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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成为中共的羊:无声的入侵 中共因素在澳洲

澳洲内部对国家是否应该调整对中共关系,积极「向中共靠」,有极多论战。图为2017年坎培拉国会欢迎中共总理李克强的官方仪式开始前,陆军军官调整一幅卷曲的中共国旗。

间谍、内应、线民、同情者及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在澳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人全都有。对中共来说,同样有价值的,还有公开为北京利益服务的专家、评论人士及工商界高层。但是我还没有提及,幕后另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力量在运作:中国俱乐部。

今天在坎培拉的政治官僚菁英中,对中共的态度是在霍克——基廷年代形成的。

「中(共)国主宰澳洲的命运」

鲍勃.霍克是1983至1991年间的总理。基廷是霍克手下的强势财政部长,1991年底接任总理,领导国家直到1996年选举失败。霍克——基廷时代冒出来的一群顾问,在接下来的20年间继续控制中央政府机关,设定议题,培育了接班的那一代。他们说服了霍克及基廷,澳洲的未来就在亚洲,而且我们应该把国家向北转。那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但是在2000年代,「就在亚洲」的观点变形成了确信「中(共)国主宰我们的命运」。

一旦中共俱乐部的见解统治了坎培拉的中央机关,澳洲与中共的经济关系就压倒了国防部、情报部门所提出的其他考虑因素,非政府人权组织所提出的考量自然也是。

到2013年,外交暨贸易部的中国战略完全都是在谈如何在所有层面「加深及扩展」澳洲与中共的合作,同时尊重两者「不同的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各种风险及危险并未纳入考量;这样的战略也许是北京的一个智库起草的。

对外交暨贸易部来说,最要紧的考量是:我们决不应做任何可能使中共领导人不快的事。

前费尔法克斯驻北京记者约翰.加诺特向我指出,「中(共)国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制度的弱点何在。」在我们开放的民主制度中,不加限制的政治捐献,是个明显的弱点。另一个是我们的平等主义文化。

前总理们可以在机场游逛,没有任何人会太注意他们。但是,让我们为这些前总理们想一想,过去他们风光无限,如今身处旧日选民之间,虽仍极度渴望关注,但他们的声音却已默不可闻。霍克的司法部长葛瑞斯.伊万斯(现在的澳洲国立大学名誉校长),把这种状态命名为「过气症候群」。

北京理解我们的卸任总理、外长游走在世界舞台,感到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于是当他们到中国旅行,就会受到宴请及讨好。他们曾统治过的人民,可能不会给他们应得的东西;但是中共知道如何“敬重”这些有成就的人,知道如何帮他们恢复昔日尊荣。

中共已发展出隐微的技巧可以撩拨人的自我,也有一整套机制用于擒人之术的实践。与海外名人打造亲密关系,以说服他们散布北京的立场,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外力为我宣传」。讨好逢迎、皇家待遇,包括费用全包的中国之行、会见顶级领袖​​,透过这一套计画,澳洲某些卸任总理、外长及各州州长,已经变成了「中(共)国的朋友」。

「关系」通常被理解为因商业目的而构建人脉的过程。但是,并不止于此。它是一门「如何管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的中国艺术」,西方人一不小心就会跌跌撞撞。透过互换优惠的微妙过程(有时,也不那么微妙),「把交易中的各方绑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有义务的关系」。西方人容易把商业关系中的牟利之术误认为真正的「友谊」,随着他们的戒心降低,就会变得容易操控。

并不是每一个澳洲的有力人士都是受到北京影响的。某些人仅仅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形成某个观点,正好与中共的叙事相符。(碰过这种情况的人可能会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人士对他们感兴趣,进而邀请他们参加活动,或在《人民日报》上引用他们的话。)但是,无论这些人被接触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可以辨识出,在我们的菁英之内,有同情北京利益的立场;从而北京也加以鼓励。

前澳洲总理鲍勃.霍克(右)开启了澳洲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左为前菲律宾总统罗慕斯、中为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

投降主义者

澳洲备受瞩目的战略分析家休.怀特((Hugh White)相信:关于现代中国这国家的性质,我们不必知道得太多,也能够决定我们应该采用的战略立场。当我们正在与强国打交道时,只需要明白权力的平衡,便可拟订与该国交往的国家战略。

2017年,怀特他用一整堂演讲专谈中国的崛起、其意图及对澳洲的影响,而不提及中国共产党,仿佛中国只是带着他称为「中国价值观」的中国而已。他声称,中国是被一个日益专制且具侵略性的一党政府所统治的事实,跟澳洲应该如何思考及应对,没有任何关系。

怀特的主张取决于几个大的事实,即:我们一直「依赖中(共)国致富」;「我们未来的繁荣有赖」中国;如果中(共)国把投资转向远离澳洲,将使「我们的股票市场崩溃」。

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罗利.麦德卡夫提出了一些统计数据,对这种夸大其词泼了冷水。强纳森.芬比2017年的书《中(共)国会统治21世纪吗?》(Will China Dominate21 Century?),是对书名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个微妙的评估。他的结论是否定的。芬比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怀特认定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对的,这种假设值得仔细的审视,特别是如果要以此为基础,主张澳洲必须退出美国同盟,且搁置我们的民主价值观。

对怀特来说,我们除了支持经济上的赢家之外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共)国仅凭着巨大的经济力量也会逼着我们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列在投降主义阵营。怀特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被当时批评他的人形容为「一篇绝佳范本,教你如何巧言讨好这个挑战我们的最新极权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

怀特不太关心另一种观点:澳洲与美国及亚洲盟友可以做许多事情,去限制中共在他国的政治及战略影响。他旨在说服我们这一选项并不可行,因为取代投降的唯一选项是战争。

对怀特来说,大型的斗争可以简化成各方参战的意愿。比较不愿意冒险打仗的那一方就会失败。

澳洲是否必须向中共投降,取决于中共的决心是否比美国来得大;在这个问题上,怀特没有疑问。美国会认输,「我们若低估了中(共)国的决心,我们真的非常不明智。」到了这里你会认为,对中共的理解,包括在习近平治下中共的演变,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非也。不知怎地,身为「现实主义者」可以让人免除知道任何细节的必要。我们只需知道经济及战略上的权力平衡。如果澳洲为了抗拒改变而与美国站在一起,那我们将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或许是将我国推入一场与中(共)国的战争,十分可能是一场核大战。

在这种观点之下,对于世界的未来、对于澳洲应采取何种立场所做的战略分析,就会是一盘由强权所下的棋赛,像澳洲这样的小卒是可以被牺牲的。假定没有人会傻到发动一场核大战,那么棋手的实力首先取决于其经济力量;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弱,于是形势的逻辑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

这样一来,为什么我们要与输家站在同一边?怀特主张,世界就像一个鸡舍,当所有的鸡都接受了自己在「啄食顺序」上的位置时,就一切和谐。忘记对「国际法晦涩难懂问题」的任何承诺吧;这一切都是关于「纯粹的权力政治」。

像基廷一样,怀特相信,身为一个正在增长的霸权,中共需要呼吸的空间,而我们应该给它这个空间。但是,为了让中共获得空间,谁不得不丧失呼吸空间?当然是美国啊,还有东南亚国家,它们已经被欺凌到失去了传统的渔场,它们的领土主张也遭到推翻。

当中共实现主宰亚洲的野心而我们袖手旁观时,是不是意味着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的自主权得要牺牲?冷静务实的人说,可能是吧。那么巴布亚纽几内亚呢?如果中共将一个海军基地设在紧靠摩士比港的地方,我们会感到舒服吗?(他们已经在吉布地设了一个。)

2014年G20峰会在澳洲坎培拉。澳洲军官引导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礼宾仪队。

价值游说:中共价值=中国价值?

在「现实主义者」觉得混乱得不能思考的真实世界,霸权明白,或不久就会学到,运用军事优势来臣服他国是呆瓜才干的事情。有许多更便宜、更有效的选项,那就是美国在拉丁美洲锤炼出来的做法。这牵涉到培育一个「买办阶级」(明白自己的利益与霸权同在的生意人),并在国内扶植一执政党,执行霸权想要达成的事项。

对这项战略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弱化民众的力量,或改变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逐渐接受自己遭到宰制既是不可避免,亦是他们想要的。为了做好这个工作,霸权会去吸收该国菁英,包括有号召力的知识分子。

所以世界不是一盘棋,澳洲也不是一个卒子。澳洲的选择,不是投降主义或战争。弱国总是有战略,以避免被强国所统治。它们有各种可以运用的「武器」。中共对此明白得很,身为弱国,它一直都在使用微妙的策略来对付美国。

自从1951年形成澳美同盟以来,澳洲始终不真的需要美国的保护,因为一直没有针对我们的直接威胁。现在有个威胁浮现出来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式,清楚地要做亚洲的霸主。然而,在我们国家内却有强大的声音,呼吁我们要削弱与美国的同盟,并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是,当一个侵略性十足的新强权决心控制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区,所谓独立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

休.怀特有三个清楚的结论讲得很有道理。第一个是,「我们决不可低估中(共)国的决心,它要做亚洲的超群强国」。第二个是,「我们正在见证澳洲战略环境从英国人垦殖以来的最根本改变」。第三个是,「澳洲的政治人物说,我们不必在中(共)国与美国之间进行选择。但是我们必须选」。对他来说,我们必须选择中共,因为不久之后,亚洲将「没有美国了」。而如果像他认为不可避免的那样,允许中共来主宰,那么,我们要生活于斯的会是什么样的澳洲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难堪了。

于是,每当怀特碰到像民主、人权、法治这样的问题,他都试图贬低其重要性。他采用一种后现代的道德相对主义,主张每一套价值观都同样好。他相信,我们还不够认真对待中共的「道德立场」。他的说法好像「中国价值」能在中共的宣传中找到似的,忘了也许有人认为台湾人民的生活更符合正宗中国价值,而且他们正在尽其所能,去抵制强加给他们的中共价值。

然而怀特告诉我们,认真地告诉我们:或许对澳洲来说,中共价值观并不那么坏。他写道,「中(共)国的价值观与我们的非常不同」,但有谁能说我们的价值观更好?毕竟,我们的价值观「难于界定」,我们「宁愿保持模糊」。他告诉我们,道德选择并不是黑与白。真的吗?难道澳洲人会搞不清楚任意逮捕是对的还是错的吗?党要法官怎么做法官就怎么做,对此我们又怎么看呢?选出国会议员来制定法律到底是不是好事,难道我们也拿不准吗?

怀特说,我们必须现实些:我们将不得不在价值观上妥协,所以不要再道貌岸然了。他不点明的那些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法治、民选政府,和防止随意逮捕及酷刑。以休.怀特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其中有些是可以妥协的。

怀特得出结论,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妥协哪一些」。世界就是这样。要是有别种想法,那也只是「随便喊喊口号」。这难道不是哲学家的诡辩吗,不相信自己会因为表达观点而被投狱,或使家人受害?怀特立场的逻辑是,澳洲别无选择,只有生活在中共的阴影下,并向其势力卑躬屈膝。但是,他并非带着遗憾及不祥的预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而是为之辩护。

怀特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够幸运了,但现在,「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如果我们「想得够深」,也许这种状态也不是那么糟。毕竟,我们对中(共)国的想像仍然「十分简单」。因此,让我们顺势而行,看看中(共)国的党国统治是否像有些人害怕得那么令人不舒服。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秦瑞 来源:联合新闻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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