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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国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一系列在毛统治下的稀奇古怪之物,稀奇古怪之论,如潮涌现,纷至沓来。它们释放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对财富的欲望,调动了被撒切尔夫人称为“天生的资本主义者”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使中国的经济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日益密切。由于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出现,给中国人提供了选择职业的空间,这就削弱了过去毛时代的国有化的“单位制”对人民的全面控制能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恐怕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一个口号

八十年代,比较而言,是中共自1949年执政以来仅有的一段相对开明的“黄金时代”。原因主要在于中共在经济政策方面走出了毛泽东的阴影,从极权主义的统制型经济向自由经济迈出了第一步,从而解开了向宪政方向移动的经济束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恐怕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一个口号。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八十年代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邓声称,天塌下来,有胡赵撑着。三人之间,在对毛的主要遗产的反叛上,在经济改革的理念上,是大体契合的。而胡的热情诚恳,开朗豪爽,大刀阔斧;赵的精明能干,思路开阔,厌恶教条,与邓的务实主义,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正好相得益彰。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在这一“铁三角”的推动下,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开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狱,权力下放,搞活经济。......长期沉闷窒息的神州,骤然风生水起,虎虎有声。

中共经济政策的核心,包括前面已提到的“包产到户”和“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措施,总起来看,可称为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改革,其方向实质是指向市场经济。

所谓“分权化改革”,首先是针对原来中共高度极权的经济体制,实行中央对企业的权力下放和利益下放,并逐步向“政企分开”过渡。因此原来在毛时代不可想象的东西,如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雇工、长途贩运、农民大量进城、股份制、股票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一系列在毛统治下的稀奇古怪之物,稀奇古怪之论,如潮涌现,纷至沓来。它们释放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对财富的欲望,调动了被撒切尔夫人称为“天生的资本主义者”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使中国的经济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日益密切。由于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出现,给中国人提供了选择职业的空间,这就削弱了过去毛时代的国有化的“单位制”对人民的全面控制能力。

所谓“分权化改革”,另一层涵义是区域经济自治的意思,是指中央对省市自治区等地方的权力下放,利益分成。并使各个地区相互之间出现体制性竞争,导致促进制度改革的目的。实际上,“经济特区”政策就是区域经济自治的措施之一。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独立性的相对增加,使地方政府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利益的代言人,而日益减弱了其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利益的角色。它们与中央的经济关系日益增强了讨价还价的谈判协商关系的成分,而越来越削弱了直接听命于中央的上下级关系色彩。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成果是乡镇企业的兴起。这种农村办工业、农民办工厂的现象,构成了中国的八十年代区域性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和景观。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大陆在城乡户口严格划分的制度前提下,农民只能“离土不离乡”办工业的客观处境;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是中国在经济起飞初期的一种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地转移的创造性模式。它在八十年代带动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成果是乡镇企业的兴起

就全国来看,国营经济成分在国家经济中比重的降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后果。在农村,本来就少有国营经济,在改革前,农民的家庭收入2/3来自集体经济,1/3来自私人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城市亲戚的帮助。但自从实行包产到户之后,从1983年起,农民收入中来自集体的部分竟然大幅度下降到了1/10!在城市,改革前,国营经济几乎垄断了全部经济活动。但是改革之后到1989年,城市职工的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半以上是与市场挂钩,而不是与国家计划挂钩了。同时,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1988年也下降到了56%。而国营经济的衰落与民营经济的崛起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这使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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