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瑜访问香港、澳门与中国其他城市，拿回52亿元的协议书或意向书，还不是真正的买卖合同，就吹嘘他的“货出去”，并且就卖国问题进行诡辩。他不敢回应进入中联办等于承认“一国两制”的实质问题，而是临时编造所谓偷进总统府睡觉偷砖的低劣无厘头话题来转移焦点，显见其语无伦次的窘境。他的市议会伙伴议长许昆源则以语言暴力与议长的滥权禁止市议员的质询，完全违背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与中华民国五权宪法。可见这帮无法无天之徒为了卖国已经多么的不择手段！
香港《成报》评论韩国瑜拿到的订单都是中共一手提供的，例如透过国企，这话一点不假，如果韩国瑜没有踏进中联办，他就别想拿到这些订单，所以只要订单是在这场戏快要闭幕时才拿到的奖赏，那就是中共已经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才给他订单。但因为不是合同，按照毛泽东以前的说法，任何协议都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因此韩国瑜还要经过“留校察看”阶段，才能决定订单是否能够兑现，这包括他能否当选“特首”，所以是否参选已经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够决定的。
拿国家主权换经济订单
因此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利益的交易。韩国瑜拿到经济订单，要出卖的就是台湾的国家主权。所以韩国瑜肯定不会批判中共与一国两制，否则订单立即失去，他也就变回政治光棍了。
《成报》是中资媒体，老板与习近平闹翻，所以敢这样说，因为是中资，自然了解中资的运行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因此从韩国瑜的订单，也让我写出1980年代以后大批混进香港的共谍的若干内幕。
根据中英协议，中国每天放150人来香港，名单由中国决定，这里面当然有中共直接指派的各式间谍。其实在1984年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前就已经有了，后来更是大批涌入。我有许多中国朋友，他们发现以前在中国的同事怎么移居到香港来了？因为依照规定，这150人是来香港与家人团聚的，可这些人在香港并无亲属，当时所谓的“海外关系”，他们凭的是什么？
经过了解，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本来就是情资系统编制内的人员，他们来了香港，自然根据组织安排进入不同机构；另一种是比较灵活的，只要单位认为他可靠，而本人愿意来香港，并且有生存能力的，就给他“批文”，来香港做生意，长期潜伏，然后在必要时随时听取祖国的召唤，为国效忠。这也就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什么是“批文”，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这要回顾198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要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时，出现过多年的价格双轨制。计划体制的商品是价格低廉的官价，市场价格就要与外国的价格接轨，一般都高出许多。所谓批文就是批给你官方的价格，然后你就可以以市场价格对外出售，赚取其中的差价。当时中国经济低迷，能源消耗不多，而当时国际原油价格飙涨，带动煤炭价格也上涨，煤就成为中国的热门出口商品。许多官二代凭借各种关系获得批文发大财。这个批文也拿来给潜来香港的共谍。当局给他一张批文，他带了批文来香港，找到买家后，赚的钱就作为在香港定居的安家费与做生意的资金，从此就以中资面目在香港活动，平时表现当然要爱国，需要伪装的话就骂共产党两句来掩盖身份，关键时候还要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韩国瑜不是一般商人，他的订单价值比较高。拿到这个“批文”后，就要在台湾为中共效劳了。然后再根据其效劳程度决定其“批文”是否兑现，以及后续还要不要继续给他。
当然，拿到中共类似批文的不止韩国瑜，大大小小应该还不少，他们不如韩国瑜这样高调，尤其在马英九开门揖盗以后。清除这些白蚁与蛀虫是台湾国安非常艰巨的工作。
韩国瑜吞下这则批文，就像接触毒品一样，以后要引鸩止渴了。韩很有喝酒的经验，酒精上瘾与中毒后也很难脱身。这些都要靠强制力量才能戒掉。从爱护韩国瑜出发，请他自重，最好退货，至少不要再沉沦下去而无以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