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坐镇重庆领导中国抗战的蒋介石。
从1915年到1972年，蒋介石每天都写日记，写了57年。他写第一篇日记时28岁，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72年7月21日，他写下最后一篇日记，这时他85岁，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与中国的战争、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今天的《解密时刻》介绍蒋介石在1945年抗战结束前的内容。我们的嘉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透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也许能够了解更多国共两党关系的秘密，还能够对中国抗日战争前前后后的复杂情况理出一条更清晰的线索。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是否下过不抵抗命令？
李肃：当我们谈论可能不清楚的历史事实时，人们总是会提到抗战初期的不抵抗政策。就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攻击我沈阳北大营张学良部队的军营，又侵占我东三省。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不放一枪一弹就把东三省让出去了。根据大陆的说法，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下的，张学良是根据他的命令再给自己部队下命令。但是后来又很多说法，包括张学良自己的说法，都否认这样的说法。那么蒋先生的日记是怎么说的？
画外音：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沈阳附近的日本关东军派人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然后嫁祸于中国军队。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对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守军发动攻击。东北军在基本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撤退，沈阳随即沦陷。之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的官史说，是因为蒋介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才全线溃退，丢失东三省。
郭岱君：实际情况正如您刚刚说的，不抵抗政策不是蒋先生下的。张学良在三个场合都郑重的否认。他在台湾接受访问，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访问，以及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都很明白地说完全没有这回事。实际上在蒋日记来讲，九一八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电话等都不那么方便，“九一八”事件发生他还不晓得，第二天才知道。所以他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在9月19日，也就是第二天的时候他才写道：“昨晚倭寇无辜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天灾匪祸，相逼而来，恕我为亡乎？”所以他其实第二天才晓得这个事情，然后赶快赶回来。第三天9月20日他才写：“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我祖宗之子孙。如不收回东北，则永无人格矣！”所以说不抵抗真的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很多人也注意到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刻抗日。
攘外必先安内，抗日缓兵之计
画外音：九一八事变之后，尽管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蒋介石并没有对日宣战，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在日本入侵时继续围剿红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导致了东北的沦陷。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蒋介石日记也许可以解开“攘外必先安内”之谜。
郭岱君：他不但没有立刻抗日，还反而提出一个“攘外必先安内”，日记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答案。所以很多学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来看（日记），他们觉得真是原来如此！因为蒋其实是了解日本的。他说：“倭三日可亡我矣”。他为什么没有立刻抗日呢，他是有他的考量。因为中国的军队装备跟日本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只要日本封锁长江和沿海一带，三天就完蛋了。所以他说：“不可贸然而战”。他在日记中考虑了很多。九一八之后他考虑了很多，他晓得是有问题，必须抵抗，但事实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这个时候写了很多很多的。他甚至在9月20日立下遗嘱，说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也打不过人家，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此为遗嘱。”但他自己认为就是要争取时间抗日，争取时间备战。等到1932和1933年时，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和蒋百里先生有很多的讨论，慢慢地眉目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要进行持久战，争取时间备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1931年到1937年在真正抗战爆发中间，国民党做了很多事情，但只能做不能说，因为他要掩饰。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攘外必先安内”。当时就考虑要迁都，因为他晓得上海很快就要失去，南京没有办法守，怎么办？所以考虑迁都洛阳，迁都西安，最后决定迁都四川。大家都晓得中国那个时候是个军阀割据的时代，蒋介石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整个中国，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几个省而已。所以他在日记中就说我怎么进入四川呢？特别是四川、云南和贵州都是军阀势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并跟德国的军事顾问商量。有一天就是“得一计”，要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借剿共以收复西南”，故意把红军留下一小股，把他们往西南赶。所以你可以看到红军的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从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中央军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这是他的一计。所以有一天他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李肃：这就是说他当年要剿灭红军，实际上是要抗战的一个策略？是他有时故意把红军放过去，所谓的围追堵截，他是有控制的。当时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或者是不抵抗政策，大陆说法是蒋介石实际上是不顾外敌侵略的威胁要打内战，要剿灭共产党。也就是说他认为共产党红军对他政权的威胁要大于日本的侵略。
郭岱君：这个事情要看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因为国家不团结是不可能打仗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在当时红军只剩下不到两万五千人，蒋介石当时认为他只要收复西南，立刻就可以把红军剿灭。他还真没有把红军看在眼里。所以他更重要的希望能够收复这些军阀，让军阀团结起来抗战。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考量。问题是他这么做但不能说。所以这个日记出来，就是借剿共以收复西南，借剿共以掩饰抗战之决心，这对所有的学者，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学者，是个很大的颠覆，很大的震撼。他一方面是收复西南，准备要迁都重庆，另一方面又让蒋廷黼、宋子文、孔祥熙、陈仪到欧美各国去结交，希望能够得到军事上的支援。其中孔祥熙的成果最好，他在1934年跟德国签订了秘密协定，所以德国就派了军事顾问到中国来，还有很多的兵工厂和武器都给了中国，德国甚至于他的参谋总长塞克特将军都担任我们陆军的总顾问。他的副手法肯豪森上将亲自到中国来训练中国的军队。中国在此之前没有军队，因为军阀的军队各自为政，不团结，而且都没有什么训练，真正一点点训练就是黄埔的，但黄埔的人数非常有限，也仅仅是短期的训练。所以实际上1934年德国的顾问法肯豪森来了以后，才开始训练，这个时间才开始编定陆军宝典，步兵手册。蒋希望能够争取时间，希望有五年或六年甚至更久，他希望能训练60个师。蒋同时推行新生活运动。这看起来是个生活运动，是个教育，可以他说以教育掩护动员，实际上是要国人动员起来，精神上要准备抗日。他的日记里有很多这些话语，比如怎样以教育来掩护动员，以外交来掩护他的各种远交近攻，通过发展实业来备战。所以这几年有人说是国民党的黄金时期，实际上是备战。因为他在日记中说：“中日之战必不可免”。他心里非常清楚，但问题是他做的所有这些都不能讲。
李肃：他什么时候在日记里面说是“中日之战必不可免”？
郭岱君：太多次了。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他吗？不但东北流亡学生反对他，左派人士骂他为什么不抗战，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他有批评。他很痛苦。所以有的时候别人批评他，他会说，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屈辱？但他有时就自我鼓励说，“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辱”。所以当时的情况就跟我们以后要谈的和谈问题有关。当时我想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仗是没办法打的，因为中日太悬殊。所以当时国民党重要的领导人汪精卫他的口头禅就是：“这个仗怎么打？”国民党里面的于佑任、居正和孔祥熙，都认为不能打，因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打，包括民间的知识分子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他们都认为不能打。所以大批的学生，因为比较热情，认为头可断，血可洒，我们不怕死，我们要抗日。所以北大的学生抗议，蔡元培出来跟学生解释说，我们要忍，现在还不能打，结果蔡元培被学生打倒在地。当时整个的形势就是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