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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毛“四个伟大”的由来:真的不是林彪的专利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毛泽东选择了这样的时机,用了这样的方式,让全国人民知道他对“四个伟大”讨嫌了,也就是向全国人民表示他对“亲密战友”讨嫌了。话说到这种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四个伟大”作为一句口号,其最完整的表达为: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亲密战友”关于“伟大领袖”的语录,四“伟大”与三“万岁”连接得堪称流畅完美,所以在自其面世后,立刻就显示其权威性,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改的,四“伟大”的前后次序也不能颠倒。

但如此严格规范的定式毕竟也有其发展、形成的过程。

一、“四个伟大”的雏形:3+1

早在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全国各地的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去大闹一场,才高兴哪!”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常人无法理解,过去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现在叫“大折腾”。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决定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那天上午九时半左右,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头戴一顶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在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也是一身军装,摇着“小红书”紧挨着站在他身边。

十时正,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陈伯达宣布会议开始并致词。陈在致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头衔就有了。

接着由林彪讲话,林彪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这样,林彪又给毛泽东加上了一个“伟大统帅”的头衔。

3+1=4了。其中三个是陈伯达提出的,一个是林彪提出来的。

这就是“四个伟大”的雏形。

二、“四个伟大”的第一次合成,康生是合成者

虽然“3+1”的雏形在8月18日的林、陈讲话中已经具备,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导中却还没有将它们捏合在一起。

到了第三天,即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篇社论开头就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它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注1】

这是经过合成的“四个伟大”第一次面世。

第五天,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又刊登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由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注2】

这以后,“四个伟大”的说法就流行开了。

至于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将“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穆欣的回忆还有具体细节:“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注3】

这就是说,进行合成操作的是康生。没有资料显示林彪或是陈伯达,或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参与了具体的合成。

穆欣说:“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当属于林彪与陈伯达和康生“共有”。

曾经担任过江青的秘书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历史细节特别重视,在他的文章中详细引述了穆欣的回忆,认为穆欣的看法“这是有道理的,符合历史实际。”【注4】

三、蒯大富与“四个伟大”

2009年4月27日,在一次有蒯大富参加的清华校友聚会时,两位文革时在校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校友曾经专此将蒯大富唤过来,澄清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是否是你老蒯“拟稿”?

蒯大富毫不含糊地回答: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确实是我拟稿的。

蒯随即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67年春末,位于二校门的毛主席塑像即将落成,就想请林彪题词。在一次中央首长接见时,蒯向叶群讲了这个意思,叶群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蒯就写了一个条子转呈林彪,请林彪题写“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纸条上还写着“横写竖写都可以”的话。【注5】

蒯大富写的条子是在《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口号基础上去掉了“我们”两个字,又在第一个“万岁”后加上了“万岁!万万岁!”五个字及两个惊叹号。虽说主要内容是抄来的,但蒯大富毕竟作了增减字。当时的蒯大富已成为造反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已经无人不晓,他在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无人不知。虽然比起林彪来,他仍然是“小不搭拉子”,但他以他自己的名义及《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名义请林彪题的词,叶群是欣然同意的。

如果没有蒯大富之请,就很可能没有林彪后来的题词。没有林彪的这一题词,“四个伟大”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蒯大富在“四个伟大”的口号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

四、“四个伟大”的林彪题词提前发表

既然,林彪题词原本是应蒯大富之请而专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照道理说应该在塑像落成之日正式发表。当然提前或滞后发表也都是可以的,但至少应该说明这是为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而题的缘由。

然而,林彪题词的手迹却正式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

5月2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称: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从上述报导中,人们清楚的看出林彪题词的缘由是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根本没有涉及蒯大富及即将落成的清华大学毛主席塑像。

三天后,即1967年5月4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

《清华文革的大事日志》描绘了那天清华园内的热闹景象:

彩色缤纷气球云集,迎风漫展红旗林立。林副统帅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刻在雕像上,映着骄阳金光闪闪。上午全校欢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塑像落成。【注6】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了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像落成时的“盛况”:

四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

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

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八点一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通过时间的提前,缘由的变更,林彪题词的份量加重了,“五一节”的份量加重了,但清华与蒯大富的份量却降轻了。人们看不出林彪的题词与清华大学有什么关系。不明真相、不知就里的校外群众甚至会认为蒯大富与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只不过是抄用了林彪的“五一题词”而已。

笔者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任何资料来直接解释与说明“变化”的原因及过程。

笔者初步分析:

作出“变化”决策的,只能是林彪本人或者是叶群的主意,即使是叶群的主意也一定会得到林彪的同意。

如果是由林彪本人直接指示的话,那么就与林彪对蒯大富的看法有必然的关系。而林彪对蒯大富是确实有很负面看法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注7】

虽然,林彪说这句话是在题词之后,但表明了林彪内心对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充当中央文革马前卒的蒯大富的不满是由来已久了,也表明了林彪对“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完全赞成的。

如果这个“变化”是出于叶群的主意,那说明在这一点上叶群的眼光颇为“远大”。叶群充分利用了这个题词加大对林彪的炒作力度,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而不想让蒯大富这个“小不搭拉子”独擅其美。

对于这个“变化”,清华大学师生同样也是十分敏感的,对清华文革进程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蒯大富的同班王同学回忆说:“这个题词,确是蒯向林彪提出的。”“在修建中,就听蒯不止一次的说林副主席答应给题词。”“到了五一前,又听说,不宜说是给一个组织提的,登到报上全国用。说是给一个学校题的不太好。”“那天题词到了清华,在西大操场向同学展示,我参加了。我们排成一排,一位举着题词左右走让大家看,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去年我问过蒯,这个原字哪里去了?假如在,就值钱了。蒯说,后来也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参加了塑像制造的戚同学回忆说:记忆中林彪的题字确实是为清华的毛泽东塑像提的。当年五一前夕(好像是四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的夜里)派人从中央取来的题字原稿,然后突击刻在塑像的基座上。至于题字被发表在五一报纸上,我认为应该是为扩大林彪题字的影响吧。

孙同学在文革时是蒯手下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他回忆说:然而,题词发表时却“抹杀”了老蒯的功劳。——塑像题词已堂而皇之地改变为“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同时老蒯能捞到的政治资本也大打折扣了。【注8】

当时的清华围绕着“解放干部问题”已经初步形成了意见不同、情绪对立的两派,站在蒯大富对立面的是以沈如槐、孙怒涛等为首的“414派”,当时的组织简称为《414革命串联会》。工物系的孙维藩同学是《414串联会》的一名普通群众,他在日记中写道:

1967/5/1星期一晴

今天发表了林彪同志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六七年五一节”。这是为我校毛主席塑像题的,但报上没说,看来中央对老蒯是有了解的。【注9】

林彪大概没有想到,他的题词发表时间与缘由的“变化”,居然被清华《414》的群众理解为中央对蒯大富的看法是有保留的。

五、林彪是“四个伟大”的专利拥有者

由于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首先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继之,《人民日报》又对此进行了大力炒作,紧接着由林彪题词的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报纸上又是一番炒作,“四个伟大”就成了神州大地的一股旋风,同时也催生了长达十多年的劳民伤财的“塑像风”。虽然全国各地所建造的“毛主席塑像”造型不一,尺寸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大都沿用了这一林彪题词。

从此,“四个伟大”,就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广泛的流传开来,与之同时也将林彪的名字与“四个伟大”紧紧地扣在了一起。

在“四个伟大”定型前,中央领导人、红卫兵、造反派、普通群众对毛泽东的称谓都是各说各的,无非是在“敬爱的”或“亲爱的”之前之后,将领袖、导师、红太阳、大救星——这些最好听的名词中任意选择并任意排列组合,形成了各种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口号”与“颂词”的“搭子”。其中“统帅”用的并不多,“舵手”的说法更是少见。但是,这些说法在中共历史上全都曾经出现过。周恩来就曾说过毛泽东是“艄公”,他在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犯错误的责任时说: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注10】

更早在延安整风时期,陈毅也已经称呼毛泽东为“船老大”了。

无论是“艄公”还是“船老大”,这些称呼都有“舵手”的涵意了。

自从林彪作了“四个伟大”的题词后,全党、全国人民这才口径高度统一,动辄就是“四个伟大”,排序不能变,三个“万岁”一个也不能少,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创了,也没有了自创的余地。

虽说林彪不是“四个伟大”唯一的原创,但他是原创者之一,他的地位及他所起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了陈伯达与康生,所以将“四个伟大”挂在林彪的名下,不仅是“自然形成”,也是“人心所向”,更是历史的真实。

打个比喻,如果将“四个伟大”比作为一项专利,林彪就是唯一的“专利注册者”。“专利注册者”也不一定是“专利发明者”,而其它在“专利”发明过程中的参与人,又从来也没有与林彪来争抢这个“专利权”。

曾经喧嚣五、六年之久的“四个伟大”是“个人崇拜”史上一件绕不过去的事,搞清楚它形成的过程,再现当时的历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阎长贵先生是有影响的文革史专家,在他的《关于“文革”中“四个伟大”由来的历史考察》及《“四个伟大”是谁提出来的?》两文中,相继郑重指出“四个伟大”并不是林彪提出来的,它是一个集体创作。并向读者呼吁“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以讹传讹了。”【注11】

笔者认为阎先生的理由是有一点的,但是不充分。阎先生的这一“呼吁”也是不必要的。笔者一向对阎先生治史的严谨态度深为感佩,但对在这一点上的“史识”却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四个伟大”归结于林彪的名下,说成是林彪提出来的,都不是“以讹传讹”,而是更大、更重要的历史事实。相反,如果仅以陈伯达、康生,也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其它人曾经参与的历史细节而淡化林彪的主导作用,这倒不是历史的真实了。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意思。

诸如“四个伟大”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关于“三个副词”的由来就是另一个典型事例。

林彪于1966年12月16日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写道: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前面用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作为前置状语,后面是三个动词:“继承、捍卫和发展”,联在一起,不知有多么好!当年,凡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再版前言”无不倒背如流;即使缺少文化的,如叶群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一手培养的“顾阿桃”这样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太太也能倒背如流,可见这“三个副词”的普及程度。

但是,“三个副词”也不是林彪首创的。据周恩来对吴法宪讲:

“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

如此说来,“三个副词”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发现者是周恩来,林彪只是一个应用者。

随着林彪所一再推广的群众性学毛著运动的蓬勃展开,随着“小红书”人手几册随身携带,“三个副词”早就变成林彪的了。林彪既没偷,也没抢,就像“四个伟大”一样,不知不觉中就归属于他了。当年的老百姓只知道这“三个副词”是林彪说的,谁也不知道原来邓小平说在先。

笔者在文革时就是在北京的大学生,也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也不知道周围的同学中有谁知道这回事。直到前几年,看到吴法宪的回忆才知道历史上竟曾有过这样一出戏。更想不到当下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硬要将此发明权“谦让”地还给邓小平。

邓小平虽然说过这“三个副词”,但后来归于林彪了。无论是在邓失势时还是得势时,他自己从来没有出来说明这一点。邓小平早就放弃了。

再举“一句顶一万句”的例子。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不过是一句口头语,与形容封建皇帝的“金口玉言”的意思也差不多。但是这句话被林彪在文革前后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

1、“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1月25日《解放军报》

2、“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1966年“五一八”讲话

3、“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1967年3月2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三个版本大同小异,第一个用“顶”,第二个用“超过”,第三个用“等于”。

正是由于林彪的反复推销,“一句顶一万句”家喻户晓,在“造神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理所当然地也归属于林彪的创造。

对此,现在也有人为林彪“抱不平”,比如堪称“林彪研究专家”的舒云女士居然说:“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只是一个形容词,像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样。”

解放后,林彪之所以从一个长期养病的“老病号”异军突起,最终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宝座,并不主要是靠他解放前的军功,更重要的是靠他狂热的、无节制地推行“个人崇拜”起家的。当年这些“四个伟大”、“三个副词”、“一句顶一万句”与“顶峰论”、“天才论”、“四个第一”——全都是林彪“造神运动”中的“主打歌”与“组合拳”,它们在“造神”的同时也为林彪捞取了很大的政治资本。

如今这“三个副词”、“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与林彪其它许多阿谀奉承的话全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从当年的“香饽饽”变成了“臭狗屎”。如今想甩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就像背在背上的一只湿漉漉的粪袋子,早就凉溲溲、臭哄哄地贴紧在林彪的背脊梁上了,现在想甩,晚了!不可能了!谁让你当初当作宝贝似地捡了去的呢!

六、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演变

前述,如将“四个伟大”比作一项“专利”,作为“专利权”拥有者的林彪当然也是“专利”受惠者。当亿万军民在对“伟大领袖”顶礼膜拜之际,这位“造神运动”的大祭司也同样享用了亿万军民“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祝词。

那么,此项“专利”有没有审批同意者呢?

有的,他就是毛泽东。

早在“四个伟大”还处于“3+1”的雏形阶段时就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口宪”御批。

笔者注意到在吴法宪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相关叙述,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开始前,负责大会保卫工作的吴法宪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一起审阅和修改大会的讲话稿。

这个历史细节告诉我们:“四个伟大”中的“三个伟大”与“一个伟大”是毛泽东当时审阅时就已经分别同意了的。

在“四个伟大”流行的五年多时间内,毛泽东耳听目睹了无数次,他早就用他的“微笑”在全国军民面前表明了他的态度。虽然间或也有不满的发作表演,但都是在内部极小的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人与闻,毛泽东既不强调,也不重申,更不连续。

“四个伟大”面世三个多月后,196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文件中,亲自将“四个伟大”删去,但却没有任何文字上的“批示”及语言上的“指示”。当然,凭周恩来的精明与细致,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个细节。但他能有什么具体动作呢?他也只能当作是伟大领袖的“伟大谦虚”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这样一次对外讲话的记录稿,当然会有多一些的高层人知悉,但他们又能怎样想呢?

喔!又一次的“伟大谦虚”!我们怎么办?只能该怎样喊还得怎样喊!

1967年7-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嫌!”这一次,毛泽东将自己对“四个伟大”的不满情绪宣泄得既浓郁又清晰。既然是惹你“讨嫌”了,那你就下个命令不就得了吗?也没有。事涉“伟大领袖”,又涉“亲密战友”,天大的事,你又没有一个正式的“最高指示”,谁敢造次啊?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心态就是既要表现“讨嫌”,又不加以阻止,先就让这件事糊里糊涂的混下去,真要挑明态度还得寻找另外的时机。

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对刘少奇已经作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决议,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胜利”。于是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才在枝节上有所明朗。有一次,他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注12】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分歧已经呈现在与会的党国要人面前。会后,毛泽东选择了一个微妙的时机将他对“四个伟大”的不满进一步公开表示。

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话题。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

1971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将这次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注13】

毛泽东选择了这样的时机,用了这样的方式,让全国人民知道他对“四个伟大”讨嫌了,也就是向全国人民表示他对“亲密战友”讨嫌了。

话说到这种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七、结语

(一)、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林彪的讨嫌并不是由对“四个伟大”的讨嫌引起的;相反,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讨嫌却是由对林彪的讨嫌引起的。

(二)、毛泽东需要“个人崇拜”的原因:

1、享受精神上的愉悦。诚如陈毅在诗《手莫伸》中所写:“颂歌盈耳神仙乐,爱河饮尽饥若渴。”

2、政治斗争中的工具。

为了打倒刘少奇,所以他不仅容许个人崇拜,而且要制造个人崇拜,所以他批准并长期容忍了“四个伟大”。

前者是常人之人性之弱点;后者是“伟人”之所以不同于“常人”之处。

(三)、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降温的原因

1、九大开过了,刘少奇打倒了,林彪式的“个人崇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2、毛泽东一向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他曾这样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注14】眼下,刘少奇已经打倒了,面对军方势力的日益坐大,林彪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势必要对林彪下手。于是,新的革命阶段来到了,新的革命目标也已经锁定了。

林彪是靠鼓吹“个人崇拜”起家的,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降温,就是对这个新目标的“釜底抽薪”。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升温”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今“降温”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四)、当年毛对“个人崇拜”的“降温”,仅仅是针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搞掉林彪后,“个人崇拜”以新的形式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无忌。终毛之世,不可盈绝,忽忽至今。

注释:

【注1】: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10月北京第2版56页。以下简称为“阎书”。

【注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七十五)“支持‘红卫兵运动’”

【注3】:阎书57页。

【注4】:阎书57页。

【注5】:见于清华校友网2010年1月27日

【注6】:原蜀有、邱心伟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173页。

【注7】: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揪刘火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中),一天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时,“林彪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令我当时颇为惊奇的话。”

【注8】:以上均见于清华校友网2010年1月27日前后

【注9】:孙维藩著:《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164页。

【注10】: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21人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6)”

【注11】:阎书55-58页。

【注1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七十八)“林彪事件”

【注1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五章《周旋在文革营垒的内斗之中》第三节:“毛、林交恶的根由”

【注14】: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1期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炎黄春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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