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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中共官场新“气象”

中共官场如今人人自危,官员消极怠工。()

最近几年中国官场出现了一种新“气象”,那就是官员们普遍有了“二心”,最典型的表现是消极怠工,但他们的“二心”与民众对体制的不满完全不同。官场与高层的关系已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闷声发财”之“同伙”关系,重回类似于毛时代的那种“猫鼠”关系,“众鼠惧一猫,猫在鼠愁困”。

一、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

官员们多半在消极怠工,这是官媒最近不断发表文章批评的官场时弊。习近平前一段时间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共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重大风险,如果官员让危险升级为真正的威胁,他们都将为此负责。这话的潜台词是,官员们在坐看风险升级,仿佛他们身处这个政权之外,无关痛痒。

中共现在面临的风险,最大的不是民间广泛存在的不满和零星的反抗,而是经济风险,因为后者是全局性的。中国经济已进入下行状态,其原因,我在《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成定势》(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2/26/n10932910.htm)中解释过。在集权体制下,推动经济的主要手段,要靠各级官员运用高层提供的政策工具,设法在各地营造经济增长的机会。在江胡时代,各级官员们曾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管后效该如何评价,至少产生了某种短期效果。就眼前形势来说,当局赖以克服经济困难的主要办法,仍然是指望各级政府努力想办法,找出摆脱困境的各种策略来。然而,如果各级官员普遍消极怠工,则当局试图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种种设想就可能落空。

事实上,恰恰与高层的期待相反,和经济下行同步出现的是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这种新模式大致有三个特点,“静观”、“惰怠”、“胡干”。所谓“静观”,就是对经济形势恶化无动于衷,等着看笑话,看你们上面怎么办;所谓“惰怠”,就是懒得出力,本着少干少错的宗旨,坐着不动,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职查办;所谓“胡干”,就是单纯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简单模仿,不顾经济社会效果是好是坏,上面的要求已经执行过了,至于有没有用,是否做过了头,那就不在乎了。

对中共高层来说,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构成了当局的政治风险,其要害不仅仅在于挽救经济的意图难以落实;更重要的是,官场上的这种新“行为模式”标志着,官员们有了“二心”,与高层的关系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闷声发财”,变成了“上下异心、软磨硬泡”。

二、江胡时代的官场“蜜月”

要了解官场与高层的关系为何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变成了如今的“上下异心”,首先得明白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是个什么样的局面。中国的官场,在江胡时代堪称是为官者的“蜜月”:举国之域,尽为“龙潭”,“九龙治水”,一“龙”一“潭”;各显神通,化权为财,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贪官,敛财无数,全球惊骇。

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偶然。在集权体制下,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个人独裁领导模式无法自然延续到下一代领导者身上;随后必然出现所谓的“集体领导”模式。一旦这种转换完成后,在集体领导模式下,“九龙治水”的局面就产生了。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时代(戈尔巴乔夫后来实行了个人集权的总统制),在中国,从邓时代到江胡时代,都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由于政府不能再用个人崇拜、意识形态等手段有效地动员并控制社会和官场,高层与官场之间就从斯大林和毛时代单纯的“命令–服从”关系,变成了一种互利式交换关系,各自向对方提供对方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换言之,统治者向官场提供官位的稳定和特权福利,而官员们则顺从高层的领导和控制。这样,在高层与官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双方体认的“契约”,只要这个“契约”不被打破,官场的稳定和上下互动就可以维持下去。

这种官场与高层的“蜜月”必然导致腐败横行,但前苏联与中国江胡时代的腐败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腐败的规模取决于经济改革的深入程度。经济改革引入私有化之前,比如前苏联和中国的邓时代,官场腐败主要表现为特权消费、受贿(现金、贵金属、古董、艺术品)等;而一旦国有资产私有化了(中国此举始于朱镕基1997年推动的国企改制),全面腐败的量级就起飞了,原因是,官员们可以获取并持有企业产权、金融资产、房地产等,还可将国内财富转移到境外投资。江胡时代官场与高层的“蜜月”,就是后一种情况。

一旦官员们通过腐败而成了资本家,他们的敛财目标就变得“无穷大”;而挣业绩升官就不再是唯一的仕途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个人安全系数的途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提拔起来的官场混混们,往往不会终日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会想尽办法推动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政绩,也因为这是敛财的主要途径。

三、习时代的官惰之源:重回“猫鼠关系”

官员们的“二心”究从何来?主要是由于官场全面对高层的反腐行动极度不满,因此出现了耳语诋毁和消极怠工。他们的这种不满和对江朱、胡温时代的怀念,是对过去高层实施的“用腐败换合作”官场管理方针非常怀念,而对过去几年来高层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抵触。这种官场情绪的本质无非是热爱腐败而不可得所表现出来的反弹。其不满,首先是因为失去了安全感,许多官员都处在漏网之后终日惊心的恐惧之中;其次是财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乐趣”;最后是断了退路,海外房产、海外金融资产以及逍遥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多年心血,化为泡影。

官员们最大的难处还在于,谁也不能出头,去公开抵制反腐败,那等于是不打自招,自求速死;那怕有再多的仇恨和不满,也只能闷在心里,于是,“仇恨入心要发芽”(《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自然就有了“二心”。但是,官员们恨习近平,并不等于他们向往政治民主;他们并不笨,知道民主化同样会反腐,也可能是他们的死期,他们所真正盼望的,是终结目前这种官场与高层的关系。

事实上,官场与高层的关系现在已经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闷声发财”之“同伙”关系,重回类似于毛时代的那种“猫鼠”关系,即“众鼠惧一猫,猫在鼠愁困”。中共的外宣媒体《多维新闻网》今年3月29日刊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南海与官僚体系的无休战争》,这个标题意味深长。江胡时代中共官场与高层的那种“上下同心”的关系,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文还提到,“政权之安定与整个吏治的环境唇齿相依”。可见,当局对官员们的离心离德其实心中有数。

满怀“二心”的官员们离心离德,表面上与苏共垮台时的官场普遍心态十分相似,但它的政治意涵却截然不同。2016年我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曾介绍过我提出的一个新观点:私有化和民主化是相容还是对立,取决于两者的时间顺序,若民主化在前,两者可以相容,例如在俄国,民主化不会妨碍原红色精英的发财举动,而红色精英可以利用民主化带来的新机会;若私有化在前,比如中国,则私有化造就的共产党资本家们必然倾全力扑灭任何民主化活动,因为民主化可能是夺命之举。正因为中国属于后一种情况,所以,当下及今后中国的官员们虽然有“二心”,却多半不会有“反心”,在维护现体制这一点上,有“二心”的官员们与高层始终是一致的。因此,在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当中,中国的转型之路有可能最为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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