位。自身长期形成的近战、夜袭、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无法充分发挥,失去战场主动权。第三,缺乏战场上的机断专行。徐向前指出,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末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有些指令(如二次建立根据地的指令)根本行不通却硬要下面贯彻。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陈昌浩曾追随张国焘南下,此次真诚执行中央路线,但对上级指示盲目服从,不敢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并且压制正确意见。徐向前则自云: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过不同意见,但受到指责后便缩手缩脚,无意坚持了。两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心态如此,能不影响作战指挥?

西路军蒙冤与昭雪

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21800人大军的命运及其影响,自然关系重大。因此,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己经毫无道理地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却无根据地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更有令人骇异者,20多年后出版的毛泽东写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谈到西路军时赫然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936年12月,西路军尚且苦战河西走廊,并未失败。而毛在同一时间给西路军总部的电报中,一再强调西路军“面前无大敌”,“前途甚佳”。显然,这段诿过于西路军的文字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并发生以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捕公审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个弥天大谎,被当作正确的历史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

责任编辑: 白梅  来源: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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