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四，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在89学生运动中，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表现过于软弱；他们有机会与党内保守派摊牌但没有摊牌，赵紫阳本人有机会像苏联解体时的叶利钦那样振臂高呼，集结党内外改革派挑战邓小平，避免六四屠城，但他们不作为，硬是把一手好牌打砸了，任凭中国转型的大好机会转瞬即逝，错失了历史良机。这种说法认为，是赵紫阳的软弱和犹豫不定，使中国错过了百年来和平走向民主的最佳机会。
笔者不赞同这个看法。本文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89学潮中，赵紫阳有没有挑战邓小平的意愿？第二，赵紫阳有没有挑战邓小平的实力？第三，到底是谁断送了中国走向民主的最佳机会？
我认为，从主观愿望上讲，赵紫阳并没有挑战邓小平的企图。从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和生前访谈录「叩访富强胡同六号」看，他一直认为，邓是信任他的，如果不是发生六四，邓小平就会兑现他的承诺，让他当军委主席和两届总书记。据报，鲍彤也认为，赵和邓过去并没有个人恩怨，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是对待学生运动的不同态度造成的。我却认为，赵和邓之间的不快，或者说邓小平对他的不满要早于89学潮，始于1988年年底香港传出的「倒邓拥赵」的传闻。应当说从那时起，邓小平就对赵紫阳抱有疑心。但赵在89学运前对此并未介意。
并未介意的赵紫阳由此而对邓小平产生了误判。他认为邓信任他，他相信自己在学运问题上能和邓沟通，邓能采纳他对学潮的温和看法。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以后，赵紫阳曾提出三条原则处理学潮：1）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2）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3）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
对此，邓小平原则上同意。但现在看，根据前因后果，邓小平当时的同意很可能就是一种敷衍。如果邓小平真的同意，就不会在赵紫阳从4月23日到30日访朝鲜期间，急急忙忙出台了「4.26」社论，也不会在「4.26」社论中斩钉截铁地断定，学生悼念胡耀邦逝世的游行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是要从根本上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立即做工作试图扭转「4.26」社论对社会的冲击，平息学生的愤怒情绪。所以，他在5月4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讲话时，继续坚持原来立场，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强调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并认为应当通过协商和对话，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赵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定性认识是对的，而且应当是符合邓小平的原意的。他那时认为，邓小平为「4.26」社论定性，主要是听了李鹏和姚依林等人先入为主的汇报。
这可能是赵紫阳误判邓小平最致命的一点。实际情况是，邓小平对学运一向憎恶，89学潮绝不例外，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汇报正好向邓提供了把学潮定性为「动乱」的炮弹；更重要的是，在89年学潮中，邓认为学生们以「悼胡」的名义搞学潮，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这和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反覆强调「清理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
诡异的是，尽管赵紫阳并没有挑战邓小平的意愿，邓小平在六四之后追究赵的责任时，却认为赵和邓小平的「4.26」社论和戒严主张唱反调，就是在挑战邓小平。在赵紫阳遭软禁期间，王任重审查小组在审查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行时，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赵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审查小组说，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一股「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赵；而赵在处理1989年学潮时，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各种主张，绝不是偶然的，是为了呼应和配合「倒邓保赵」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