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寻找大饥荒幸存者》(明镜出版社，2013年)的同时，我开始关注、留心甘、陕逃荒妇女研究方面的资料和状况，并四处寻找这些当年的逃荒妇女、儿童。先后到陕西省的户县、兴平、耀州、周至、武功、眉县、蒲城开始寻找，对她们进行采访口述。
逃荒的因由、逃荒的途径、逃荒妇女的定义
甘肃省是全国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当大饥荒蔓延如疫，饿殍遍野，不少庄子里发生人食人、亲相食的时候，人们的家庭、婚姻、道德、传统习俗都被彻底摧毁、被颠覆……如大饥荒研究专家余习光先生所形容的“天崩地裂到深渊”。
一九五九年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开春，两、三个月之间甘肃的通渭县、秦安县、武山县、甘谷县、陇西县等县农民见不到一点粮食，几乎每家都有饿死的人，有的村庄十户九空，关门绝后。在极端困境下，有的家庭保儿子，饿死老人，有的家庭保自己人，饿死媳妇，有的家庭保大点的孩子，饿死年纪幼小的女娃娃……。一时间，已经结婚的妇女被婆家、夫家虐待、不给吃的，甚至赶出门外。已经订婚的女子，因为害怕养活不起，被退掉了婚约，推迟了迎娶，就是夫妻感情平日尚好的夫妻，因为家里缺粮少米，可怜无助的丈夫也会对妻子说：“你走，你自己逃活命去，带上一个娃娃，活了活，死了死。”这些可怜的妇女、儿童不逃荒，就要在家里活活等死。从1958年起，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迫使甘肃农民开始了悲惨的逃荒生涯。这就是大灾荒期间甘肃妇女流落陕西的时代背景。
1958年～1963年，成千上万的甘肃妇女、儿童逃荒来到邻省陕西，以求活命，“外流妇女绝大部分是农民，其中也有少数现役军人、职工干部和复员退伍军人的家属……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1963年12月止，陕西省就有五万多甘肃籍妇女流入，约占90%。根据天水专区十几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1963年10月底，共外流妇女36345人，到1963年10月底，未返乡的妇女有8432人，其中流入陕西8321人，占流入外省人数的98%，流入宁夏的7人，流入新疆的84人，流入青海的20人……”
“把人饿得胡跑哩！”逃荒“大军”中，她们年纪在一岁～七十岁之间，有母亲怀里尚在吃奶的婴儿，有白发苍苍手拄拐棍的老妇，她们其中一部分是家里饿死了丈夫，有一些是家里有丈夫有小孩子，有些是丈夫家不给吃的，饿得受不了。有些是为了自己逃荒，多少能给家里人多吃一口的年青女子，有些是饿死了父母，没有人照顾，流浪的孤儿。她们出门逃荒仅仅是为了“逃活命”。
“你们怎么知道来陕西呢？”我问。
“人家说，陕西好，陕西有吃的。”
“人贩子说，陕西人家吃得好，穿得好，去了给你找个好人家。”
“来了也不好，还吃过榆树皮、包谷芯，一家子为吃饭闹事，生气，到人家的生地方，咱是黑人黑户。人家看不起咱。”
“有了娃了，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回去了，娃咋办？咱是没有办法才到人家这地方了。”
经过三年多的调研，总结出甘肃妇女逃荒到陕西，和陕西男人结婚，她们逃荒的具体因由有这么几个方面：
1：丧夫。这些妇女年纪在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之间，她们的丈夫不是因为年老体迈自然死亡，而是因为长期劳累、饥饿、生病死亡，所以这些妇女的年纪都比较轻，又有孩子。孤寡无助，不逃没有活路。
2：家中有夫。很多妇女在甘肃老家有丈夫，但是家中无粮，和丈夫家人口角渐多，没有了感情，最先跑回娘家，娘家自顾不暇，还是没有饭吃，就带着孩子、或者留下孩子逃跑出来。以后陕西这边需要办理户口手续，才回到甘肃去办理离婚手续，也就是一张盖有公社公章的离婚证明。很多甘肃丈夫来陕西找到妻子，但是这些妇女已经有了新的家庭，生育了陕西男人的孩子，不愿意跟着前夫回去甘肃。
3：未婚的女子，被人贩子带领，或者自己逃荒来陕西，有些家人知道，有些父母根本就不知道。她们来陕西多年后才和家人取得联系。
4：逃荒儿童。他们大多数跟随着逃荒的母亲而来，母亲跟了陕西的男人，他们也就成了陕西男人的“娃”，由后父养活，生活下来。逃荒者中有7、8岁～12、14岁的儿童因为父母被饿死，在老家饿得实在受不了。自己出门流浪，扒火车来到陕西，一边要饭，一边乞讨。最后在陕西给别人家当儿子，改名换姓，活了下来。
5：逃荒来陕西安家落户的男人极少极少，现在能采访到的男人，都是当年跟随母亲逃荒来的小娃娃。“男人家出去没有人给吃的。”留在甘肃的男人没有了婆娘和自己的孩子，更是没有吃的。其中有些人精神失常，有些绝望地饿死、自杀。
从甘肃省六十个县逃荒出来的十万妇女、儿童的来到陕西的逃荒途径，大致能归类以下几种：
1：由人贩子带领拐卖。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现了一种以带领甘肃妇女到陕西，介绍给陕西男人的职业，大多为男性，也有少数女性，人数有上千名。几年间，他们多次往返于甘、陕之间，把数万名挣扎在死亡线上妇女、儿童带领出甘肃、安顿在陕西各地，从中获得利益，称为人贩子。其中不少，后来被政府逮捕法办。例如带领我母亲一家逃荒到陕西的人贩子张广禄被判坐牢数年。
人犯子中不乏拐骗、贩卖妇女，牟取钱财之徒，但是他们的存在，充当了“逃荒向导”“搭线人”、“婚姻介绍人”、“救命恩人”等角色，人贩子的功过是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讨论。
2：自己逃荒，不买票，扒火车跑。其中有带孩子的妇女，年青的女子。中途被政府收容后，逃出来还是往陕西跑，其中最多的被收容了四、五次之多。有些逃荒妇女、小婴儿饿死、冻死在逃荒路上。逃荒路是一条堆着白骨的路。
3：自己的父亲领来、亲戚领来。饥荒年月，女儿就是廉价的财产，送给人家，多少能换些粮食，解救饿肚子的家人。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小女娃都是给陕西人当童养媳。
4：陕西男人自己去甘肃领女人回来。有些陕西男人因为家境特别贫寒，在当地找不上女人，这些条件不好的鳏夫、年青的男子直接到甘肃领一个婆娘、女子回来为妻。女人为了吃一口饭，也就跟上回来了。为米面夫妻，先活命再说。
5：丈夫或者未婚夫带领妻子、未婚妻逃荒，到了一个村子，就慌称是妇女的哥哥、娘家人等，安顿下妻子、未婚妻，换取少许包谷、谷子，拿回甘肃救家里其他人的命。
甘、陕逃荒妇女、儿童的定义为：1958年至1963年中国大饥荒时期，在家中无粮食坐以待毙的情况下，为了逃条活命而被逼无奈逃荒到陕西省广大农村，给人当妻子、童养媳、儿女以求生存的甘肃省的妇女、儿童。
逃荒妇女的年龄、价格、婚姻对象
“咱是出门要饭哩。”“能逃荒的还是能跑动的，有本事的。”“年轻的还能跑，年纪大的、跑不动的就在家里等死。”“咱是年轻女子，跑出来总有人要哩。”当年的逃荒妇女这么说道。“从1963年10月底天水地区十多个县对尚未返乡的8432个外流妇女的统计，从外流妇女的年龄上看，10岁以下的1257人，11～18岁的2631人，19～25岁的3323人，26岁～35岁的2729人，36岁以上的1133人。”“根据陕西省兴平县1961年6月统计，流入兴平的妇女绝大部分是18～45岁的青壮年，占到91.9%，来自甘肃的即有109人。”从这些当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逃荒到陕西的妇女大多数是青壮年的妇女、女子和未来成年的儿童。六十岁以上的年老妇女极少。
妇女在大饥荒年代变成一种商品，会说话、会干活、会生育的商品。在人贩子和需要妇女做婆娘的男人之间频繁的发生着暗地的交易。经过对八十多位逃荒者的走访，所调查出甘肃逃荒妇女到陕西的价格基本如下：
1：一个妇女，或者年青未婚的女子，可以卖得100元。其中包括坐火车的路费、伙食、汽车费用等等，人贩子除去开销，最后的“利润”可能是五、六十元，这在当时是不少的钱。虽然冒险和辛劳，但是有不少人从事这个行业。我看到一些当时的官方文件说，有些人贩子把一个妇女能卖到400多元。但在我的整个采访中还没有听说过这么高的价格，这对当时公社集体化的农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2：50元～60元不等。更多的陕西男人，鳏夫或者单身男人根本拿不出一百元钱，就是借，那个年月家家紧张人人没钱，人贩子又着急着走。一般来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把一个妇女从甘肃某县山村领出来，送到陕西某县“收货人”手里，就不会再来打扰他们的生活。于是，50元～60元也能成交，彼此不会吵架闹事。
3：用粮食交换。有时是家里的父亲、兄长，甚至丈夫带领这些妇女出来，挨家挨户的询问，看收留不收留这些妇女、女子。如果有人收留了，讨价还价，换上二、三十斤包谷，也不会太多。最重要的一点，当时政府不允许粮食私人交易，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没收。再一个陕西人本身粮食短缺，能少给点，自己就多吃点。甘肃地方多是山地，就是换多了，也很难背回去，并有被打劫杀身的危险。最主要的，还是没有粮食。
4；一个馍一个媳妇，谁给吃的就跟。一个馍在当时的价格是一块钱，一个馍就能找一个媳妇吗？好像是在说笑话。但是逃荒妇女王秀英，77岁，她说：“我的妹子去相亲，我说能不能看上，回来给我说一声。到那家，人家给吃上了一个白面馍，我妹子就不回来了，跟上人家了。”当时只有19岁的李春花说：“下了火车，就有在火车站等女子的人，他领我到食堂，给买了个馍，就花了一块钱，吃了，我就跟回来了。不说人模样子好不好，先有个地方住下。”
5：白捡一个媳妇。有些妇女是下了火车，漫无目的要饭，到一个村子被人收留，就一个馍都没有了。还有些是在烂庙里、小草房里休息，被村里人领回去，就那么生活在一起，一分钱都没有花。白捡了个婆娘。
6：儿女白白送给人。有一些妇女来陕西时带着四、五个孩子，因为没有户口，新的夫家很难养活，她们会把一、两个娃娃送给别人抚养。“女娃娃有人要，男娃娃没有人要。”“小的有人要，大的没有人要，害怕养活大跑了。”送自己的孩子给人家，不得分文，只要求把孩子养活大。娃娃跟母亲逃荒出来了，还是不得以送人了。
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些妇女逃荒来陕西后不可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生活下来，她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嫁给一个陕西男人。根据几十位逃荒者的口述和陕西本省人的回忆和介绍，大概可以分析出甘肃逃荒妇女嫁给了几类陕西男人：
1：本人家境非常贫寒，在本地找不到媳妇的男人。我的父亲宋长顺就是其中典型一例，人年青、相貌端正、干活踏实，但父亡娘走，非常贫穷，最后找了从甘肃逃荒来的我的母亲牛淑英。
2：年纪大，死了婆娘，留下几个娃娃没有人照顾的男人。那个年代，医学条件差，一个妇女生个孩子、得场大病就可能丧命。鳏夫就花一点钱，让人贩子从甘肃带一个婆娘来，给自己当女人，给家里做饭，料理家务。
3：个人身体有缺陷、残疾、非常丑陋的男人。有些男人因为眼睛瞎、腿瘸等疾病，多年没有婚娶。但是甘肃逃荒过来的妇女没有办法，只有跟上，才能有个吃饭的地方。逃荒妇女王秀英说：“给我找了几个男人都是瞎子，我就说，陕西男人都是瞎子吗？”
4：如果是女子父亲本人带领女子来，会挑选女婿，给女儿找一个年纪、相貌、家境相对比较好的男子。但是这么“好运气”的逃荒妇女所占的比例很少很少。大多数说：“看都没有看一眼。”“咱挑人家啥？咱是要饭哩！”
5：苦命女人跟上穷男人，谁也不嫌弃谁。有些年青女子是男人在火车站领回来当媳妇的，有些是到村里要饭被收留下来的，有的是由村里的热心人介绍来的。都是穷苦人，谁也不笑话谁，谁也不会看不起谁。饥荒的年代，唯有家里的热炕、锅里的包谷汤散发着热气。年年月月，她们建立起珍贵的夫妻之情、苦难中的亲情。有不少妇女告诉我：“遇到了一个好人”。
有关文件和有些研究论文中用“非法同居”这个词语形容这些逃荒妇女和陕西男人的婚姻，这是对她们人格和尊严的再一次侮辱。众多的甘肃妇女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自身换取生存。首先回答她们一个问题：饿死人，逼迫妇女逃荒是不是非法？是不是犯罪？
“甘肃外流陕西妇女”的遣返、回流
正是因为甘肃逃荒陕西的人数之多，社会影响之大，甘、陕两省才多次下发文件，安排遣返工作。两省的省、专、县有关部门，于1963年12月13日在西安召开了座谈会，颁布了《陕、甘两省关于处理甘肃外流妇女与陕西群众非法同居问题的座谈记要》。
两省于1963年出台了外流妇女遣返文件、政策以后，甘肃省几十个县派民政人员、公社干部、复员军人等来到陕西各县、社、村寻找、劝说、同时也有威逼、恐吓、强行带走已经在陕西结婚生子的甘肃妇女回原籍甘肃。更多的甘肃男人带着公社的介绍信，变卖家产充当盘缠，来到陕西找自己的婆娘回家。但是他们的婆娘已经和别人生养了孩子，有了感情，不愿意跟他们回到甘肃老家。比如我采访的户县姚村76岁的王秀英老人。我问：“你的前夫来找过你吗？”她说：“来过，来找过，我让他赶紧吃饭，吃饱了赶紧走。”王秀英出门找来村里的民兵队长，把他的前夫吓唬走了。王秀英所嫁的男人比他大二十多岁，她并不喜欢。但她不回家的一个原因，“回去还是没有吃的，饿死去吗？陕西多少强一点。”我采访到和逃荒妇女李春花结婚的陕西人陈志创，当年公社要遣返他的妻子回甘肃。陈志创提起多年前的事情还是一肚子气，他说：“咱那时年青，不让人。她要自己回去，我就让她回去，如果她不愿意回去，谁让她回去，我就要打人啦，闹事了。”
甘肃人在讨妻子时，陕西群众抵触情绪大，陕西人说：“陕西人把甘肃人救活了，现在甘肃人又来领人回去，没良心，理不通。”有的说：“在陕西时间长了，成了家，生了孩子，现在要领人回家，拆散夫妻，破坏家庭”等，因此在个别地区。对甘肃人接找原妻百般阻难，有的向接领者要算房钱、衣物等费用，有的将妇女深藏密窖躲避等。还有的地方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强迫捆绑。激化了矛盾，增加了遣返的难度。甚至有打残废甘肃寻妻者，杀害寻妻者的案件发生。
遣返过程中，有些妇女被逼迫留下她们在陕西生下的孩子，因为孩子是“人家的”。不少妇女回到甘肃后，和前夫有了感情隔阂，前夫又嫌弃妻子在陕西跟过别人，两口子打架吵嘴少不了。加上陕西这边的男人去人找、写信叫、有些寄去路费。有些妇女以回娘家串门、下地干活等借口，又偷偷的跑回陕西，称之为“回流”。她们再一次回到陕西有几个原因，如返乡受到歧视，人们说：“好女不流陕，流陕无好女”。和陕西的男人有了感情，牵挂留在陕西的幼儿幼女。另外陕西的生活条件比甘肃强一点。比如李春花被送回甘肃甘谷老家，几个月后，又跑回来。她说：“我的女子才一岁，放下娃娃我心慌，政策是个啥？过去了就没有人管了。”她的丈夫陈志创开玩笑说：“舍不得老汉。”他们在陕西周至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
“1965年7月，甘肃省派驻陕西接遣外流妇女工作组奉命撤回。工作组在陕西的15个月中，共接回流陕妇女两万多人，儿童4100人。加上1961～1963年接回的两万多人，8万流陕妇女中前后接回5万人，接遣工作告一段落。没有回来的，也都按两省座谈会的精神，办了结婚、离婚手续和户口及粮食关系迁移手续。返回的妇女和留在陕西的妇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肃或者陕西，母子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是她们心中永远的痛。”每一个逃荒妇女、儿童都有自己不同的血泪故事，而回流又一次让这些无辜的、可怜的妇女选择、割舍、痛苦，撕扯，都是亲人、都是骨肉，怎么办？怎么办？
我所寻找、走访、口述、记录的八十位逃荒者，仅仅是甘肃逃荒到陕西，最后没有被遣返、回到甘肃又“回流”、最终留在陕西生儿育女，落地生根的这部分妇女、儿童的数万逃荒者的逃荒经历。可以说只是大饥荒滔天洪水中的一个支流。
结局：她们活着背负着一生的痛楚
是的，她们活下来了，在陕西有了自己的家庭，生育了儿女后代。她们散落在陕西这几十个县，成千上百个乡村里，经过了五十多年，她们的相貌、语言、生活习惯和陕西当地妇女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多少年来，他们忍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父母家人、甚至自己幼儿分别的痛苦。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忍受着孤独，遭受村人的歧视。其中一部分妇女婚姻很不幸福，被丈夫多年打骂。但是为了孩子，没有退路，一辈子忍受着人在异乡为异客、思念故乡亲人的煎熬。比如黄金莲老人多年都在思念自己再也找不到的亲姐姐，王秀英老人在甘肃生育的儿子来陕西看她，被陕西的儿子赶出门。饥荒年月给他们一生留下胃疼病、头疼症、低血糖、消化不良等。
她们一辈子都背负着饥荒、逃荒的记忆，一辈子都经受着身体和心灵的痛苦。但是她们一辈子都关闭着嘴巴，不愿意对人诉说。
从没有人来询问、安慰，更谈不上赔偿、赔罪！
《寻找逃荒妇女娃娃》正在出版之中，是目前唯一的一本甘、陕逃荒妇女专著。
对这些逃荒妇女、娃娃来说：我回忆、我讲述、我哭泣、我控诉！
对我这个逃荒者的后代来说：我寻找、我记录、我写作、我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