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眼见香港经济未有起色，不少行业更败象纷陈，近期吹响集结号，一面接见外商重申“一国两制”照旧，鼓励投资中港两地，一面督促港商紧随习近平思想，讲求“富而有责”，但中央积极有为之余，还要慎防弄巧反拙，避免投资者进一步失去信心。
去年以来，“富而有责”已成为中央对香港工商界的基本要求。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曾经呼吁工商界需要“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将“爱国”化作具体行动，协助政府解决民生的“忧难”，以符合习主席对香港的期盼。结果商会及大地产商纷纷响应支持，有的投放钱财改善民生，有的借地供政府兴建简约公屋，有的捐地兴建安老院。
今年九月，夏宝龙面见香港特首李家超，表明要求工商界支持当局施政，“把爱国爱港热情转化为一项一项具体的实际行动”，推动香港的“由治及兴”。他的呼吁被理解为指责商界不支持政府，因为过去一年多，政府一次又一次将住宅地皮推出市场，不论是供发展“港人首次置业”楼宇，还是私人发展商参与兴建公屋计划，结果都由于反应冷淡而流标收场。长此下去，不但改善住屋计划进展缓慢，更有损特区政府的威信。
商界投资政府项目乃社会责任
近日报载港澳办急召香港政府及商界高层到深圳开会，相信除了面授机宜，介绍中央快将推出的救市措施，据报道中央会进一步要求商界“在人力、财力上挺港”，例如须从香港长远及整体利益考虑，财政上支持香港大力发展创科事业。可见“富而有责”不再限于扶贫助学之类的企业社会责任，更包括不计企业得失向政府买地，以至财政支援经济发展计划。
港澳办的想法是全面落实习近平思想。习主席今年三月讲话有三点重要内容都可以引用于香港：一是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二是民营经济必须面对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走高质量发展路子”；三是鼓励及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发展重点产业链供应炼项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因此，重大国家使命当前，香港商家必得好好“学习”，没有不支持的选项，否则罪莫大焉。
尽管君命不能违抗，本港富豪商人至今顶多愿意捐地借地，以至出钱出力扶助贫弱，做好企业社会责任，以维持与北京的关系，但担起推动科研、发展经济的责任，始终难以接受。
首先是由于香港眼前经济艰难，中国经济更是水深火热，难以旨望由大陆中短期内推动香港“由治及兴”，而本港企业业绩衰退，盈利减降，面对前景已经十分彷徨，还有什么闲心闲钱来分担政府发展科研，推动发展高质生产力的重任呢？例如在大陆长年投资的恒隆集团，今年第二季业绩衰退22%，企业表现不济导致股价大幅下滑，令企业总值由高峰期贬了大约80%（不少地产集团也有相近跌幅）。该集团前董事长陈启宗虽然素来“爱国爱港”，也不敢看好前景，只求家族接班人“保本保命，不要大发展”。此时此地，本业生意不景，还会有心有力无私奉献，要他们支援祖国的伟大建设，是否有点奢求？
企业家高尚情操贬作基本要求
其实企业是否支持科研发展融资，或者帮衬政府买地，首先是个商业决定。买地起楼固然不用多说，即使融资科技，商界也可以不同的商业方式参与。例如寻找融资颗伴，政府须清楚界定合资者的权利和责任，例如硏究计划的利益归属和风险分担。当局亦可担当中介人，撮合融资机构和研究负责人，以至协助双方制订融资合同，但无论如何，参与者明买明卖，绝非慈善事业或报国行动。
商界大惑不解的更是：社会责任原来还包括经济投资。由英治年代开始，企业家或企业的社会责任，除了交易公平公道，就是以具体服务或金钱捐献，关怀社会，惠及人群，尤其是老弱伤残。即使今年七月底，习总书记回信感谢祖籍宁波的香港商人，表扬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也主要是指他们实业报国，捐资助学。换言之，“宁波帮”港商的非常德行和义举，如今已成香港商界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责任的范围扩大了，除了做好本业、捐献和助学，还加上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不管它们是否符合商业原则和法治精神。
如此的企业家经济责任，不但情、法、理都讲不通，更会引起两大反效果。外商发现本地商界需要负上非一般的社会责任，也等于付上不可预测的额外成本，因此害怕迟早得到同样对待的，或会却步不前。同时，本地商人看到外商受政府欢迎，却无须尽“爱国”义务，可以溜出去变身外国公司，再重临故地的，又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