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美国《时代周刊》对阎锡山的赞美
“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摘自泰戈尔的访问中国大陆演说辞
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阎锡山
称得上是一代枭雄的阎锡山，统治了山西38年，是名至实归的土皇帝。一生经历复杂，1949年后，随民国政府兵败退台，隐居在台北市菁山之麓，1960年病逝。某年佳节曾自撰一联，直抒胸怀：频年迁播异乡，最难忘三晋风云，六朝城郭。今朝欢欣佳节，且来看淡江春水，横海楼船。
阎锡山曾被称为最有文化的军阀，所言不虚。其最难忘三晋风云，六朝城郭，看来这是他永远的心头之痛。他生于斯长于斯，尔后统治经营了山西达38年之久，付出了他的全部心血。其间的功过是非，任由他人评说，而故乡的山水一草一木，无时无刻不萦回在他脑海深处。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先生，曾有名诗‘望故乡‘：“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阎戎马一生，心肠硬，有泪不轻弹，但思念故乡之心是相通的。常言道落叶归根，狐死首丘，对阎来说已遥不可及，只能埋骨异乡了。那阎先生日夜怀念的三晋风云，六朝城郭，他在那究竟干了些什么呢？阎先生一生叱咤风云，跌宕起伏，笔者无力做全面的评述，只能就他治理山西38年，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略作回顾与评述，希望能对如何处理复杂的三农问题，有——些借鉴的价值。
上世纪二十年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改革运动。在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中，在大目标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其实践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的，当数“民国乡建三杰”的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和有“南陶北晏”之称的陶行知了。对于他们的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乡村建设上的艰苦探索和取得的成就，以及这项于国于民都极具重要意义的工作，为何戛然而止。还有这些探索者的坎坷经历，笔者在评述上面四位先贤的文章中，已做了初步探讨，不再赘述。
人们还更想知道，除了上述学者们的探讨之外，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对广袤的乡村，又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在乡村建设上有何作为？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不是几篇短文可以说清楚的。简约一点说，苏区那时正是从井冈山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到1927—1937正史命名的“土地革命”时期。奉行的是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一切传统彻底决裂。带来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不再细说。而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乡村而言，大体上是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民国的自然延续，基本上属于不作为（很多时候不作为比胡作为好）。广袤乡村还是千年以来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要说有什么变革，也就是晏阳初陶行知等先贤们一些有益的探索了。那也只是局部的、民间的、试验性的。不能算是政府行为，与权力也是若即若离，只能做一些改良性的建设与变革，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保障。时局一有变动，所做的一切都会中止或中断。权力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促进改良者前进成功，也可以使它倒退失败。
那从北洋到民国，在握有实权的统治者之中，从中央官员到地方封疆大吏们，有谁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有过重大建树，包括本人的创建，和对改良者的支持呢？恕我孤陋寡闻，那个时代实在是个大乱世，争地盘，谋财富，杀人越货，后来还有长期的抗日战争，大小官员们大都无暇顾及乡村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但也有卓尔不群者，其佼佼者当数统治山西38年的阎锡山阎老西了。
在下对阎先生在乡建问题上的了解，还是得益于印度文豪泰戈尔先生访问中国大陆时，鲜为人知一面，才得知端倪的。
这事得从90年前，泰戈尔访问中国大陆说起。因为事隔久远了，有必要多说几句话。
上世纪印度大诗人、社会活动家、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徳拉纳特泰戈尔先生，应中国文化名人蔡元培和梁启超之邀，于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来中国访问。随即刮起了一股强大的“泰戈尔旋风”，所到之处上海、南京、北京、济南、太原等地，皆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股巨大的泰戈尓热，我们不能只从名人崇拜和所谓文化大餐的角度去思考，即使如此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诗人的巨大成就，对中国诗人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他的《飞鸟集》《园丁集》等，更是直接催生了谢冰心的《繁星春水》。
但是，这些都不是要重新关注泰戈尔先生的理由。毕竟快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又发生过许多大事，诺贝尔文学奖，亚洲也已有多人获得。没必要对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这些获奖者的成就，一一作分析研究，那是文学评论家们的事。
今天又重提泰戈尔，实乃90年前，诗翁访问中国大陆时，曾严重关注过的话题，即印中两国都面临的广袤农村亿万农民，如何摆脱贫困文盲愚昧闭塞的现状，走向现代化，与当代文明接轨融合的严峻话题。我们知道泰戈尔，不仅文学创作成就巨大，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多次与印度国父甘地，共商国是；他还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巨量的文学作品，一个重大的主题，就是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印度同胞，早日富足起来，强盛起来。使印度的这个国家和民族，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强大的先进的一员。为此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从而受到历代印度人民持久的崇敬与爱戴。也受到世界各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敬重。
泰戈尔访问中国大陆时已64岁，当时在印度已是高龄，他不听劝阻，抱病来华。积极参与紧张的社会活动，多次发表热情洋溢文采风流的演讲，并与听讲者互动。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印两国紧密相连，又国情相似。所以面对中国朋友的热情与友好，他无限深情地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而要让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印度，乃至亚洲能站起来，能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远不是做几次报告，出几本诗集能办得到的。泰戈尔不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空头文学家。作为印度人民伟大的儿子，他既有一颗赤忱的爱国之心，也有敏锐的洞察力，对本国的国情，对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国情，都有深刻的了解。如何面对它改变它，诗翁也有具体的实施计划和理想目标。就在那次繁忙的访问中国大陆过程中，也有过这方面的安排。可惜不仅当时被舆论忽略了，连当事人泰翁的随身翻译徐志摩先生，也未再提起过。尔后近一个世纪，也未见有人谈过这个话题，也就鲜为人知了。这是当时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的无意忽略，还是话题沉重，情况复杂，非专业研究者无从谈起，而当时中国关注中国农村的研究者，又极为稀少？
泰戈尔作为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在自己的家乡，泰戈尔一直进行着一种乡村建设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农村设立学校、医疗队，加强畜牧业和手工业，并提倡全民性的文艺活动，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发展。泰戈尔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也希望在中国找到一块地方来实验这种改革计划，于是泰戈尔在访问中国大陆过程中，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专程访问太原。
泰戈尔一行会晤了山西督军阎锡山，寒暄客套之后，那位自称儒将的阎老西又夸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的治晋方略：“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谈到村政，泰戈尔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痛快地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当即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
虽说这个美好的计划，后来因时局动乱流产了，我们也不能忘了泰戈尔阎锡山和徐志摩们，为改变中国乡村贫穷愚昧闭塞状况，所付出的努力。
阎锡山治山西时，在乡村建设方面，都干了些什么呢？先说说阎锡山其人其事：
阎锡山政治上是个复杂的人，作为军阀混战时期一方首领，一度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为了自身利益，一生干过一些好事，也做过很多坏事。为治下百姓带来过伤害，也有过福利。可以说既是个投机分子，又有自己信条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奉行的是‘中’的哲学，就是中庸之道。他是老同盟会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阎当年十月，即发动太原起义，阻断清军南下，促使革命成功。（孙中山语）继后又拥戴袁世凯称帝，上过劝进表，反对共和。曾是北伐功臣，又与蒋介石反目成仇。在连年军阀混战中，与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唐生智段祺瑞等，或战或和，或联或决，不一而足。仅在人所共知的蒋、冯、阎大战中，就有几十万百姓死于战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致国力虚弱，为以后日寇制造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机会，他们都是民族罪人。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阎锡山拥蒋抗日，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也有过合作。曾在山西境内组织过平型关战役，其中八路军115师林彪师长，在平型关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成功，颇有斩获，声名远播。尔后阎锡山又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虽然战败了，但也重创了日军，延缓了日寇南下的进程，是国家的功臣。在抗日危急时刻，也有过动摇，有过与日寇的暗中勾结，派其部下赵承绶与日签订《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枉想保全他的山西土圩子，继续当他的草头王。好在关键时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形势对日寇越来越不利，阎老西也怕当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谈判协定终止，阎晚节不亏，得以善终。
对阎锡山这样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笔者不想也没有这个能力，做什么评述。但一些重要史实，必须交待清楚。诚如阎在山西乡建设上，确实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如果他大节不保，当了臭汉奸，那他在山西搞的那一套，还有什么意义呢，赞扬它不就是在吹嘘日寇欺骗中国人的皇道乐土吗？正因为阎老西大节不亏，他治理山西的一些经验，才有借鉴价值。
阎锡山治山西有一点他看的很清楚了，就是时局再乱，他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山西。要想使自己在大混乱中，立于不败之地或败有所归，他就必须把山西治理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有提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山西人才会真心实意拥护他，听从他的调谴，阎老西腰杆子才能硬，说话才有底气。
这些才是阎老西治山西的根本，他也确实从在山西站稳脚跟起，即全力以赴殚精竭虑从事山西全境的乡村建设工作。也是从普及乡村教育着手的。前后经历了数十年，称得上坚忍不拔。
其实要追寻阎老西为何要对治理山西，付出如此心血，不能不谈到，远在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阎锡山主持的山西省‘进山会议‘前后发生的事，那才是阎老西治理山西的滥觞。
事情是这样的。民国十年（1921年），阎锡山对治下各地进行高调出巡，检阅各地“六政三事”的推广情况，并为村治改革造势。
同年6月21日，他主持发起“进山会议”，广泛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当地军政要人、商人、乡绅等参加，第一次开会时有25人，以后以每周两次的频率，逐步增加到上百人。
进山会议前，在俄罗斯经商的山西商人被列宁全部驱逐，晋商返回太原后，向阎锡山反映苏俄社会如“洪水猛兽”，所以，阎锡山在会议中，多次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变革和实现民主，预先消灭马列主义在中国蔓延的土壤。
在进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共产主义正在山西生根发芽，在高君宇的指导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秘密成立，并印发了《共产党宣言》3000册。阎试图在各种主义中找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虽然他最终也未能真正实现。在《进山会议录》的序言中，阎锡山说：“余以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来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阎锡山认为，共产主义之弊则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强人作圣贤，又强人作禽兽”。“违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适合生产，不利于人生”。唯有“公平制度”，既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能预防共产主义之流传。这就是阎锡山的公道主义的来源，也是阎锡山反共的历史根源。
阎毕竟不是政治家，他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一个感性认识阶段，并未作深一步的研究。但这并不妨碍他下的保境安民的决心。不问出自什么目的，阎的总的宗旨，是要他辖下的山西民众，能过上平安的日子，还能逐渐富强起来。至于这样做是不是他奉行的‘中’的哲学，是否就是他说的‘公道主义‘的乌托邦，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阎的承诺或曰目标，大都实现了，成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模范省。美国的《时代》周刊曾对阎锡山如此赞美：“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阎锡山治晋的一些政绩，至今还在山西的一些老人口中传颂。
1949年后，曾是阎锡山部下的中共要员薄一波，对去山西任职的省委书记说，你能把山西治理得有阎锡山的一半，你就不错了。可惜成绩未见到，大跃进大饥荒期间，同样饿死了很多人。不过据《炎黄春秋》杂志公布的资料，那次人祸大饥荒，从饿死人的数字看，山西远比邻省山东河南少，更比重灾区安徽四川少得多。这是因为省委书记良心发现，在大放粮食卫星和大反瞒产私分高潮中，尚能网开一面，放农民一点生路；还是因为得益于阎锡山治理山西的余荫，山西老百姓还有点家底，身体也壮实些，能多挨饿一些时日有关呢？我想后一种可能是存在的，比如晏阳初乡村治理的河北省‘定县模式‘，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调查，依然是全国唯一无文盲县。
是焉，非焉，都过去了，未过去的是乡村治理也好，城市治理也好，乃至国家治理也好，是应该本着教条，本着这主义那思想，还是应该本着实践出真知，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保境安民，增加百姓们的福祉，才是执政者的根本任务。由此想到邓小平的高论，‘不问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由此才有改革开放，才有经济快速发展，其实邓小平还有几句话，与发展和改革开放，关系更密切，那就是‘别问姓社姓资’，也‘别问姓公姓私‘，‘发展是硬道理’。邓还说‘跟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跟苏联走的，都还是穷‘。邓小平还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说不清楚，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是未读过。’邓的这些话，不是已经告诉人们，尤其是后来的执政者，中国的事究竟该怎么办，路该怎么走，何必瞎折腾呢？
话说远了，还是继续说说阎老西治理山西的事吧。阎治理山西是苦心孤诣，锲而不舍。既有远景规划，又能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事。
说起远景规划，不能不先从阎锡山在其家乡，当时的五台县河边村进行的实践说起。与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模式‘，卢作孚的四川‘北碚模式’，梁漱溟的山东‘邹平模式‘，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师范’相比，阎锡山是将河边村作为其实践“用民政治”理念的重要实验地的，并由此以点代面，全面展开山西全省乡村治理。
何谓“用民政治”？首先建立严密的行政网，早在1917年的河边村，便已有了村长，村副（四人）、闾长，书记（会计）一人，村警数人，1922年又加选邻长。颁发了《人民须知》《家庭须知》《村长副须知》给每家每户。村公所指示教师每星期利用一个晚上，为商店的伙计和村里的农民讲解，又让小学生编练活报剧，到各个堡子宣传演出；并将各种公约如《河边村暂行自治公约》《河边村暂行村禁约》等张贴在村里的公共场所，或者写在白墙上，以便村民们遵守执行。对于违禁者，村公所设有公堂，准备着各种刑具。重点是关注是贩毒者、吸毒者、窝娼者、聚毒者、盗窃者、斗殴者、游手好闲者、忤逆不孝者、家庭有残忍者以及失学儿童等10种人。
应该说这样的‘用民‘，只有大权在握的阎老西才能办到，晏阳初梁漱溟等学者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河边村的建设在阎锡山的重视和推动下，确有明显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修建从太原到河边的公路。
修建济胜桥。
己巳渠的开凿
修建铁路忻窑支线。即从太原经河边村通到五台甲子湾的铁路，于1934年开始测量，并修筑路基，1935年正式完成。由忻州与北同蒲线接轨，全长52公里，是一条窄轨。为阎的行动以及运输五台窑头地区的煤炭和定襄的铁矿石供太原炼钢厂使用提供了方便。
修一条52公里长的窄轨铁路，起码在中国铁路史上空前也绝后。也只有在土皇帝的土圩子里，才能办到。不问对山西的建设，起过怎样的作用，也不问当时背景如何，都是不可取的。
在福利方面有：
种棉植树。
创办子明慈幼院及秀卿医院。
创办劝业工厂。以后事实证明，此乃阎氏重要的惠民政策，也是巩固和提高山西实力最重要的举措。
1929年冬开办，分为两部分：棉纺；鞋厂。棉纺厂设有“织布”、“砍带”、“绒毯”、“毛巾”、“打络了”、“打穗子”、“漂染”、“浆线”等车间；鞋厂分为“纳底”、“绱鞋”“烤干”、“包装”等。工人少则400人，多则700人，产品除少数民用外，绝大部分供阎军队使用。后为扩大再生产，于1936年兴修新厂，占地百余亩，要求全部电气化。劝业工厂在重修的时候就花费掉50万元，但所需机器设备尚未完全购置，就被日军侵略打破了。
阎锡山还在河边村建过廉租房式的新民堡，和娶妻助进会，帮助穷人娶老婆。
阎老西一生重视教育，1918年即在河边村自费办了‘川至中学’，又出资10万元在太原“德生厚”银号建立了基金，以其利息为该校经费，1923年，又筹集资金10万元，增设商业速成科，设立科学奖，另外，除免收学费外，还另发制服皮鞋给学生，使这所中学也成为当时设施最完备，质量极高的免费中学校。1924年之后开始收学费，但费用较低。学校的校旗、校训、校歌都由阎锡山亲自确定和创作。其校训：“公毅敏洁”，告谕：“苦学救国”。抗战爆发前，该校共毕业1000多名学生，不少人成为阎的亲信。徐向前元帅曾在此任教，尔后徐帅曾对阎治理山西的政绩，多有称赞。
阎氏1921年还在家乡创办了育英女子学校，应该也是破天荒之举了，为了打破封建束缚，发展女子教育，阎锡山就让阎府的女孩子带头上学，如其堂妹阎慧卿、姨妹阎竹梅。
阎锡山在河边村做过很多好事，历史已记录在案，不再细说。倒想乘此机会说几句，当时新闻人物阎老西的五妹子阎慧卿轶事，这位当时只有12岁的阎慧卿，以后是阎府乃至山西的风云人物，是阎锡山须臾离不开的人，传闻绯闻很多。传的最令人关注的，当数太原城即将被共军攻克，“阎慧卿致阎锡山绝命电”了。此电颇具文采，不妨摘一些段落，也可见内战的残酷：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阎的五百死士，全部战死或自杀，阎将其比为田横五百士）——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发电后阎慧卿即与情人、代省长梁化之——齐服毒自焚于地下室，后二人得合墓于太原城郊。
其实此电系梁化之手笔。阎慧卿只粗通文墨，虽在山西担任过一些位高闲职，那都是大哥阎老西的赏赐。有人说阎锡山当土皇帝，对她言听计从，没有根据。倒是阎锡山在克难坡指挥全山西的抗战时，一边要关注日寇进犯的情况，一边还要提防替重庆蒋介石政府那边削弱自己的阴谋，背后还得盯着共产党的动静，这情形与当年军阀大战时他自己形容“站在三只鸡蛋上”的情形太像了，他那边都得拿捏好，尽量要让自己站在权力平衡点上。这时闹得阎锡山几乎精神崩溃，多亏得五妹阎慧卿百般关照，才度过危机。虽是一些生活琐事，但阎那时，一身系全山西抗日，进而事关全国抗日大局，应该承认这也是阎慧卿对抗日伟业的贡献。至于和阎锡山经营多年的乡村治理——事，有何关系，五妹子应该是个受惠者，先在育英女校读了几年小学，后在太原人教会加入女子学校学习，太原城破，她服毒自尽了。
话说远了，还是再说说阎治理山西的正事吧。
阎锡山治山西，是着眼全局的。虽说在家乡河边村开始很早，且一以贯之坚持到底，但不是在取得河边村治理，取得成功经验之后，再在山西全省推广的。而是在与治理河边村几乎同时，已开始同步治理山西，所不同的就是，阎对治理自己的家乡付出精力更多，投资也更多，治理面更宽更深入而已。
下面简约地说一说阎锡山对山西的全面治理。首先还是从普及民众义务教育开始的，与陶行之、晏阳初、梁漱溟们类似。但大权在握，办起事来，比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们，容易多了。
1915年，山西《义务教育实行程序》颁布。
1918年，《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出台。阎锡山开始向全山西普及义务教育。阎锡山发行之《人民须知》，有言：“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教育经费，从何而来呢？
阎锡山要求：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
事实也是，阎锡山治晋期间，教育投入极高，为了妥善使用教育经费，阎锡山在山西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据1933年《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1932年的教育经费占当年各县行政总开支的比例：忻县122021元，占61%；定襄县64543元，占50%；大同县91789元，占57%。1912年时，山西兴建学校数为5566所，到1918年时，已猛增至14189所。
1928年，山西《小学暂行条例》颁布：“初级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数，每学期最多不得过1元。”
1929年，山西全省共有学校26489所。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他指出：“到现在为止，山西省资助小学经费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城镇按店铺和房屋的所在地区的等级课税，用于资助城镇小学；在农村，则按照土地质量课税，资助乡村小学”，“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
陶行知还说：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更要指出的是，阎治山西，从抓基层教育入手，但决不只注重教育，而是把基层教育与实行优良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阎氏在山西，一直提倡“村政自治”。早在1921年，他在《十年春出巡对民吟》的一首诗里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俗三年便可得。”诗写得粗俗，但非常务实，没有空话，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文盲也能懂。
他提出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在动乱的年代，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
阎锡山对山西军火业的发展尤为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在抗日危难关头，组建“山西救国牺牲同盟会”（牺盟会）的物质基础。
这些不能都说成是从普及乡村教育开始的，但确实有着很多事实上的关联。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乡镇，道理都是一样的。阎锡山能统治山西38年，根本原因就在此。
阎老西治山西，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2014年9月初稿；2017年12月改写定稿
【编后语：附《太原五百完人》资料：
太原五百完人，系指1949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共人民解放军进攻山西太原，国民党军阎锡山的部下梁化之等人抵抗失败后自杀的事迹。
原小学国语课本第八册第九课《太原五百完人》写道：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
那时候，共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共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共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共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共匪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共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共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
经过
1948年7月至1949年年4月，中共人民解放军集结8万余人，对山西太原曾发动七次大规模总攻击，史称「太原战役」。1949年4月9日共军对太原开始展开第七次攻击；24日上午，共军迫近省府大楼时，代省主席梁化之与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时任省妇女会理事长），见大势已无法挽回，因而服毒自杀。下午两点多，城内特种警宪指挥处三百余人及第四区专员百余人亦集体自杀──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以汽油焚尸与大楼同为灰烬。如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
梁化之于自杀前夕曾写《阎慧卿致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吴绍之润色后拍发给阎锡山，电文中提到「同仁五百，成仁火中」。阎锡山在上海收到这份电文，并于日后在台湾编写「太原五百完人」名单，以宣传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的殉城事迹。同年10月30日，立法委员吴廷环等36人在立法院第四会期第二次会议中临时提议谘行政院院会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并获得通过。1950年3月行政院拨款新台币二十万元于台北中山北路四段圆山的山脚下立「太原五百完人冢」。1951年2月19日举行落成典礼，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及军政首长前往致祭，阎锡山亲自撰写「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碑」碑文：「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另还撰写《太原五百完人歌》。
太原五百完人的史事曾编入台湾中小学的教科书：「……四月，太原失守，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等文武官员五百余人集体自杀殉国，是为太原五百完人，写下戡乱战史中最悲壮的一页。」1979年山西文献社编印《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一书，叙述这件故事与建招魂冢的过程。
资料来源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太原五百完人》。
梁安仁，《「太原五百完人」之首领─先父梁敦厚成仁取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