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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香港反送中镜鉴 台湾谁还不清醒

——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对台湾的警示

百万港人反抗《逃犯条例》的6·9反送中大游行,是2003年香港反对23条立法的七一大游行之后最大的一次民意释放,美加澳12个国家29个城市游行表示支持。正面临红色渗透威胁的台湾,却只有台北举办了一个400人的集会表示支援,未免让人觉得冷淡了一些。

香港人在忧虑什么?

香港社会各界以及多个欧美政府都在担忧,《逃犯条例》一旦通过,身在香港的任何人均面临被移交到中国大陆的风险。尽管港府强调移交安排有法庭把关,并称不会移交涉及死刑以及政治相关罪行的嫌疑犯,但这些解释无法消除香港各界对《逃犯条例》的疑虑。

这种疑虑,源自港人对北京政府的深度不信任。追溯这种不信任的养成原因,则是中共政府多年作为的后果。自从香港回归之后,邓小平当年许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日渐虚化,港人对北京的不信任与日俱增。对北京政府来说,这次“反送中”游行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就是参加游行的人士,不少是商界、法律界人士,他们与建制派关系密切,一直是香港稳定的基础,他们这次起而反抗,是因为从《逃犯条例》中嗅到了危险的气味。

经过修订后的《逃犯条例》,虽然取消了不少商业犯罪的移交,但贪污、走私、诈骗等罪名仍然列于潜在移交罪名之列。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创会主席佘继标接受BBC中文部访问时表示,香港商界对《逃犯条例》实施后的担忧主要是:港人到大陆投资,按照中国的潜规则给官员送礼,包括将他们的子女送至国外读书。现在,不少港商当年投资购买的厂房大幅升值,如果被国内有政治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商盯上,又不愿以市价购买,如果他们伙同大陆的检控部门和法院,很容易罗织腐败罪名检控港商并要求香港移交大陆。

媒体业则担心白色恐怖来袭。这种白色恐怖早就存在,自从江泽民开始实行政治罪名非政治化的打压方针以来,香港出版业的罪名经常是“非法经营”。出版多本中国大陆禁书的香港晨钟出版社书商姚文田,2013年底在筹备出版流亡美国的异议作家余杰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期间,在深圳被以“走私罪”拘捕并被判刑十年。香港政论杂志创办人兼香港公民王健民,被控“经营非法出版物”、“行贿”、“串通投标”,2016年被判入狱5年3个月,他在拘禁期间,被迫交待其杂志撰稿人身份和报导消息的来源。

港英政府留给香港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法治,一国两制的主要区分也在于法治。香港回归历经22个寒暑,港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界线逐渐模糊,法治制度被视为最后一道防线。但法律界早就对香港法治遭受大陆政治侵蚀忧心不已,人大释法、一地两检对香港法治的破坏早就成为香港法律界批评的焦点。自2014年开始,一连串社会运动和冲突引起的诉讼,包括黄之锋等人冲击政府总部、反东北规划冲击立法会、旺角骚乱到青年新政议员闯会议厅,被判囚的社运人士多达几十人,主张港独的社运领袖梁天琦、占中九子等人均被判刑,舆论视为这是对香港法治的践踏。

上述所有担忧,与其说是港人对法律本身的担忧,不如说更多的是对执法过程中的随意释法、执法的担忧,后一点恰好是中国执法的特点,让港人领教颇深。自香港回归以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港人不仅争取民主寸功未竟,就连原来享有的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也渐渐失去。其间缘由,不能归咎于香港人不抗争。事实上,香港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抗争,但一国两制赋予让中央政府对香港具有的管制权,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傀儡性质,让港人的努力得不到任何正面回应,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如今正面临一国两制威胁的台湾情况不同于香港。

香港应成为台湾的镜鉴

在台北,据说约400人参加了当地支援香港游行的集会。一些台湾政界人士、尤其是有意角逐明年总统大位的人士,也纷纷对香港反送中游行发表看法,总统蔡英文两次针对香港游行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自由不再理所当然,呼吁台湾要深深警醒。行政院长苏贞昌则指出,台湾不能为了小利而步上香港的后尘。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受访时指出,台湾人民千万不要对中共存有任何幻想。高雄市长韩国瑜6月9日对媒体表示:“不清楚、不知道”,引发外界批评。隔天中午,韩国瑜另发声明称,对台湾的民主与人民充满信心,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不论实施成功或失败,都不适用于台湾。

五月份在台湾,我不止一次在公开演讲时说过,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但台湾不同于香港,香港人民除了利用现在还未被剥夺的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释放自己的愤怒,表达自己的诉求,无法得到香港政府的回应,因为香港政府的权力来源不是民选,是北京指派。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香港特区政府无法承担保护香港的责任。台湾情况不同,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总统与市长、立法委员均由选举产生,有自己的外交、军事体系,只要中共不使用武力犯台,台湾人民有各种方式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比如明年的大选,台湾人民可以用选票选出一个能够保护台湾政治安全的总统,这个总统必须不亲近北京,真心热爱台湾,时时以台湾政治安全为念。香港人民没有选举权,香港沦落到今天这一地步,不是香港人民的责任,因为世界见证过香港人民多年来的努力抗争。但台湾人如果为了短期利益,比如来自大陆恩赐的旅游收入、农产品购买、甚至一些大陆对台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就以为台湾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发财,选出一位心向北京的总统候选人,台湾成为香港第二就势所难免。而判定一个人是否心向北京,标准很简单,《圣经》有言,一个人的财富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一个人的政治上依靠北京扶持、或者财富依靠北京赐予,这个人对北京不可能挺直腰杆保护台湾安全。

也有人问及我为什么这么关心台湾?我回答说,不为别的,就为痛恨专制极权。极权政治、包括今天极权+行政干预下的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也就是我在《中国:溃而不崩》里说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已经让十四亿中国人生活在极不自由、缺乏基本人权保障的状态中。民主国家的三要素是自由、民主、法治,在世界四个华人为主体成员的国家与地区中,香港有自由、法治但无民主,新加坡有民主(选举)、法治但无自由,中国既无民主,也无法治与自由,只有台湾具备民主、自由、法治三要素。我不希望华人为主的国度中,唯一享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台湾沦陷。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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