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没读过书，但嘴里总是一套一套的，生活中的规矩、习惯，念叨着，照着做。
我的祖母（奶奶），一九一一年生人，祖籍山东黄县。爷爷做买卖，闯关东，没想到一场病丧了命。那年祖母才二十一岁，靠给别人做饭抚养着父亲这个独子，守寡一辈子。
（一）
一九五五年，奶奶有了我这个长孙女，我三岁多时又有了弟弟。从那时开始我记事了。
记的奶奶从厨房出来，一边擦着手上的水，一边笑呵呵的走到床边，对襁褓里的弟弟说：“来，奶奶抱抱。”
“嗯？我的奶奶！”我正从床头的栏杆上迈向窗台，一下骑在那儿，歪着脖看着奶奶。
奶奶收起笑容，板着脸看着我，指责的目光使我意识到我错了，马上改口：“一堆儿的奶奶。”
奶奶又笑了，“对，一堆儿的奶奶。”
那几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挨饿呀！肚子总是咕咕的叫。奶奶做饭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着锅里稀稀的糊糊粥，跟奶奶说：“奶奶，能不能再做的干一点儿，我饿呀！”奶奶叹口气，再撒上一把白白的东西。上山下乡后我才知道，那白白的东西是玉米秆里的瓤，父亲到郊区玉米地里，把玉米秆劈开，刮出秆里的瓤，掺到粥里，能撑一撑肚子。
一年夏天，我领弟弟到文化宫玩，花丛里蜜蜂嗡嗡的飞，我不敢抓，让弟弟抓。弟弟一伸手就抓到一只，攥在手心里。但马上撒开手，“哇”的一声哭起来。再看手心，多了个黑点点，手很快肿起来。我和弟弟赶快回了家，奶奶一看，什么也没说，领着弟弟去了卫生所。我知道惹祸了，靠墙站着等他们回来。大夫把蜂针挑出来，又给弟弟涂了些碘酒。弟弟托着小手，手背像小馒头似的。看到我吓的那样，奶奶什么都没说。
爸爸回家了，弟弟学了这件事，把肿着的小手给爸爸看。爸爸安慰了他几句，就蹲到我面前，替我擦眼泪，说：“你是大孩子，自己不敢做的事让弟弟做，对吗？”我摇摇头。
“弟弟让蜜蜂蛰了，手肿了，疼，你疼不？”我哭出了声。
爸爸接着说：“蜜蜂的蜂针是保护自己的，你抓它，它就蛰你。没了蜂针，蜜蜂的小命也没了。记住啦！”我和弟弟都不哭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怜起小蜜蜂来。
“还疼吗？”我捧起弟弟的小手吹呀吹呀。
大人们都笑了。
奶奶没读过书，但嘴里总是一套一套的，生活中的规矩、习惯，念叨着，照着做，也要求我们照着做。用她的话说：“这是老令，一辈辈传下来的，照着做，不出错。”
奶奶念叨着，“光梳头，净洗面，洒扫尘厨再做饭。”奶奶起的早，我们起床后都是看到她把头梳的光光溜溜的，脸洗的白白静静的，本来奶奶皮肤就白，再擦上点雪花膏，香喷喷的。有时还看到她抹头油，光光亮亮的，一根乱头发丝都没有。这一收拾完，人就精神了，开始做一天的事，扫地、擦桌子、抹窗台，一点尘灰都不能有。之后，奶奶做饭去了，厨房一阵飘香。那时，家里地板上的红油漆掉了，奶奶总是把地板擦的露出白木纹。那年代家里不穿拖鞋，可屋地总是那么干净。小时候，从奶奶那养成的生活习惯——整洁、有序。
那个年代不懂得养生，也没有补养，也没见到奶奶锻炼，但她严格的遵守规律——大自然的规律。
“早睡早起身体好”，“月亮上来了，睡觉；太阳快晒屁股了，起床。”一天三顿饭，别管饿不饿，定时定点。吃饭时，要“细嚼慢咽”、“食不言，寝不语。”“老饭粒、老饭粒，离了饭，断了气。”奶奶八十多岁了，胃口还很好。小时候，我们懂得了遵循规律，但上大学，工作后就都乱套了。
我家窗前有个小院，中间一颗山丁子树，比二楼顶还高。院墙边种的各式各样的花，爬山虎在窗前一串一串的开。夜来香香气沁人，幽幽的，屋里都能闻的到。晚上，就在这小院里，山丁子树下，花草间，奶奶给我和弟弟讲故事。坐着小板凳，拄着腮，奶奶讲，我俩听。天天晚上，伴着月光，伴着星星，听不够的听，没有重复的。那时候不懂啊，奶奶不识字，不读书，哪来的那么多故事呢？记得工作后到北京十渡去游玩，在山上的道观里买了一本介绍当地山水的书，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小时候奶奶讲的“十渡的由来”。那些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善恶、因果、报应、敬天知命……
那时候还总开玩笑的，两只手冲着奶奶的肚子往外掏故事，还纳闷，哪来的那么多故事呢？
小时候，家里也常来一位舅爷爷——奶奶的哥哥，印象中就觉得这个舅爷爷和别的老爷爷不一样，说不好，就知道舅爷爷特干净，穿着特干净，生活习惯特干净。文革结束后，我读大学了，真懂事了，奶奶才告诉我，舅爷爷是位乡绅，还有挺大的家产，斗地主的时候因为跑的快，才没被枪毙了，但所有的家产都被农会分了。我才知道，奶奶娘家是很有文化、很有教养的，那些故事来自于家——承袭着传统文化的家。
奶奶带出来的孙女，不是大家闺秀，是地道的小家碧玉。端庄、秀美、温和、内敛。
奶奶做的一手好针线活，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缝纫机，做衣缝被全是手针。家里的褥子是镶边的，褥面的外圈包着一层黑边，那一个针码一个针码比机器砸的还整齐匀称。看着奶奶做针线，那么宁静，那么平稳。奶奶也教我，告诉我这是女孩子必须会的，生存的本事。我学会了衲鞋底，绞鞋样，做鞋帮，上鞋。下乡时，看见哪家奶奶大娘在炕上做鞋，我都可以接过来用拨拉锤（骨头做的捻麻绳的工具）捻一段麻绳，戴上顶针衲几针鞋底。这可把她们喜欢坏了，“呦呦呦，这城里的闺女还会做鞋？！巧着哪！谁教的？啧啧。”她们也想上集体户讨个儿媳妇，不要嫁妆啊！也常过来串门，踅摸踅摸，发现我呀，不中意。“瞧瞧，瞧瞧她，没事啊，捧着个字书挡着个脸，不像庄稼院的闺女，不是个田里院里炕上炕下能干活的人。”
我还跟奶奶学会了绣花，这针怎么走，线怎么劈，色怎么配，像模像样的。结婚时的窗帘、门帘，围帐，还有好多床品都是我自己绣的，一针一线哪，凝聚了多少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也体会了喧闹的城市中难得的内心宁静。只是奶奶不会织毛衣，这些都是妈妈做了，她也不教我。
奶奶教会了我节俭，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打鸡蛋，蛋黄蛋清都倒出来了，还要用手指把贴在蛋壳边上的蛋清刮出来；倒豆油，要把瓶口用手指抿一下，把手指上的油刮到瓶口里；打土豆皮尽量用勺刮，打掉的只是皮，不带肉……奶奶教我补袜子，家里每人一个木头鞋楦，把袜子套上去，磨破了的补丁拆掉，分别给脚趾、前掌、后跟打补丁。奶奶要求针脚要小、要匀。那时我就想，雷锋穿千层底的袜子真了不起，硌不硌脚哇？补袜子剪下来的碎布头也攒起来，打纥绷（碎布用浆糊粘起来）做鞋底用。奶奶教我养成的习惯受用终生。
小时候奶奶很少带我出去玩，每天出去就是粮店、副食、小百货、煤场子。记得上学前过“六一”，奶奶领我到儿童公园去玩。玩够了，奶奶要领我往南走一走，过了人民大街，说：“这儿，原来有座孝子坟，修路给平了。做晚辈的得学会孝敬，做孝子，死了，都给立坟的，一辈一辈的，为了告诉后人的，学着做孝子。”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孝敬，但在这个家里我看到了什么叫“孝”。
不知道什么事情奶奶生气了，坐在床边用手绢抹眼泪。爸爸跪在奶奶腿前，“儿子错了，惹妈生气了，儿子再也不敢了。妈别生气了，原谅儿子吧。”“妈再不消气，就打儿子。”说着，爸拿起奶奶的手，往自己的脸上打。奶奶把手抽回来。爸说：“妈打儿子手也疼，儿子自己打。”说着，爸爸就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奶奶很快把爸的手攥住，“都当爹的人了，还不懂事！哎！”奶奶的气消了。可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生气，爸爸怎么不懂事。
邻居都夸爸是大孝子。家里的奖状挂在墙上，一大排：有爸妈的，也有奶奶的，还有“五好家庭”。奶奶可荣耀了，把镜框擦的亮亮的。
爸妈工作挣钱，每月都如数的交给奶奶，奶奶掌管家里的一切开销，爸妈需要钱都从奶奶要。爸不在了，妈还如此；我有了继父，我们叫大爷，妈还如此；妈和大爷搬出去了，妈还如此。我工作了，工资交给奶奶，妹妹工作了，工资也交给奶奶。后来奶奶说自己老了算不过帐来了，就把钱都交给了妈妈，一直到我和妹妹都成家。我结婚后把钱交给丈夫，我管孩子他管家。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拆迁后住到公婆家，我俩就把钱都给了孩子的奶奶，直到回迁。
每个礼拜爸爸都要值一次班，也就是到小办公楼里睡一夜。每次爸爸要把我和弟弟带去，因为楼里有个大浴盆，可以洗个澡，然后就在办公室里睡。吃完晚饭，爸爸一手牵着弟弟，一手拉着我，出门时，一定叮嘱奶奶，插好门。奶奶一定看着我们走出小胡同，我向奶奶摆摆手。现在想想，奶奶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知足、幸福感。真的，那时家里不富足，但很幸福。
家人说话平和，家庭关系很和平，没人大嗓门说话，更别说吵嚷了，奶奶和妈妈婆媳俩从来没红过脸。
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那是我十来岁时，记不得在外面遇到什么兴奋的事，急火火的从院里跑进屋，震的地板咚咚响，还一边跑一边嚷：“妈妈，妈妈，……”当时妈妈惊的手捂胸口，急喘着气，“吓着我了！吓着我了！”我马上收住脚，闭了嘴，刚才的兴奋变成了惊恐。爸爸沉着脸冲我说：“女孩子，张牙舞爪的，什么点儿的事，沉稳劲儿都没了。看看把妈妈吓的！”我错了，耷拉着脑袋退出了屋。奶奶站在门口，补了一句：“女孩子得有女孩子样。”
奶奶对谁都一样，从不重男轻女，在家里，从没把弟弟另眼对待。记得我十岁的时候有了妹妹，爸爸从产院回家，跟奶奶商量，临床有位产妇，上边几个都是男孩，想要个女孩，换换。奶奶说：“不换，男孩女孩都一样，自己的骨肉，不换！
奶奶对任何人、任何事不做任何评论：邻居间东家长西家短的，跟奶奶说，她只是笑笑；有时妈妈回家学班上的事，谁是谁非的，奶奶只是听着；外边的“国家大事”奶奶从来不打听，也不评论，好像与己无关似的。记得那年本家叔叔来，抱怨说：“这也不让开荒了，田间地头的也不让种了……唉，庄稼院人，就靠点力气，多种点多得点，那地闲着也是闲着，不让种了……”奶奶说：“有啥就吃啥，老天给啥就接啥。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也贪不得。”尤其文革的时期，乱哪，奶奶总嘱咐我们“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多干活，少说话。”
院里的孩子们也有矛盾，也打仗，之后在背后叽叽咕咕说人家。奶奶听到后，把我和弟弟拽到家里，叮嘱说：“当面说人长，背地说人短，叫扯老婆舌，嚼舌根子。男孩子要有个男子汉的样，女孩子家家的，千万不可婆婆妈妈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隔墙有耳啊！听到的会说这家孩子缺家教，奶奶听了脸都臊哇！”有奶奶这番话，听到扯闲话的我就躲开了。
小时候的这番教育使我受益终身，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乃至结婚后的家族环境中，我从不说闲话、惹是非，很多时候都不在矛盾中。甚至周围的人矛盾尖锐到顶峰，吵起来，打起来，那一瞬间我都不在现场，避开了很多是非。不是知道了有意要躲，而是自然不在其中。
(二)
小时候，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小二楼，楼上楼下共住了十六户。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但明白这十六家就是一家人。各家是敞着门过日子的，哪家小孩儿来，就像进自己家门一样。有时候，哪家大人找不到孩子了，一进我家，看孩子正在吃饭呢。大人就要客气了。奶奶说：“客气啥，吃百家饭，好养活。”
奶奶和各家处的那么好，不管哪辈人都那么亲。
我家把楼头，隔壁是派出所所长，就我家住的这片的派出所所长。他家是满族，孩子们管奶奶叫太太，我们也随着这样叫。太太说：“咱俩家近，这打开墙就是一家人。”奶奶说：“这不打开墙也是一家人，墙隔不住人。”太太家的隔壁是伪满警察，那时叫现行反革命，大家处的好，没人当成什么。警察家的隔壁是交通队长，在马路上指挥交通，这楼里有些事也归他指挥。
那年代，最有意思的就是过年了。进了腊月，家家忙起来。奶奶是闯关东过来的，做的一手好面食。楼里的孩子们都到我家，这个说：“奶奶，我想要个小兔子。”奶奶就用面捏个小兔子，用小黑豆点上眼睛，胡萝卜切出个三瓣嘴，立着两支大耳朵。那个说：“我想要朵玫瑰花。”奶奶就把一团面塞到一个面模子里，一扣，倒出来，再撒上点红线线、绿线线。上锅里一蒸，哇，胖胖的小白兔子，开了的玫瑰花。孩子们吹着热气，倒着小手，捧着烫烫的饽饽回了家。年前，奶奶给好多孩子蒸一个自己属相的年饽饽。当然了，这些面食模子都被“文革”中当“四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给劈了、烧了，年饽饽也被“共产”成一个模样了。
每年腊月底，家里的窗台上总是摆着几双小孩儿鞋，那是奶奶给楼里当年出生的小孩儿做的，花花的鞋面上缝上小老虎头，很有生气的。妈妈们都是抱着孩子来，奶奶亲手把鞋套在一个个小脚丫上，妈妈们要扶着孩子在地上走上几步给奶奶看，奶奶还要念叨上几句词，都是吉祥话。
剪窗花，奶奶的本事学不会的。把亮光纸对折再对折，就看奶奶，右手的剪子扭哇扭的，左手的纸转啊转的，看不出什么呀！可把纸一展开，哇！盛开的花，各种小动物有鼻子有眼的。我们也学不会，就刻剪纸，先描哇画呀，然后再用刻刀刻。我就问奶奶：“你怎么不用画呀？”奶奶说：“花啊，鸟的，得心里有。”呕，这心里有的东西学不来呀！我和弟弟分了工，我贴窗花，红的、绿的、蓝的，贴出了个盛开的大花坛，漂亮；弟弟贴小动物，兔子、小鹿、大凤凰，凑到一起，快成动物园了。热闹！
最热闹是三十晚上，家家灯火通明，平时里人走灯灭，节省的很。这一晚，亮堂啊！长辈们给孩子们做小灯笼，里面点根小蜡头，一个小棍挑着。大孩带着小孩，满屋里犄角旮旯照啊，无处不光明。自己家照完了，再到别人家照，奶奶说：“把邪魔烂鬼的都吓跑了、照化了。”虽说不懂啥意思，可是照的热热闹闹、认认真真的，照的满楼亮堂堂。午夜前，家家包好了饺子，盛上几小碗，由家里大孩子送给邻居。再看看自家桌上，各家的碗，各家的盘；面皮黑点白点的，个头大点小点的；酸菜、白菜、萝卜馅，热气腾腾。吃着、品着，这是谁家的，那是谁家的，什么滋味，那才叫有意思。
换上了奶奶给做的新衣裳，全家人开始给老祖宗磕头。奶奶端端正正坐在床边，爸妈跪地磕头，然后是我和弟弟。奶奶什么也不说，只是笑微微的看着我们。爸爸说的最多了：“奶奶是家里的老祖宗，有奶奶才一代传一代，才有我，才有你们。奶奶是家里最大的功臣，操劳最多。我们后辈的要恭敬孝顺……”之后啊，一家人吃苹果，那时候过年才能吃到苹果。一个苹果分成五份，奶奶是最大的，然后是爸妈，我和弟弟是最小的。稀罕啊，吃在嘴里那个甜哪！之后哪，奶奶给压岁钱，不认得钱，放到枕头边，第二天就都归妈妈了。
大人们守岁，孩子们闹够了就睡了。早上被叫起来，最热闹的场面开始了。一通开门炮仗，全楼的人可都出来了。交通队长指挥，父母辈的按照年纪大小排成了队，三四十人哪！小辈的更多，那时候哪家最少也有仨孩子，我们也按岁数大小站成一大排。那场面挺壮观。唯独留在屋里的就是祖辈了，还是按照年岁排序，父母们到各家给老人拜年，一批一批的，出来了，再到下一家。大人们出来后，该我们小辈了。大孩子在前头，小的在外面等着，屋里搁不下这么多人哪。我们进的屋来，只见祖辈们端坐在床边，旁边一大盘糖果。我们站成排，一起跪地上磕三个头，给老祖宗们拜年。小的把头磕的咣咣响，老的乐的合不拢嘴。出来时小手里都攥着一颗老人们给的糖。全楼走完了，父母们回各家，孩子们聚成好多堆儿堆儿，头顶着头，捧出自己得到的糖，看看有没有重样，相互交换，最后一定是一样一颗，才各回各家了。
（点阅“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